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已經在華夏五千年的土地上盛行了起來，走在大街上，乍眼望去，滿滿都是音樂培訓機構，介紹欄中，排在第一位的，十之八九都是鋼琴。每年的鋼琴比賽數不勝數，小型的鋼琴考級，大型的國際鋼琴比賽，中國的琴童已經以無懈可擊的力量走上了世界舞臺。
現在，隨隨便便在大街上拉住一個孩子，問：“你學過鋼琴嗎？”得來的答案無一例外：“鋼琴？我四歲就開始學了。”
可是，當歷史的膠捲慢慢倒退、再倒退，時間定格在清末民初時期，中國的大門剛剛被鴉片戰爭強行打開，西方思潮和技術如海水般湧入古老的華夏之國，中國人像如飢似渴的孩子，不斷汲取著先進的理論與技術，作為歐洲“樂器之王”的鋼琴，理所當然被中國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率先學習。
那時候的百姓，當看到這麼一件龐大的樂器時，頭上一定掛滿了滿滿的問號：這…這是什麼東西？
其實，鋼琴這件龐大的西方“樂器之王”，在明代萬曆年間（1600）已經由傳教士利瑪竇傳入我國，當時還是擊弦古鋼琴，被國人稱作“西琴”，長五尺，寬三尺，七十二根弦。這位意大利耶穌傳教士懷著傳播基督教義的神聖使命來到中國，將之貢給朝廷，但當時，它並沒有引起太大波瀾，它只是被朝廷貴族們當做一件裝飾品擺在一側，蒙受塵埃。
鋼琴在中國的早期發展，最初也僅限於教會，用於傳播基督教教義。
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的“閉關鎖國”終於被定義為“out”，為了維持炮轟下苟延殘喘的清政府，統治者們發起洋務運動，懷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方針，開始吸收西方技術，作為一件器物，鋼琴率先得到重視。
但是，光靠器物技術的學習，怎能振興中華，復興民族？康有為、梁啟超等先進知識分子摸著下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終於，轟轟烈烈的“戊戌維新”運動自上而下展開了，創學刊，辦學會，設學堂，守舊與反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尖銳矛盾日益激烈。然並卵，事實證明，胳膊擰不過大腿，慈禧為首的保守派很快做出反擊，戊戌六君子英勇就義，光緒帝被幽禁，康有為和梁啟超不得不流亡海外，維新運動以失敗告終。
儘管如此，新思想，新潮流已然勢不可擋，新式學堂到底是建立了起來，梁啟超認為：“今日不從事教育則已，苟從事教育，則唱歌一科，實為社會之羞也。”
為了找到社會新出路，大批留學生遠赴日本，學習先進的理念。我國第一批音樂家如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皆在日本求學，學習先進的音樂理論知識，回國後，致力於音樂教育，並依曲填詞，創作了大量的學堂樂歌，以反應社會面貌，傳播新思想，提倡女權，勉勵學子上進，諸如《送別》《勉女權》等十分盛行，街頭隨處可以聽到大中小的學生們在鋼琴的伴奏下朗朗歌唱。同時，作為歌曲伴奏的鋼琴，開始在新式學堂盛行，不再被看作一件裝飾品，終於發揮了它真正的價值。
鋼琴是西方的樂器，構造精密，同時，西方鋼琴曲經歷了巴洛克、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等等，已然形成了嚴謹的創作理念，超前的演奏技術。人文歷史的不同使得中西兩種文化也截然不同，與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截然相反。比如，西方音樂以大小調為主，以“四音音列”發展來的七聲音階，在風格方面，講究理性，注重技巧。以基督教聖詠“奧爾加農”發展來的復調音樂在西方十分盛行。
中國向來與“五”十分有緣，比如五聲（宮商角徵羽）、五色（青黃赤白黑）、五味（酸甜苦辣鹹），中國的音樂以五聲音階為基礎，強調感性，更注重韻味，“氣韻生動”“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人最為看重的，一首曲子，不在於技巧有多複雜，美人在骨不在皮，簡簡單單幾個音，就能夠將中國傳統內在神韻表現出來。高山流水覓知音，伯牙在漢江邊鼓琴，鍾子期正巧遇見，感嘆說：“巍巍乎若高山，洋洋乎若江河。”儘管是簡簡單單的主旋律音樂，但不可否認，《高山流水》表達的意境是深遠悠長的。
故而，將兩種看似格格不入的東西融為一體太難了，如何將西方的樂器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做到鋼琴音樂“本土化”，讓更多百姓易於接受？這是鋼琴傳入以來，音樂家們一直探索的重要任務。
郭沫若曾說：“中國所固有的樂器不外乎是罄籥鼓鍾幾種，連琴瑟都是外來的，至於胡笳、羌笛、琴箏、阮咸更不必說了。”
是啊，大家不要忘了，中國已經延續了五千多年，中國文化本身就是個大火鍋，在歷史車輪的滾滾傾軋中，不論是古代的匈奴、鮮卑文化，還是近代的西洋文化和音樂文化，既然投進了“文化火鍋”中，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兩者文化的融合，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再加以融合，假以時日，出現在面前的便是“原汁原味”中國文化，有朝一日，中國民族樂派必然會以全新的面貌走上世界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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