關於中國文化，梁漱溟先生有本經典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作於1920年代。在那個大變局時代，中西文化激盪衝突。國弱則勢弱，西方文化有科技船炮做支撐，代表著進步，一貫而入，所向披靡；中國文化則像古董，看著好玩，在國際競爭中全不實用，步步後退，幾乎要被連根拔起。
經歷過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的失敗之後，有識之士愈發感到要加速引入西方科技與制度，可東西文化在根本上不相容，導致很多西方化的努力以失敗告終，於是便有了“假如採用西方化，非根本排斥東方化不可”的呼聲。
可是，究竟何為東方化？何為西方化？二者又有何本質差異？不對這些問題做個徹底探究，要改造文化談何容易。在那個大師輩出的時代，梁漱溟先生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西文化之根本差異
對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梁先生事後多有悔惱之語，認為書中觀點多有偏頗錯誤之處，並一度要求出版社停印。不過，對書中核心論點，梁先生又極其自信，自言“百世以俟，不易吾言”，並補充道：
“關於東西文化的核論與推測有其不可毀滅之點，縱有許多錯誤、偏頗、缺欠，而大端已立，後之人可資以作進一步的研究。”
關於東西文化，梁漱溟認為，西方的文明是成就於科學之上；而東方則為藝術式的成就。中國的很多事物，都是師徒心傳的手藝（特指封建時代的中國，下同，作者注），沒有形成專門的學問，所以“中國人講學說理必要講到神乎其神，詭秘不可以理論，才算能事”；而西方則靠科學，“講學說理全都要步步踏實，於論理一毫不敢苟”，把一切分門別類，衍生出細分的學科和學問。
以看病為例，西醫處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藥，無大出入；中醫的高手，水平全在開單用藥，病灶病因與藥品溫涼，憑主觀判斷，十個醫生十個藥方，可以十分懸殊。
隨之而來的是，西方文化求新，事事日新月異；中國文化尚古，幾千年不見進步。因為“科學求公例原則，要大家共認證實的，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貴便在新發明，而一步一步腳踏實地，逐步前進，當然今勝於古。藝術在乎天才秘巧，是個人獨得的，前人的造詣，後人每覺趕不上，其所貴便在祖傳秘訣，而自然要嘆今不如古。”
在中國，“既無學術可以準據，所以遇到問題只好取決自己那一時現於心上的見解罷了。從尋常小事到很大的事，都是如此”。所以，中國的讀書人，熟讀四書五經，案子也審得，財政也理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了一件事；在西方，則決然不同。這就顯出了19世紀之前中西方在社會治理上的區別：中國尚人治，西方尚法治。
人治之下，自然有尊卑高下，有“治人”與“治於人”之別，且“有權的無限有權，無權的無限無權”，中國人不當他是一個立身天地的人，他當他是皇帝的臣民，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中國人在國家層面是皇帝的臣民，在親子之間是父母的兒女，是父母所有的東西。
“他父親如果打死他、賣掉他都是可以的，他的妻子是他父母配給他的，也差不多是他父母所屬有的東西，夫婦之間做妻子的又是她丈夫所屬有的東西，打她、餓她、賣掉她，很不算事”。
此便是所謂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西方法治之下，人人“治人”，人人也“治於人”，去尊卑而得平等。“公眾的事大家都有參與做主的權，個人的事大家都無過問的權”，於是便有了“個性的伸展”。個性伸展必然輔以社會組織發達，否則各行其是，沒有協調，是走不通的。個性與社會性，互為扶持，缺一不可，所以西方的社團群體也很發達。
因社會性發達，西方注重社會公德，講究公私分明；中國則講五倫私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為朋友兩肋插刀甚至可以枉顧法律，公私不分明。
文化差異因何而生？
上面略講中西文化差異，但差異因何而生呢？同時代的學者多講“地理決定論”，即：
“希臘國小山多，土地磽瘠，食物不豐，勤勞為活，所以要發明自然科學，征服自然；中國地大物博，無發明自然科學之必要，所以卒不能產生自然科學”。
梁漱溟先生並不認同，在他看來，迫促的境遇不是適於產生科學的緣法，倒要從容一點才行，單為用而不含求知的意思，其結果只能產生“手藝”“技術”而不能產生“科學”。所以，西方文化裡對科學的推崇，與“希臘國小山多，土地磽瘠”無根本關係。
梁先生認為，文化並非別的，乃是人類生活的樣法。文化的不同，根源於面對生活中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不同。
面對問題時，所有人類的生活大約不出三個路徑：
（1）向前面要求；
（2）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
（3）轉身向後去要求。
對應來看，西方文化，是以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征服自然的路子；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與自然融合的路子；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出世的路子。
在漫長的中世紀時代，西方無疑走的是第三條路，尋求在天國得救，但文藝復興重新讓西方走向第一條路。關於這種轉變，著名教育家蔣夢麟曾評論道：
“文運復興的起始是要求人類本性的權利，後來引到發展自然界的新觀念和研究的新方法。……西洋人民自文運復興時代改變生活的態度以後，一向從那方面走——從發展人類的本性和自然科學的方面走——愈演愈大，釀成十六世紀的‘大改革’，十八世紀的‘大光明’，十九世紀的‘科學時代’，二十世紀的‘平民主義’”。
