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车马，自古以来被用作代步、载物之工具，近年来，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车马器物、壁画、帛画、青铜车马等实物被发掘出来，中国古代车马技术的堆瑰灿烂遂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倘若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古代中国车马设计的智慧，无论从史学角度还是技术层面，对当代设计师的启发都是非常实际而深刻的。
一代又一代华夏人们用智慧与双手努力创造出无数令世人感叹的辉煌文明。先民为数众多之智慧结晶里，我国古代车马最早时用于人们代步及载物的工具，在历史长河里发挥出极为重大的作用。从古时车马的制造上，其技艺的精湛程度，到古时交通发展速度很快。自先秦时等级严格之车马制度，直到秦朝时实施了"车同轨"的历史性进步。这里让我们一路去寻找古文明发展的足迹，聆听那些遥远时期最真实之回响吧。
古代车马
悠久的历史渊源
纵观中外艺术史、设计史，车马的形象比比皆是，但是，没有哪个地域能像中华大地这方沃土，孕育了举世无双的车马文化。也许你能在古希腊的一个瓶画上或是古埃及的墓室壁画里见过为数不多的古代车马的影子，或在《荷马史诗》中偶尔听到过车战的故事，但是，你可曾想到，同时期的古代中国，早已是"车辍辕，马萧萧＂的"千乘之国"了。远在殷商时期（公元前14至11世纪），中国古车的形制已经基本完善，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趋完美，秦汉时期制车技术达到巅峰，并形成了完备的车马礼仪文化，直至隋唐乘骑之风日盛，牛车、轿子等交通工具陆续出现，壮观浩大的古代车马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自古有"千乘之国"之称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考古实物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发现的18辆距今三千多年的独辀车。由这些出土车马的形制来看，商代的造车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而在这之前，必定还有一段漫长的车制发展史，古籍中众多关于车的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淮南子·说山训》中"圣人见飞蓬转而知为车"。
《史记》中记载：大禹治水时"陆行乘车"，近年来在内蒙阴山、乌兰察布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上，发现古车的岩画数十处，专家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北大的林梅村教授在《古道西风—一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一书中指出，我国的造车技术至少可追溯至中国青铜文化早期（约公元前18世纪）；再加上"黄帝造车"和"奚仲造车"的传说，可以推测，车马在公元前二十世纪左右的中国夏朝已经存在了。 而且，《左传·定公元年》和《续汉书·舆服制》中都有记载：奚仲担任夏朝的"车正"之职，专为夏王制造车辆，并"建其旆旅，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可见，夏朝已有的车辆生产及相关礼制并不是子虚乌有。
《史记》中记载：大禹治水时用"陆行乘车"
从殷墟为代表的商代车马出土实物来看，商代车多为木质两马驾辀（辕），又称独辏车，前有一衡两枙，车舆（厢）较小，一般为长方形，轴贯两轮，辐条多为18根。相比之下，西方同时期的车马文物很罕见，车制也明显落后。希腊瓶画上的马车比例、形制很不科学，与同时期其他内容的瓶画相去甚远，如公元前13世纪的梯林斯王宫壁画上有"妇女驾车"的形象，图中车轮形式简陋，仅有十字形相交的4根辐条，隐约可见单辕；当然，对比之下，我们不能夜郎自大，不能仅从壁画上简洁夸张的形象就断定当时实际的西方车马简陋得跟画面上一样，毕竟还有艺术表现技巧的因素在里面，不能断定其他文明的车马文化也落后于中国。
壁画中古代车马图
但是，《伊里亚特》中关于雅利安人的描述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书中描述雅利安人有马，但没有骑兵，作战用一种马拉曳的简陋战车，他们的战车发展远远落后千中国，原因是雅利安人是畜牛的民族，而新石器时代的蒙古利亚人是畜马的民族。同样，古代其他几大文明的发源地也几乎没有与中国出土的结构复杂的古车实物相姥美的考占发现，可见中国的古代车马文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高超的设计技术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近于年的历史，中国古车在4制和装饰方面日趋完备，许多设计原理和机械造型对现代设计不无启发。众多出土文物中以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车最为典型，其轮子的设计技术令现代人惊叹。那时的古人已经能用科学的力学原理来设计轮纯装置，使作千轮毅的轴向力通过轮辐转化车，为径向力，平均分散到轮缘上，增加了轮子的耐用性。
