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疫情發生期間，
紀錄片《中國醫生》不動聲色地火了起來，
播出僅20天，豆瓣評分就高達9.3分。
攝製組用長達一年的時間，
20多位醫護人員的生存現狀，
不擺拍、不渲染，
做到了百分百的真實記錄。
在被拍攝到的醫生中，
有三位目前正在武漢的一線戰鬥：
很多人忽然意識到，
醫生們在疫情一線的奔波忙碌，
才有了大家的健康平安。
有網友給《中國醫生》留言：
很幸運，中國總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護著。
我們對總導演張建珍做了專訪，
她說：
“在疫情如此嚴重的情況之下，
他們真的是在徒手搶救，
我更希望在疫情結束之後，
所有醫生都可以被善待。”
撰文 張翔宇
2020年初，剛上線沒多久，《中國醫生》在豆瓣就有2800多條短評和77條劇評：
“在這樣的特殊時期，《中國醫生》來得正好。” —— Sellynn
“中國醫生：苦不怕累不怕，就怕被忘記我們也是普通人。” —— 弓長小初
“看一集就哭了，中國醫生太難了……” —— 表姐電影
《中國醫生》，是國內第一部以醫護群體作為主角的大型醫療題材紀錄片。據統計，中國醫院每天會有2000萬人就醫，但醫生卻只有400萬左右。
張建珍導演說：“中國醫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醫生能承受這樣的壓力。”
攝製組將鏡頭對準了中國6家大型的公立三甲醫院，進行了長達一年的紀實拍攝。每家醫院見過的醫生基本在30位左右，每位都要從頭到尾地採訪一遍，最終選出3到5位進行拍攝。
最終拍攝了20多位，有世界頂級的醫學專家、有僅28歲的年輕住院醫生，還有普通的護士……絕大多數是三、四十歲的醫生，因為他們是中堅力量。
很幸運，
中國總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護著
孫自敏，是中國科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醫生，她建立了全球最大的臍帶血移植中心，單中心臍帶血移植數量目前全球領先。
孫自敏，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液內科主任 截止到2019年，她帶領團隊一共完成了1200例臍帶血移植
在1990年之前，整整15年孫自敏沒有救活一個白血病患者，她覺得醫生沒辦法幹下去了，因為支撐一個醫生最重要的是成就感。就連她的大學同窗同學，也死在了她的科室。最終，她卻憑藉驚人的信念和毅力，攻克了白血病。
邱勇，南京鼓樓醫院骨科主任 同時開設5個診室 巡邏式地看病，在國內絕無僅有
邱勇，在法國學習、工作了8年後，毅然放棄法方提供的高薪職位，回到了南京鼓樓醫院。“作為中國的醫生，我更想為中國的病人看病”。
為了能給更多的患者問診，他在醫院同時開設了5個診室，巡視式地看病。最誇張的一次，是他在一個400人的禮堂裡問診，這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的。
很多病人光掛號就排了2個月，最終發現醫生只給看了30秒。張導說：“像邱勇這樣的醫生，其實是依靠卓越的專業性，非常高效地對病人做出診斷。”
王東進，南京鼓樓醫院心胸外科主任 號稱“心臟上的拆彈專家” 每天無數次往返於四樓和七樓之間
王東進，也是南京鼓樓醫院的醫生，他所做的主動脈夾層手術，是危險係數極高的一種手術。如果搶救不及時，主動脈夾層的致死率高達50%以上。
因為常年進行手術，他的身體並不好。王東進很擔心：“心臟外科的醫生必須得身體好，身體不好，站臺站不住是會被淘汰的。”
另外，紀錄片拍攝到的醫生中，浙江省人民醫院的何強副院長、四川華西醫院ICU的尹萬紅醫生、西交大第一附屬醫院的施秉銀院長，此刻全部在武漢疫情的一線“戰鬥”，施院長是國家衛建委組織的第三批奔赴一線的專家之一。
有網友給《中國醫生》留言：很幸運，中國總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護著。
不擺拍、不製造矛盾，
跟拍20多位中國醫生的生存現狀
《中國醫生》從2017年10月份開始拍攝，每家醫院歷時1個月。進入到後期剪輯以後，又補拍了好幾次，最終的素材量竟達到了3000多個小時。
