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齊白石的朋友圈“第一人”，絕大多數人一定會說是徐悲鴻。一些文字資料，一些頗具影響力的影視作品還形象逼真地“再現”了徐悲鴻如何把一個木匠提攜成了教授和人民藝術家。
早在20世紀商務印書館版的《齊白石藝術研究》一書中，就有學者曾指出這完全是空穴來風。追本溯源，在存世的文字資料中我們看到的“流言風頭”，便是曾經做過徐悲鴻夫人的廖靜文的那本頗多疑點、頗多爭議的《徐悲鴻一生：我的回憶》。
齊白石與徐悲鴻
在書中，廖靜文“回憶”了發生在1929年9月徐悲鴻“三顧茅廬”去請木匠出身的齊白石“出山”，齊起先如何“婉言謝辭”，徐三顧以後，齊如何被感動，及如何談到自己的擔心：“遇上學生調皮搗亂，我這樣大歲數了，摔一個跟頭就爬不起來啦!”後來徐悲鴻如何親自駕馬車接送，親陪上課，齊白石又如何“激動得發抖”，興奮地表示“我以後可以在大學裡教書了，我應當拜謝你”“話音未落，他便雙膝下屈……”這些充滿著生動細節的“回憶”，使全中國的人都毫不懷疑：沒有徐悲鴻，便沒有畫史上那個偉大的齊白石。
事實上，齊白石此前早就成了名，首先禮聘齊白石“當教授”的不是徐悲鴻，而是林風眠。而且“提攜齊白石”的不是徐悲鴻一人，至少早在20世紀20年代，掌握了北平藝壇“話語權”的陳師曾就成了齊白石生命中的“貴人”。令人費解的是，這一切已被一些研究齊白石的文章書籍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記錄在案，至於後來為什麼沒能產生影響，是什麼原因使它們被閹割和遺忘了，稍有點歷史感的人不言自明。
至於陳師曾對齊白石的知遇之恩，除齊白石《自述》之外，張次溪筆錄的《白石老人自傳》(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10月)和張次溪著《齊白石的一生》(人民美術出版社1989年8月)、林浩基著《彩色的生命：藝術大師齊白石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87年9月)以及胡佩衡等著《齊白石畫法與欣賞》(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年)幾部書都有明確的記載。
1917年，齊白石第二次到北京避匪患，在琉璃廠南紙店賣畫、印石，就受到當時北京畫壇領袖陳師曾的賞識。陳師曾的循跡造訪，使兩人成為莫逆之交。在陳師曾的勸告下，品格不錯但畫法太似古人、太拘謹的齊白石準備“衰年變法”。齊白石自稱，“餘作畫數十年，未稱己意，從此決定大變”，“師曾勸我自出新意，變通畫法，我聽了他話，自創紅花墨葉的一派”(《自述》)。
齊白石真正變法是從1917年底回湖南，1919年初再返北京後開始的。變法的確是受陳師曾的啟發而進行的，也時時受到陳師曾的幫助。胡佩衡這位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的導師、齊的朋友就說過，陳師曾曾對他講，齊白石“思想新奇，不是一般畫家能畫得出來的……我們應該特別幫助這位鄉下老農，為他的繪畫宣傳”。
經過三年的變法，到1922年，陳師曾攜齊白石畫在日本東京參加中日聯合繪畫展覽會，齊畫大受追捧，名聲大震於東瀛，畫價亦暴增。對此，齊在自傳中不無欣慰地寫道：“二尺長的紙，賣到二百五十銀幣(是當時齊白石國內價格的100倍)……還聽說法國人在東京，選了師曾和我兩人的畫，加入巴黎藝術展覽會……我做了一首詩，作為紀念：‘曾點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紙眾爭誇；平生羞殺傳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從此以後，我賣畫生涯，一天比一天興盛起來。這都是師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1923年陳師曾病故，齊白石十分傷心。
中國畫學研究會與日本畫界交流密切, 陳師曾(前排左四)
1922年以後，齊白石國際國內聲名鵲起，外國人都湧至齊白石家裡買畫，琉璃廠的老闆也熱情起來。有齊白石自己之詩為證：“一身畫債終難了，晨起揮毫夜睡遲。晚歲破除年少懶，誰教姓字世都知。”且自注雲：“因外客索畫，一日未得休息，倦極自嘲。”林琴南對齊白石畫亦極佩服，至有“南吳(昌碩)北齊(白石)”之稱(《齊白石的一生》)。
