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車馬，自古以來被用作代步、載物之工具，近年來，隨著我國越來越多的車馬器物、壁畫、帛畫、青銅車馬等實物被髮掘出來，中國古代車馬技術的堆瑰燦爛遂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倘若從設計藝術學的角度分析，我們認為古代中國車馬設計的智慧，無論從史學角度還是技術層面，對當代設計師的啟發都是非常實際而深刻的。
一代又一代華夏人們用智慧與雙手努力創造出無數令世人感嘆的輝煌文明。先民為數眾多之智慧結晶裡，我國古代車馬最早時用於人們代步及載物的工具，在歷史長河裡發揮出極為重大的作用。從古時車馬的製造上，其技藝的精湛程度，到古時交通發展速度很快。自先秦時等級嚴格之車馬制度，直到秦朝時實施了"車同軌"的歷史性進步。這裡讓我們一路去尋找古文明發展的足跡，聆聽那些遙遠時期最真實之迴響吧。
古代車馬
悠久的歷史淵源
縱觀中外藝術史、設計史，車馬的形象比比皆是，但是，沒有哪個地域能像中華大地這方沃土，孕育了舉世無雙的車馬文化。也許你能在古希臘的一個瓶畫上或是古埃及的墓室壁畫裡見過為數不多的古代車馬的影子，或在《荷馬史詩》中偶爾聽到過車戰的故事，但是，你可曾想到，同時期的古代中國，早已是"車輟轅，馬蕭蕭＂的"千乘之國"了。遠在殷商時期（公元前14至11世紀），中國古車的形制已經基本完善，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趨完美，秦漢時期制車技術達到巔峰，並形成了完備的車馬禮儀文化，直至隋唐乘騎之風日盛，牛車、轎子等交通工具陸續出現，壯觀浩大的古代車馬才漸漸退出歷史舞臺。
中國自古有"千乘之國"之稱
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最早的考古實物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發現的18輛距今三千多年的獨輈車。由這些出土車馬的形制來看，商代的造車技術已經相當成熟，而在這之前，必定還有一段漫長的車制發展史，古籍中眾多關於車的記載可以說明這一點。如《淮南子·說山訓》中"聖人見飛蓬轉而知為車"。
《史記》中記載：大禹治水時"陸行乘車"，近年來在內蒙陰山、烏蘭察布草原和錫林郭勒草原上，發現古車的巖畫數十處，專家鑑定為新石器時代的巖畫，北大的林梅村教授在《古道西風—一考古新發現所見中西文化交流》一書中指出，我國的造車技術至少可追溯至中國青銅文化早期（約公元前18世紀）；再加上"黃帝造車"和"奚仲造車"的傳說，可以推測，車馬在公元前二十世紀左右的中國夏朝已經存在了。 而且，《左傳·定公元年》和《續漢書·輿服制》中都有記載：奚仲擔任夏朝的"車正"之職，專為夏王制造車輛，並"建其旆旅，尊卑上下，各有等級。"可見，夏朝已有的車輛生產及相關禮制並不是子虛烏有。
《史記》中記載：大禹治水時用"陸行乘車"
從殷墟為代表的商代車馬出土實物來看，商代車多為木質兩馬駕輈（轅），又稱獨輳車，前有一衡兩枙，車輿（廂）較小，一般為長方形，軸貫兩輪，輻條多為18根。相比之下，西方同時期的車馬文物很罕見，車制也明顯落後。希臘瓶畫上的馬車比例、形制很不科學，與同時期其他內容的瓶畫相去甚遠，如公元前13世紀的梯林斯王宮壁畫上有"婦女駕車"的形象，圖中車輪形式簡陋，僅有十字形相交的4根輻條，隱約可見單轅；當然，對比之下，我們不能夜郎自大，不能僅從壁畫上簡潔誇張的形象就斷定當時實際的西方車馬簡陋得跟畫面上一樣，畢竟還有藝術表現技巧的因素在裡面，不能斷定其他文明的車馬文化也落後於中國。
壁畫中古代車馬圖
但是，《伊里亞特》中關於雅利安人的描述給了我們肯定的答案，書中描述雅利安人有馬，但沒有騎兵，作戰用一種馬拉曳的簡陋戰車，他們的戰車發展遠遠落後千中國，原因是雅利安人是畜牛的民族，而新石器時代的蒙古利亞人是畜馬的民族。同樣，古代其他幾大文明的發源地也幾乎沒有與中國出土的結構複雜的古車實物相姥美的考佔發現，可見中國的古代車馬文化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高超的設計技術
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近於年的歷史，中國古車在4制和裝飾方面日趨完備，許多設計原理和機械造型對現代設計不無啟發。眾多出土文物中以河南輝縣出土的戰國車最為典型，其輪子的設計技術令現代人驚歎。那時的古人已經能用科學的力學原理來設計輪純裝置，使作千輪毅的軸向力通過輪輻轉化車，為徑向力，平均分散到輪緣上，增加了輪子的耐用性。
