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
顾颉刚的古史观带来的直接冲击就是顿促我们去思考历史与现实中某种/某些流行观念的起始流变，换言之，也即某一观念的历史。某一观念不仅存在着发展演变史，其本身也构成一部历史。
观念史的研究，在于厘清某种观念的形成机制，以现有材料为出发点，然后综合考察材料的特性，挖掘出材料背后所蕴含着这各个时代的文化观念，以此铺陈便可以梳理出一部观念的沿革史。这一历史观对小说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它促使我们去思考现成的、久经不动的、乃至不证自明的种种小说观念、概念的由来问题；它迫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无法知晓我们自身的观念是否僵化，是否有意无意中也充当了某种观念的“助手”或者“帮凶”，对现存的看似合理正当的意识、观念发起挑战，这无疑会逼迫我们去思考一些关于小说本体方面的重要信息。
一 古史辨的内核：“层累”
按照顾颉刚的本意，起初涉及的研究思路是由小见大，即先由细部开始，一本本地阅读与古史有关的书籍，从中摘录出涉及古史的相关材料，然后汇编总结起来，最终汇成一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殊难预料地是，这一计划还没展开之前，顾氏就在一封给钱玄同的信中早早抛出了自己的结论，这封信一发表，由此也引发了1923年古史的集中讨论，这一过程是使顾氏又惊又喜的 。在致钱玄同的信——即《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氏将自己的古史理论集中概括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其具体内涵则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代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顾颉刚的古史观，一方面缺是受了胡适的历史演进法启发，熟稔地运用此种方法又重构了古史的面貌，另一方面又不单纯局限于此，有所超越。胡适用此方法处理的文艺性质的小说，探讨一个故事的形成史，与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样，指向的是文艺；而顾颉刚面对的对象则不同，他处理的是历史，而且是纷繁复杂几乎毫无头绪的历史，这不容许有一丝的臆想，必须实证，因而处理起来也就必须十分谨慎。顾氏此前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虽然为此提供了思路，但也只是参考，准备工作而已，顾颉刚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观念源于对古书古史的长期覃思，这一点可以在其洋洋洒洒的自序里看到。
二 古史的方法论：“剥皮主义”
顾颉刚受惠于胡适的方法论，他曾子自序中承认看到胡适水浒传考证以及红楼们研究相关材料的震撼，也惊异于胡适的历史演进法，但是顾颉刚的创新体现在哪里呢？只是单纯地移用这种方法吗？较之胡适，我们看到顾颉刚运用此方法梳理的孟姜女故事似乎比胡适更有生机，或许是囿于“历史癖”和“考据癖”，顾颉刚的故事研究呈现出知识与趣味，将民间故事背后的意蕴充分展示出来。对于历史研究，顾颉刚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的变迁是怎样。”
顾颉刚的这种观念得到胡适的大力称赞，胡适认为这种“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而且“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效的” ，一向重视方法，热衷总结方法的胡适也替顾颉刚总结了他的研究方法：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胡适也将这种方法概括为“剥皮主义”，由外而内，剥去层层附加于历史表层的东西，逐渐抵达事物的中心。置于其对材料的态度，有学者回忆曾回忆道“他的知识来源，有诸福宝与老虎外婆，有无论哪一事哪一地的歌谣，有无论哪一腔调哪一班子的戏剧，……有圭璋璧瑗与石刀石环，有碧霞元君庙的茶、盐、面、粥、馒头、路灯、拜垫、扫帚、茶瓢、膏药与五虎棍、自行车、杠子、秧歌、音乐、舞狮、戏剧、修路、补碗、缝锭等等。” 这种对史料的态度，当然值得我们取法，虽然某些材料看似无用，但是存在即合理，依然由这些琐碎不起眼的材料中析离出一个时代的趣味。这对于正本清源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三 从古史到小说
古史中存在这样的情形，但小说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形呢？确实存在，故事的形成是非常复杂的。起初一个故事可能只有简单的框架，就像顾氏所研究的孟姜女故事那样，只是一个单纯的叙述，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在变化演进中，后人不论处于什么原因，都极力地为这一层故事添加加叶，因而一个故事越来越有声色，最终汇聚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进而广泛流传于民间。