殷代马车复原图
"察车自轮始"，轮子的制造质量至关重要，我国先民在春秋时期已经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工艺检验标准。《考工记·轮人》中曰："规之，以目氐其圆也；篱之，以目氐具匡也；县之，以目氐其辐之直也；水之，以目氐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荻以黍，以目氐其同也；权之，以目氐其轻重之侔也。" 这是用各种器具对轮子进行质量的定最检验，即用圆规测量判断轮子是否圆，用矩（篱，正方之器）确定辐骰牙的准确位置，用悬绳来衡晟车辐是否上下垂直，轮子做成后置于水中，看它是否飘浮平稳以判断祈才是否匀正，将黍米放进轮的两个敕孔内，看两者容量是否一致，"权"则是测试两轮的重量是否相同。经过以上科学而严格的消试，轮子的质晕才得以保证。
轮埂装置示意图
当然，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制车技术的是20世纪80年代出十的秦陵铜车马，即1号、2号铜4马的形制和装饰，充分体现了秦代独辏车制造的商超技术，许多文献中记载的古代制车工艺都在它们身上得到了解读，典型的例证如《考工记》中的"短毅则利，长毅则安"，意思是说，短毅的车轮轴和毅的摩擦面小，车轮转动时阻力小，车速快；而长毅的车轮要比矩毅的车轮摆动幅度小，长毅有助于减震、增加车的稳定性。
辉县出土战国车中的轮埂装置
分析者经测量比较发现秦陵1号铜车之骰长知千2号铜午的毅长，因为1号铜车是立用战4形制，用短敕；而2号铜车为安车，乘者地位尊贵，坐乘用的，当然用长载以求平稳了。秦陵铜车马的许多设计工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科学、先进的，再如：舆底轴上的"伏兔"设置，看似微不足道，却起着小可替代的减震作用，还能增加车舆高度以弥补曲辕的曲度不足；类似的设计智慧还有很多，如秦陵铜车马的轴采用两端收杀的设计方法，有效地防什了轮子的内靠、外逸问题，并减少摩擦，这些方法同《考上记》中的记载都是吻合的。
轮埂装置受力示意图
古代造车技术的高超还体现在对材料的选择和科学的系驾方法上，譬如辀和轴、毅牙和辐、衡和辄、桄与横条凳结构之间的联结方式多用押柳结构，或用革带缠扎，具有增加弹性、紧固耐用的作用；做轮子部件时，更是注重选材，制毅适用杂榆木，制鞘时用朸，制辐时用檀木。
一号铜车马侧视图
中国古代车马的系驾法大体经历了二个主要的发展阶段：扼车引式系驾法、胸带式系驾法和鞍套式系驾法。先秦时期的独辀车车轮大，自辄车旬至轴的连线接近于水平状态，以车引传力曳车，马的力量能够集中使用，减少无谓的分力。马的承力点在肩胖两侧，辄是受力的部件，鞅虽缚围千马颈仁但厌不传力，所以不会压迫马的气管，除了进行速度加快时，也不影响马的呼吸，从而使马奔跑自如。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地中海地区的马车系驾法却是采用"颈带式系驾法"，即将马颈用颈带直接绑在车衡上，颈带是马拉车行进时的主要受力部位，马的气管受到颈带的压迫，马跑得愈快，呼吸就愈困难，从而大大影响了马的力显的正常发挥。因此，我国古代独捎车的系驾法更为合理，件能吏简便、科学，西方到公元8世纪才开始应用这种系驾法，比我国晚了近千年。
一、二号铜车毅、轴1一号车軗2骰与轴的套接关系3一、二号车轴收杀情形
严格的车舆礼制
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天下无一物无礼乐"'是说一切器物都是从"礼"和"乐"的急义上来设计的。中国古代车马的设计也不例外，小到一个铜泡的装饰大到4舆的尺度，无不体现着森严的等级规划和处理法则，不得擅越雷池一步 。因此，正确地解读古代车马的设计观念，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古代车马的礼仪在商周即已确立，秦汉时代是车马礼仪发展的蜂巅时期，秦陵铜车马是可以考证的典型实物，还有目前已出土的众多汉代画像石、墓室壁画、帛画上也能看到"造车图"、"车马出行图"、"车骑狩猎图"等，从而为分析汉代的车骑礼仪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一、二号铜车马伏兔及其使用位置1一号车伏兔2一号车伏兔使用位置3二号车伏兔使用位置