殷代馬車復原圖
"察車自輪始"，輪子的製造質量至關重要，我國先民在春秋時期已經總結出一套科學的工藝檢驗標準。《考工記·輪人》中曰："規之，以目氐其圓也；籬之，以目氐具匡也；縣之，以目氐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目氐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荻以黍，以目氐其同也；權之，以目氐其輕重之侔也。" 這是用各種器具對輪子進行質量的定最檢驗，即用圓規測量判斷輪子是否圓，用矩（籬，正方之器）確定輻骰牙的準確位置，用懸繩來衡晟車輻是否上下垂直，輪子做成後置於水中，看它是否飄浮平穩以判斷祈才是否勻正，將黍米放進輪的兩個敕孔內，看兩者容量是否一致，"權"則是測試兩輪的重量是否相同。經過以上科學而嚴格的消試，輪子的質暈才得以保證。
輪埂裝置示意圖
當然，最能體現中國古代制車技術的是20世紀80年代出十的秦陵銅車馬，即1號、2號銅4馬的形制和裝飾，充分體現了秦代獨輳車製造的商超技術，許多文獻中記載的古代制車工藝都在它們身上得到了解讀，典型的例證如《考工記》中的"短毅則利，長毅則安"，意思是說，短毅的車輪軸和毅的摩擦面小，車輪轉動時阻力小，車速快；而長毅的車輪要比矩毅的車輪擺動幅度小，長毅有助於減震、增加車的穩定性。
輝縣出土戰國車中的輪埂裝置
分析者經測量比較發現秦陵1號銅車之骰長知千2號銅午的毅長，因為1號銅車是立用戰4形制，用短敕；而2號銅車為安車，乘者地位尊貴，坐乘用的，當然用長載以求平穩了。秦陵銅車馬的許多設計工藝在今天看來仍然是科學、先進的，再如：輿底軸上的"伏兔"設置，看似微不足道，卻起著小可替代的減震作用，還能增加車輿高度以彌補曲轅的曲度不足；類似的設計智慧還有很多，如秦陵銅車馬的軸採用兩端收殺的設計方法，有效地防什了輪子的內靠、外逸問題，並減少摩擦，這些方法同《考上記》中的記載都是吻合的。
輪埂裝置受力示意圖
古代造車技術的高超還體現在對材料的選擇和科學的系駕方法上，譬如輈和軸、毅牙和輻、衡和輒、桄與橫條凳結構之間的聯結方式多用押柳結構，或用革帶纏扎，具有增加彈性、緊固耐用的作用；做輪子部件時，更是注重選材，制毅適用雜榆木，制鞘時用朸，制輻時用檀木。
一號銅車馬側視圖
中國古代車馬的系駕法大體經歷了二個主要的發展階段：扼車引式系駕法、胸帶式系駕法和鞍套式系駕法。先秦時期的獨輈車車輪大，自輒車旬至軸的連線接近於水平狀態，以車引傳力曳車，馬的力量能夠集中使用，減少無謂的分力。馬的承力點在肩胖兩側，輒是受力的部件，鞅雖縛圍千馬頸仁但厭不傳力，所以不會壓迫馬的氣管，除了進行速度加快時，也不影響馬的呼吸，從而使馬奔跑自如。相比之下，同一時期地中海地區的馬車系駕法卻是採用"頸帶式系駕法"，即將馬頸用頸帶直接綁在車衡上，頸帶是馬拉車行進時的主要受力部位，馬的氣管受到頸帶的壓迫，馬跑得愈快，呼吸就愈困難，從而大大影響了馬的力顯的正常發揮。因此，我國古代獨捎車的系駕法更為合理，件能吏簡便、科學，西方到公元8世紀才開始應用這種系駕法，比我國晚了近千年。
一、二號銅車毅、軸1一號車軗2骰與軸的套接關係3一、二號車軸收殺情形
嚴格的車輿禮制
宋代理學家程頤說"天下無一物無禮樂"'是說一切器物都是從"禮"和"樂"的急義上來設計的。中國古代車馬的設計也不例外，小到一個銅泡的裝飾大到4輿的尺度，無不體現著森嚴的等級規劃和處理法則，不得擅越雷池一步 。因此，正確地解讀古代車馬的設計觀念，要結合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國古代車馬的禮儀在商周即已確立，秦漢時代是車馬禮儀發展的蜂巔時期，秦陵銅車馬是可以考證的典型實物，還有目前已出土的眾多漢代畫像石、墓室壁畫、帛畫上也能看到"造車圖"、"車馬出行圖"、"車騎狩獵圖"等，從而為分析漢代的車騎禮儀制度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一、二號銅車馬伏兔及其使用位置1一號車伏兔2一號車伏兔使用位置3二號車伏兔使用位置
著名的如山東嘉祥洪山出土的《造車圖》，山東沂南畫像石墓的《車馬出行圖》，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上的帛畫《車馬儀仗圖》、山東武氏祠墓出土的《車騎出行畫像石》等，這些耀武揚威的古代出行、出遊場面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徵，是當時社會狀況的鮮明反映。