張建珍，《中國醫生》總導演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
這是張建珍導演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此前，她一直是一位影視研究學者。做了多年研究之後，她決定自己幹。
張建珍（右一）與父母及妹妹、姐姐的全家福 2000年，攝於山西大同家中
2008年，她的雙親曾先後被查出癌症晚期，這讓她有了在北大醫院整整一年的陪護經歷。和每個病患家屬一樣，張建珍親自查閱資料、論文，一知半解的地方就主動求助醫生。每天早晨8點，主任醫師查房在病床前停留的那1、2分鐘，是她一天中最期盼的時刻。
父母去世後，她提交了一份醫護題材的影視拍攝方案，最終從浙江衛視向社會徵集的500個方案中脫穎而出。
鏡頭全部是跟拍的，張建珍的原則只有兩個：第一就是真實，第二是不渲染、不誇大。“這是我想追求的一種敘述方式，不會為了製造衝突和矛盾，而去渲染一些情感。可能大家會覺得平淡，但事實上它是波瀾起伏的。”
紀錄片最初的名字是《醫心》，但張建珍並不想強調這一點，播出之前她主動提出了修改。
拍攝難度最高的區域：急診室
這部紀錄片一共有九集。拍攝到了腫瘤科、婦產科、血液科、麻醉科、ICU……幾乎涵蓋了醫院的大部分科室。而急診科，是所有拍攝中難度最高的。
說服病人及家屬接受拍攝，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九集紀錄片，溝通的病人不下上百位。而到公立三甲醫院看的一般都是重病。病患及家屬本來就低落，還要接受媒體拍攝。張導說：“在醫院，被拒絕才是常態。”
每到一位家屬，王軍就會溝通一次病人的救治情況 同時還要照顧到家屬的情緒
急診室的特點是突發性，很多病人送來的時候，已經錯過了最佳的搶救時機。“光是如何把這種情況告訴家屬，急診醫生每天會進行許多次的判斷和抉擇。”
97歲老人從兩米多高摔落 20多分鐘後才被送到王軍所在醫院的急診室
南京鼓樓醫院急診科的主任醫生王軍，就碰到過這樣的難題。一位97歲的老人從兩米高的地方摔落，在急診科搶救的過程中，心臟驟停了數次。王軍覺得搶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仍不斷地要求醫護人員進行胸部按壓，直到老人的家屬全部到場，自己更是不停地給家屬解釋病情的變化。
即便醫生已經知道不可能了，但在目前這種醫患關係下，還是要做出最大的努力，家屬心裡也會得到稍許的安慰。
王軍溝通後 家屬仍堅持給老人插肺管
還有一名因為肺癌導致呼吸衰竭的老人被送到了急診室，幾乎無法救治。當時王軍建議不要採用創傷性治療再增加病人痛苦，但家屬仍堅持給老人插肺管。王軍說：“我沒辦法替家屬做任何選擇，但如果換做我，我希望他可以有尊嚴地活著。”
急診室的拍攝需要蹲守，病人突然來了，只能趕緊跟拍。每次拍完之後，張導都要求現場的拍攝導演詢問醫生病患的詳細情況。“即便拍完整個過程，攝影師也不明白醫生究竟做了什麼。因為除了醫生，所有人都是外行。如果只是拍了一個流程，就毫無意義。”
急診滿意度最低，只有不到50%
最初設定的拍攝，以危重病例優先，為了顯示醫生起死回生的高超技藝和治療手段。但隨著拍攝不斷深入，張建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凌晨送到南京鼓樓醫院急診科的腸梗阻病人，他已經89歲高齡。腸梗阻這種病症，做手術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但進行身體檢查之後，醫生髮現他還患有心臟病。
如果不做手術，就意味著等死，如果做手術，很可能下不了手術檯。更糟糕的情況是，即便手術成功，術後患者仍需要在ICU裡維持生命，平均一天的基礎費用是2萬，最後的結果也可能是昏迷不醒或因為併發症去世，人財兩空。
王軍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告訴了家屬。但家人商量了5個小時，仍然無法作出選擇。
張建珍說：“生或死、是與非、進和退，每時每刻都在這裡交織。醫生顯得更加冷酷無情，所以在對醫生的滿意度調查中，急診最低，滿意度不到50%。”
後期拍攝的重點發生了轉變，張建珍不再追求危重病例，而是把鏡頭對準了普通人：“病症本身可能很普通，但落到每一個人頭上又都不是小事，而每位醫生對待病人的態度，才是最關鍵的。”
尿毒症患者