著名的如山东嘉祥洪山出土的《造车图》，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的《车马出行图》，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上的帛画《车马仪仗图》、山东武氏祠墓出土的《车骑出行画像石》等，这些耀武扬威的古代出行、出游场面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是当时社会状况的鲜明反映。
在阶级社会中，标识身份地位的象征物很多，如服装、建筑、日用品等，但是车马在中国古代是最高级的器用，周人不仅制定了车马礼仪，而且制定了一系列的车制取象，用车教来巩固、维护天子君王的等级秩序和特权，甚至神化这种内涵。譬如车舆的设计就是典型的制器尚象的表现。
秦陵铜车上的皮条缠扎纹样
《周礼·冬宫》中提到："紾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孔夫子有云："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这就是古人在车舆上师法天地、行以载道的用意，小小的车舆竟涵盖了天、地、人，可见古代君王将侯的特权和雄心。《后汉书·舆服志》中也提到："招车马，驭方法地，盖圆象天，三十辐以象日月，盖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龙旗九斿……"，这里不仅用盖弓象征列星、用轮辐三十象征日月合宿，用盖斗象征北斗，还用"龙旗九斿"来标识车的拥有者的身份。
熹祥洪山出土的造车图
《周礼·考工记·辀人》中记载："龙斿九斿以象大火，鸟斿七斿以象鸦火也，雄斿六斿以象伐也，龟蛇四斿以象营室也。"其含义是按照地位的尊卑和职别等级的高下，在参（旗之正幅）上画以物的图形，或用羽的多少和特定的标志来区别。这令人联想到我们经常看到的河南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图中旗上用星数来表示等级，而《周礼·典命》的记载是："掌诸侯之五仪（即公、侯、伯、子、男之仪），诸侯之五等之命（即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
旗帜各部名称
可见，星数即斿数的又一表示法，爵位的高低在于斿数之多寡，古代车旗上的斿数即命数地位的象征。汉承秦制，上述理念在马王堆三号墓利仓之子墓的帛画《车马仪仗图》也可见，图中各色旌旗及车马整齐排列，反映了此小小软侯的威仪。
阴阳五行学说在古代车仪文化中的体现也是不容忽视的，五行学说孕育于中华文明开始之初，成长于春秋战国学术繁荣之时，战国时期齐国邹衍的提倡更使其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秦车为例，统治者不仅制定了严格的卤薄制度，设立不可僭越的车行仪仗的等级，而且采用"五德相生"说，《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可见："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的规定。
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的金鼓、旗帜图
在车马的装饰色彩方面，这种观念更明显：秦陵l、2号铜车马的图案，以白色做底色和基调，间以蓝、绿等十余种冷色勾勒图案，设色淡雅，繁而不乱，这种以臼色为主的基调正是"东青龙、西臼虎、南朱雀、北玄武"的西方之色，在秦陵考古现场，由五色安车和五色立车组成的十辆副车中，l、2号铜车恰恰位千西方，连马也是白色基调，与"各如方色，马亦如之"的要求吻合。
结语：
当然，中国古代车马的产生发展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车战的消失、各种交通工具的发展，双辕车取代了独辀车，牛车增多，礼仪繁绢的马车渐渐冷落下来：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揭开了单骑的历史，到隋唐时，乘骑之风日盛，在大家熟知的《虢国夫人游春图》里，衣着华贵、风度翩翩的贵族们最时尚的活动便是骑马了。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古代马具和车马器、车马饰陆续出土，为我们正确解读不同历史时期的车马设计提供了线索。虽然现代社会已经充斥着各种高效率的交通工具，现代设计师也不会再去设计车马，但是，中国古代的许多朴实的造物原则和设计思维并没有完全被摒弃；尽管生活方式变化了，潜在的象征文化却一直在影唷着中国的现代设计，这也是中国的设计虽步入西方的后尘却永远不会与西方的东西雷同的原因，相信这也是国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之路的一个切入点，理解并发扬古代设计文化的精华对现代设计理念的开拓也必定大有裨益。
注：本文插图来源于网络，如有冒犯，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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