在階級社會中，標識身份地位的象徵物很多，如服裝、建築、日用品等，但是車馬在中國古代是最高級的器用，周人不僅制定了車馬禮儀，而且制定了一系列的車製取象，用車教來鞏固、維護天子君王的等級秩序和特權，甚至神化這種內涵。譬如車輿的設計就是典型的制器尚象的表現。
秦陵銅車上的皮條纏扎紋樣
《周禮·冬宮》中提到："紾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孔夫子有云："天道曰圓，地道曰方"，這就是古人在車輿上師法天地、行以載道的用意，小小的車輿竟涵蓋了天、地、人，可見古代君王將侯的特權和雄心。《後漢書·輿服志》中也提到："招車馬，馭方法地，蓋圓象天，三十輻以象日月，蓋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旗九斿……"，這裡不僅用蓋弓象徵列星、用輪輻三十象徵日月合宿，用蓋鬥象徵北斗，還用"龍旗九斿"來標識車的擁有者的身份。
熹祥洪山出土的造車圖
《周禮·考工記·輈人》中記載："龍斿九斿以象大火，鳥斿七斿以象鴉火也，雄斿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其含義是按照地位的尊卑和職別等級的高下，在參（旗之正幅）上畫以物的圖形，或用羽的多少和特定的標誌來區別。這令人聯想到我們經常看到的河南山彪鎮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銅鑑"，圖中旗上用星數來表示等級，而《周禮·典命》的記載是："掌諸侯之五儀（即公、侯、伯、子、男之儀），諸侯之五等之命（即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
旗幟各部名稱
可見，星數即斿數的又一表示法，爵位的高低在於斿數之多寡，古代車旗上的斿數即命數地位的象徵。漢承秦制，上述理念在馬王堆三號墓利倉之子墓的帛畫《車馬儀仗圖》也可見，圖中各色旌旗及車馬整齊排列，反映了此小小軟侯的威儀。
陰陽五行學說在古代車儀文化中的體現也是不容忽視的，五行學說孕育於中華文明開始之初，成長於春秋戰國學術繁榮之時，戰國時期齊國鄒衍的提倡更使其深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秦車為例，統治者不僅制定了嚴格的滷薄制度，設立不可僭越的車行儀仗的等級，而且採用"五德相生"說，《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可見："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的規定。
水陸攻戰紋銅鑑上的金鼓、旗幟圖
在車馬的裝飾色彩方面，這種觀念更明顯：秦陵l、2號銅車馬的圖案，以白色做底色和基調，間以藍、綠等十餘種冷色勾勒圖案，設色淡雅，繁而不亂，這種以臼色為主的基調正是"東青龍、西臼虎、南朱雀、北玄武"的西方之色，在秦陵考古現場，由五色安車和五色立車組成的十輛副車中，l、2號銅車恰恰位千西方，連馬也是白色基調，與"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的要求吻合。
結語：
當然，中國古代車馬的產生髮展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隨著車戰的消失、各種交通工具的發展，雙轅車取代了獨輈車，牛車增多，禮儀繁絹的馬車漸漸冷落下來：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揭開了單騎的歷史，到隋唐時，乘騎之風日盛，在大家熟知的《虢國夫人遊春圖》裡，衣著華貴、風度翩翩的貴族們最時尚的活動便是騎馬了。
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古代馬具和車馬器、車馬飾陸續出土，為我們正確解讀不同歷史時期的車馬設計提供了線索。雖然現代社會已經充斥著各種高效率的交通工具，現代設計師也不會再去設計車馬，但是，中國古代的許多樸實的造物原則和設計思維並沒有完全被摒棄；儘管生活方式變化了，潛在的象徵文化卻一直在影唷著中國的現代設計，這也是中國的設計雖步入西方的後塵卻永遠不會與西方的東西雷同的原因，相信這也是國人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設計之路的一個切入點，理解併發揚古代設計文化的精華對現代設計理念的開拓也必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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