可見在20年代初，齊白石已是聲名赫赫，而大紅大紫起來的齊白石此時在北京所交盡是楊度、林琴南、陳師曾、胡佩衡、陳半丁、梅蘭芳等文學、藝術界精英，齊白石已不再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僅具才氣的鄉下畫師，而那時，徐悲鴻還在法國當學生。顯然，那種認為在徐悲鴻1929年請齊當教授前齊還無名聲，甚或如一部電視劇所示齊還在當木匠的情況，與史實出入得就離譜了。
《自述》：“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年)，我六十五歲，北京有所專教作畫和雕塑的學堂，是國立的，名稱是藝術專門學校，校長林風眠，請我去教中國畫。我自問是鄉巴佬出身，到洋學堂去當教習，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我竭力推辭，不敢答應。林校長和許多朋友，再三相勸，無可奈何，只好答允了，心裡總多少有些彆扭……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年)，我六十六歲……國民革命軍到了北京，因為國都定在南京，把北京稱作北平。藝術專門學院改稱藝術學院，我的名義，也改稱為教授。”齊白石對此也很得意，說：“我這個木匠出身，也當上了大學教授，這都是我們手藝人出身的一種佳話。”張次溪與齊白石交往四十年，他也指出齊白石這個教授是學校改名後“他仍蟬聯執教，名義卻改稱為教授”(《齊白石的一生》)。
可見，齊白石執教並非徐悲鴻首邀，而是在林風眠那裡得到聘任。而且，林風眠也並非提攜齊，而是林因齊名聲大震而慕名訪賢。“海國都知老畫師”，早已成大名的齊白石也沒有因誰的聘請而“激動得發抖”，以致“雙膝下屈”給誰下跪。張次溪還談到在學校裡，“外國教師非常恭維他，學生們對他也是十分欽佩，上課時專心聽他講，看他畫，他就很高興地教下去了。
”徐悲鴻到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當院長，據王震編《徐悲鴻研究》應為1928年11月15日，1929年1月23日就辭職，任職僅兩個月。李松編《徐悲鴻年譜》則是1928年10月到12月，也為兩個月，廖靜文則說任職是在1929年9月。但不論是李松或王震的研究或年譜，在這年段均無徐請齊任教的記載，齊白石自傳中這幾年的記敘亦隻字未提過徐悲鴻請自己任教的事，甚至未提及過徐的名字。
儘管在徐悲鴻任職的這兩個月中徐與齊或有過交往，甚至齊白石的由教習兩年後“改稱為教授”是因徐的續聘也是可能的，儘管以後徐與齊的確有不錯的友誼，但都無法改變齊白石是由陳師曾提攜成名，再由林風眠首邀至大學任教的歷史史實(再說“教授”二字在當時的文化語境亦含有實際工作的意思，而並非僅是現在人理解的“教職光環”)。
至於林風眠邀齊白石的若干細節何以會摻入廖靜文對徐悲鴻的“回憶”中則不得而知。筆者不敢妄言廖靜文在偽造歷史，不過聯繫到齊白石從不以自己的木匠、農民出身為恥反以此自豪自矜的心態，聯繫到他與文人打交道從來落落大方，不卑不亢，甚至有自負到狂怪的雅號(齊為“京師百怪”“燕山三怪”之一)，他甚至有拒絕過給慈禧太后當內廷供奉的經歷。
那麼，廖靜文“回憶”出的齊受聘任教時那種興奮，那種激動，那種乾脆要跪下去的感激涕零——況且充其量還是續聘——就難以置信了。這些細節的出現都是以齊白石的一文不名的木匠出身的假設為前提。不如齊自己對“林校長”邀請的愉快而平常的回憶來得更真實。
以上材料40年後又見著於1999年3月6日《文匯報》林木文章，記憶終究無法抹去。令人遺憾的是林文發表至今又已經近20年了，但“流言未能止於智者”，反而有越傳越遠，越播越響之勢。直言的吳冠中生前接受南方一家報紙採訪時，涉及過這一話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追索一閱。
齊白石
在當下所有關於名人的傳記作品中，我對“枕邊人”和家族後人的敘述大多是懷疑的。縱使並非出於“刻意造假的陰謀”，但“為尊者諱”“為親者頌”的感情因素也會令“記實”變成虛構，變成遮蔽真相的黑布。蓋在齊白石頭上的這塊黑布不僅對陳師曾不公，對林風眠不公，甚至對徐悲鴻也不公。(作者為上海視覺藝術學院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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