最極端的是尿毒症。病人一旦得了尿毒症，每週需要到醫院3、4次，每次就醫4個小時，跟上班時間差不多。
從生病開始，病人似乎就和醫院簽署了終身的契約。“人到了這種境地，就需要學會和病症和平相處。醫生不僅僅是給患者進行身體的治療，更多的是心理建設，只有心理健康了，病人才算得到了真正的救治。”這是張建珍在拍攝中明白的道理。
徐曄，是南京鼓樓醫院燒傷科的住院醫生，他今年28歲，剛剛博士畢業，也是紀錄片中年齡最小的一位醫生。他所工作的燒傷科，是一個非常“慘烈”的科室。
拍攝中，一對老夫妻因煤氣爆燃而導致全身燒傷，男患者老劉燒傷程度高達95%，因為家境困難，老劉的妻子被送回鄉鎮的醫院，而他也從ICU送到了燒傷科。沒過多久，因支付不起醫療費用，最終家人在沒有告知徐曄的情況下，悄悄為老人辦理了出院。
病人走後，對他的打擊非常大。但學會理解並接受病人及家屬的選擇，是年輕醫生必須學會面對的事情。
最可愛的醫生：
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費國家資源
腦卒中，俗稱中風，是目前中國已知的疾病中，死亡率最高的一種。
因為發病突然，短時間內得不到救治就會致殘乃至致死，很多大型醫院都為此專門設置了綠色通道。河南省人民醫院、國家高級腦卒中中心主任朱良付就是綠色通道的發起者。
他也是所有醫護人員中，令張建珍覺得最可愛的一位。病人做手術之前，他會將可能出現的風險用手機錄音；查房的時候，見到做了3、4次手術的小男孩，朱良付會鼓勵他好好學習，將來成為一名醫生……
張建珍說，“他常常默認不到一歲的小女兒，將來一定會做醫生。每天騎著電動車往返於家與醫院之間，即便隨時被叫到醫院，他也樂在其中。”
拍攝醫護人員背後的家庭，是原本就計劃好的，這是不同於已有醫療題材紀錄片的一點。張建珍說：“我不想把醫生變成神一樣的存在。既然是普通人，除了工作環境，他也有悲喜，有默默為他付出的家人，呈現這些很有必要。”
朱良付的家庭很普通，作為醫生的家屬，他的太太、女兒和母親似乎早已習慣了他在家中的角色。“大多時候，必須把這個人理解為他是不屬於這個家的。如果沒有這個境界，最好不要嫁給醫生。”
國家培養出一位主任醫師，大約需要歷經25年。朱良付說：“現在我44歲，很怕自己突然猝死，但我不能死，如果我死了就是在浪費國家資源。”
84%的中國醫學畢業生不想當醫生：
請善待醫生
有調查顯示，24.6%的中國醫生一週的工作時間會超過80小時。醫生也是猝死率最高的職業之一。
英國曾設想改變國家的醫療體系，因為醫生每天接診的數量太少了。患者如果到公立醫院看病，經常需要等3、4個月之久。他們想模仿中國醫生的工作頻率，卻導致了全英醫生的大罷工。
因為長期需要站臺，王東進的頸椎狀況並不好 腿部靜脈曲張，需要每天穿彈力襪才能稍有緩解
有人評價說，中國醫生看慣了生死卻依然對生命充滿著敬畏和熱枕。在張建珍看來，他們是一群既感動又讓人心酸的人：“這一切並不是理所當然的，醫生也是普通人，為人妻、為人兒女。在疫情面前，他們衝在最前面，為什麼？因為必須有人去做。”
張建珍也拍攝到了一些傷醫事件，但在她看來，激烈的衝突、悲慘的處境，在整個醫患關係中佔比不足5%。“將疾病作為醫患共同的敵人，一起克服困難的過程，更符合真實的狀況。”
張建珍認為，幾年前很多媒體在醫患事件的報道中是不負責任的：“醫學本身是有專業性的，旁人很難給出一個明確的結論。連基本事實都搞不清楚，一度把醫生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使得整個社會缺乏對這一職業的基本信任。”
遺憾的是，醫療界最權威的學術刊物之一《柳葉刀》發表的《10年間中國醫學畢業生的培養與損耗趨勢：全國性分析》的報告中說到，超過84%的中國醫學畢業生最終不會當醫生。
張導說：“像我高考的那個年代，北京醫科大學的分數比北大還要高。”但近些年，醫學院招生的數量是逐年下降的。既不能降低招生標準，又不能解決醫生的困境，是當下非常現實的問題。
近期，因為疫情的發生，朋友圈、微博……隨處可見關於一線的報道，大眾開始關注醫護群體。但疫情結束，一切生活又會歸於常態。
張建珍說：“《中國醫生》在這樣的關口播出，也許是一種幸運。但我更希望在疫情結束之後，醫生可以被善待。”
部分影像資料由《中國醫生》紀錄片團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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