考究顾颉刚的古史观及其方法论，其对小说研究的更为具体启悟暂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小说史观念的刷新。根据不同的类别，我们可以以不同观念为基点，然后来总结梳理这一观念的起承转合。如以以话本为单位，则可以梳理话本小说的起始流承，进而可以总结出一部话本小说史 ；以章回为单位，则可以总结出一部章回小说史 ；以内容分，则志怪小说史，公案小说史，以情节模式，则又可梳理才子佳人模式，婚变负心模式 ；等等，总而言之，选择一种标准，确立某种观念后，我们便可以由此出发，去探究这一观念的发生发展，继而便可以绘出这一观念变迁的历史地图，长此以往，则某种小说观念/概念变迁的问题便昭然无疑影，这对理解某一类型小说的流变意义颇大。
小说文本的研究。胡适已经整理过水浒的脉络，从情节，结构，写法，人物，描写能力，思想变迁等方面细致梳理了水浒故事的历史流变，参照顾颉刚的古史观念同样也可达到这种效果。以熟知的现代小说《阿Q正传》为例，也可运用“层累”的方法整理分析一下这篇小说复杂的命名过程。20年代，《阿Q正传》发表之初，鲁迅，胡适等都将其称之为短篇小说，但与此同时也有谭国堂向《小说月报》写信，称之为长篇小说，茅盾回信也附议此种看法；30年代，苏雪林（案：此时的苏雪林暂未与鲁迅闹翻，还未开始攻讦谩骂鲁迅，故其对鲁迅小说的看法仍可参照）、欧阳凡海等仍然称之为短篇小说；40年代，茅盾在论专门论述鲁迅小说创作的长文中又转而改口，称其为中篇小说；50到60年代，大陆主流的三部文学史著作则对此命名问题避而不谈；70年代作家孙犁则辟文专门讨论《阿Q正传》为中篇小说，其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大都延续这种看法，将《阿Q正传》定为中篇小说，基本没有发生分歧，命名问题也暂时得以解决。以上则是简单介绍了《阿Q正传》这一命名历程，其体式命名竟跨越如此长度，颇使人惊咋。细致梳理每一次命名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小说观念发生期的混乱与淆杂，也充分反映出各个时代的审美、研究风尚，仅此一个文本便可管窥一个观念是如何发生，然后通过种种方式生发扩展最终形成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并非囿于某一圈子或团体，而是全民。在厘清了种种观念的由来时，我们会为此种观念的发现而惊喜，同时也会感到恐怖，我们很难料到自己竟然会一种观念钳制如此之久，而且经常自以为正当便加以运用，无意中也充当着某种观念的传布者，巩固该观念权威的一份子，细细想来，怎能不叫人“纳罕而且害怕”？
民间的活态文本。在文学研究日益深入的当下，小说研究如何获得活力和生机，能否将书斋里的研究与实物研究相结合这是一个颇值得深思的问题。现代民间仍然有着一定的说书艺人，百年前的三国故事由现代的艺人讲说又呈现出怎样一种风貌？再者，如今的普通村落，仍然有三国、水浒、西游故事的流传，民间关于个中故事、人物的讲述又有什么特点？复次，网络、游戏、段子、表情包、影视、网络小说、造型艺术、演艺活动等等，我们现代人对流传至今的各类故事又进行了怎样的拼接改装？其中又包含着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观念？这些都是可加探究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确是要走出书斋，非做一番调查的功夫不可。正如顾氏所言，“无稽有无稽的法则”，尽管现在的网络世界充斥这对经典之作的戏仿，乃至颠覆，更甚者如粗俗的恶搞等，这些无不体现着一定形态的观念，这些流动在书本之外的种种事物都可看做是一种活态性的“文本”，——而且是一个分散，分裂的文本，并不像存留于纸页上的固定文本。这种活态的东西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阳春白雪也好，下里巴人也罢，是金屋藏娇，抑或是藏污纳垢，无不映射出一定圈层的人们的趣味与观念，如若加以整合颇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世态人心。
四 小结
顾颉刚的古史观给人的冲击是巨大的，它迫使人们去反思一个根本问题，即我们关于事物的种种观念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向我们欣欣然的不证自明的东西发问，从这个意义上，古史观又具有某种哲学意味——或许这可视为当初顾氏选择哲学为业的收获。 然而尤为重要的是古史观的提出并非只是给某种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和范式，还应看到它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具有超出文学研究或历史研究的一面，它于此之外也促使我们反思自己对某种观念的接受与疏离，而这又是超离了其对狭隘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启迪的层面，从而走得更远，——这或许是古史观带给我门的意外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