《歐洲文藝復興史》的作者蔣百里先生也曾評論道，“人也者，非神之罪人，尤非教會之奴隸，我有耳目，不能絕聰明；我有頭腦，不能絕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絕判斷”。足可見，擺脫了教會的轄制，西方文化才終於走上了“向前要求”之路，開闢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新時代。
就中國而言，在走第二條路，如梁先生所言：
“中國這一套東西，大約都具於《周易》。講《易經》的許多家的說法原也各有不同，無論如何不同，卻有一個為大家公認的中心意思，就是‘調和’。他們雖然不一定像這樣說詞，而他們心目中的意思確是如此，其大意以為宇宙間實沒有那絕對的、單的、極端的、一偏的、不調和的事物；如果有這些東西，也一定是隱而不現的。凡是現出來的東西都是相對、雙、中庸、平衡、調和。”
在這種文化思想下，“中國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慾、攝生，而絕沒有提倡要求物質享樂的，卻亦沒有印度的禁慾思想……他持這種態度，當然不能有什麼征服自然的魄力……他持這種態度，對於自然，根本不為解析打碎的觀察，而走入玄學直觀的路”。
至於印度，則是第三條路，“印度人既不像西方人的要求幸福，也不像中國人的安遇知足，他是努力於解脫這個生活（出世）的”。
中國文化是要復興的
由於西方國勢強盛，所以一般人看來，西方文化的第一條路是高級的，而印度第三條路則是落後的。梁漱溟先生的觀點則恰恰相反，在他看來：
“西洋文化的勝利，只在其適應人類目前的問題，而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1920年代，作者注）的失敗，也非其本身有什麼好壞可言，不過就在不合時宜罷了。人類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國人自也這樣，卻他不待把這條路走完，便中途拐彎到第二路上來；把以後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還處在第一問題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裡能容你順當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種曖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樣鮮明；並且耽誤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問題之下的世界現出很大的失敗。”
所以，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並非落後於西方文化，只是提前跳過了第一階段罷了。如印度文化，因先天條件不同而提前走上第三條路：
“大約印度當時因天然賜予之厚，生活差不多不成問題，他們享有溫熱的天氣，沃腴的土地，豐富的雨量，果樹滿山，穀類遍地，不要怎樣征服自然才能取得自己的物質需要，而且天氣過熱也不宜於操作；因此飽足之餘，就要來問那較高的問題了。”
當然，印度文化提前走上第三條路，與其種姓制度也有關係。“本來印度人的那種特別生活差不多是一種貴族的生活，非可遍及於平民，只能讓社會上少數居優越地位、生計有安頓的人，把他心思才力用在這個上邊。”
就中西文化而言，梁先生也是認定為講究“調和”的中國文化更勝一些。在他看來，西洋近百年來的經濟變遷，表面非常富麗，而骨子裡其人苦痛甚深，因為西洋人風馳電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淪喪苦悶，所得雖多，實在未曾從容享受。正所謂：
“無論什麼人——自低等至高等地位——都要聚精會神在經濟競爭上：小心提防失敗、貧困、地位低降，而努力刻意營求財貨。時時刻刻算帳並且抑制活潑的情感，而統馭著自己，去走所計算得那條路。他不敢高狂，不敢狷介，不敢慷慨多情乃並不敢戀愛；總之不敢憑著直覺而動。……其苦惱還不在抑制統御，而在抑制統御之後所生煩悶、倦疲、人生空虛之感。這才是大苦惱，人當此際簡直會要潰裂橫決！斷不會容他長久如此。”
所以，儘管以發展經濟為核心的第一階段是必經階段，但終歸，人類社會要從物質不滿足時代進入精神不安寧時代。這個時候，人類不再能承受“以對物的態度對人”，也不能容忍“外面生活富麗，內裡生活卻貧乏至於零”的狀態，主流的文化模式不得不變。
於是，自然得出一個結論，中國文化是要復興的。
跳級是行不通的
但是，復興是未來的事，當下階段卻要補課，即提倡奮往向前的風氣，著力於科學精神的發展。
“我們東方文化其本身沒有什麼不及西方之處；所有的不好不對，所有的不及人家之一點，就在步驟凌亂，成熟太早，不合時宜。”
我們處於第一個問題之下的世界（物質不滿足時代），卻直接走上第二條路（精神層面），一旦與世界接軌，必然是節節失敗。
站在1920年代的時間節點，梁先生得出結論：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推動科學精神的發展、追求個性之伸展，仍是復興傳統文化之前所必經之階段。
以上，僅僅粗略概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要點，更多精彩觀點，建議大家去看看原書。本書雖成於1920年代，但文化演變何其緩慢，時至今日，書中的真知灼見對於我們認識當下的環境與社會，仍有諸多啟發裨益。
經典，向來是不過時的。
進入21世紀的今天，我們仍處在補課的第一階段——追求創新、奮勇向前。這個階段側重於物質進步，難免對精神層面照看不足，但世間本就沒有兩全之事，跨過這個階段，才能進入下個階段。
就每個人而言，倒不妨多接觸傳統文化，豐富精神生活，與注重物質進步的大環境做個調和。
1、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華書局，2018.
本文由“蘇寧財富資訊”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薛洪言，首圖系許露茜原創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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