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楊虎城之孫，楊瀚兩次赴美看望張學良，但他不明白，為何張學良一直避談楊虎城。而他致書國民黨要求為楊虎城平反，也一直沒有得到正式回應。
2010年10月，楊瀚，抗日名將楊虎城的孫子，向我們講述了他所研究的祖父和西安事變。
位《楊虎城大傳》的作者是楊家兩代人中唯一兩次見過張學良的人。
1999年、2000年，楊瀚兩次赴美國夏威夷看望張學良，但是他不明白為何張學良見到他時，“怔了一下”，說聲“你好”便不再言語。他同樣不明白，國民黨二級上將楊虎城在蔣氏父子統治臺灣時期為何從西安事變中消失，而連張學良在晚年的口述歷史中也鮮有提及楊虎城。
當他弄明白是怎麼回事的時候，他提筆給連戰和馬英九寫信，要求國民黨為祖父平反。
■張學良拒談楊虎城
我是替我父親去看張學良的，也算是完成父親的遺願。我的父親楊拯民是祖父的長子，曾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張學良的侄女張閭蘅1982年來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我父親。張閭蘅曾告訴記者：“我到大陸的時候，找到了楊拯民，他讓我轉達對大伯的問候。後來大伯說想見呂正操、萬毅。楊拯民就把我引薦給他們。”
閭蘅和我的父親，張楊二人的第二代就這樣聯繫上了。父親不忘讓張閭蘅給張學良捎去些禮品，而張學良也在1990年託人給父親帶來親筆題詞：“拯民世弟：愛人如己，張學良敬書，七十九年十二月廿一日。”
1991年3月10日，張學良與夫人趙一荻赴美探親，結束幽禁生活。當時中央決定去紐約看望張學良的人選，父親也是人選之一，但後來派呂正操去了。
我第一次去見張學良是禮貌性拜訪，算是完成父親的遺願，他十幾歲的時候和張學良是比較熟的，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和我們家來往比較密切，父親去世前總想見張學良一面。
那是1999年6月6日，在夏威夷的一家教堂門口，我帶著女兒楊好好見到了張學良。張學良坐在輪椅上，聽到我是祖父的後人，一怔，然後就說“你好、你好”，便再也沒說什麼了。
這樣的反應讓遠道而來的我有點始料不及，為何這個與祖父一起敢“把天戳個窟窿”的世紀老人見到我時，如此平靜？
第二年，我再赴夏威夷參加張學良的百歲壽誕。我到他住的夏威夷希爾頓酒店，閭蘅大姐推著他到海邊散步。
可是他依然沒有談話的意思，我也沒帶著問題去。後來我一直沒有機會與張學良談具體的問題，他也沒有向我提及他與祖父當年的往事。
張學良為何不願意提及祖父和西安事變呢？我很迷惑，因為兩家有緣，我兩次去美國看他，沒想到他那麼平靜，我就覺得有點奇怪，從那會兒我開始研究這個問題。
當時，我面前的張學良，確實是老了。我感覺他覺得祖父的事情有點不堪回首，所以不願意談。他的口述史裡講過，對祖父被害有點惋惜；他的《西安事變反省錄》裡稱，受祖父影響比較大。
■蔣介石設計誘捕楊虎城
蔣介石誘捕祖父的主要原因是“與共黨勾搭，疑返陝”。
祖父在歐洲時，曾派楊明軒、胡希仲二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打算通過蘇聯回國。這是非常機密的事件，但卻被蘇聯當局通過秘密渠道報告給了蔣介石。蔣介石根據斯大林的通報，改變了不讓祖父回國的決定，讓宋子文把祖父弄回來。當初，祖父確實是想從蘇聯進陝西。此外，郭增愷1963年說，他在抗戰期間從接近蔣介石的近臣們中得知，是蘇聯當局通過秘密渠道將楊的這一秘密打算轉告給了蔣介石。而且這並不是第一次，馮玉祥寫給斯大林的一些信件，也被斯大林送給了蔣（郭增愷之女郭達仁口述，郭增愷曾是宋子文幕僚、楊虎城高級參議，轉引自楊瀚著《楊虎城大傳》，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
蔣介石由此改變了原先不讓祖父回國的想法，並設計了一個誘捕計劃。
這個計劃的第一步是宋子文發電，引誘祖父“自動返國”；第二步是祖父“自動返國”後，宋子文親自到香港去接祖父，赴南昌後即由戴笠組織拘押。
1937年9月下旬，祖父接到准許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隨即又接獲日內瓦轉來的宋子文來電：“值茲全國抗戰，各方同志均紛紛集合，共赴國難。吾兄雖未奉電召，弟意宜自動返國。如何？盼復。”接到這封電報後，祖父認為宋子文轉達的是蔣介石同意他回國的信息，於是開始安排回國的事情。
10月6日，祖父又接到電報說：“關於中蘇關係，謠傳繁多。楊將軍此時赴蘇考察，不合時宜，請勸他推遲蘇京之行。”這封電報徹底否定了祖父去蘇聯假道回國的計劃。
但祖父本人決定馬上啟程回國，他說：“我們發動雙十二事變是為了抗日，現在國內全面抗戰已起，如我仍逍遙海外，實無臉面對中國人民。至於我回國之後，不管蔣介石怎樣對待我，我決不追悔，只要問心對得起國人，死何足惜！”
對於祖父的回國過程，我進行了細緻地研究。
1937年11月26日凌晨，祖父一行乘坐的“冉拉保底號”抵達香港，岸上只有一個穿黃軍服的人上船，說是代表軍委會來歡迎的。這個人實際是軍統局的少將特派員。
第二天，宋子文專程到港來見祖父。宋子文見到祖父時，表現得十分熱情，還搬到祖父下榻的半島酒店同住，與之暢談。
11月28日，蔣介石來電給祖父說“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見”。這封電報，不是直接發給祖父的，是由宋子文轉交的。很快，宋子文安排了祖父去南昌的行程。當時祖父決定部下王根僧跟他一起去南昌，可臨到11月30日出發時，宋子文卻只給了一張機票，後經王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給了一張機票。
1937年11月30日上午11時30分，祖父乘坐的飛機起飛，下午飛抵長沙。祖父按照事先安排住進六國飯店。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聯繫他，不料戴笠根本不在，只留下一張便條讓祖父去武昌找他。無奈，當晚12時20分祖父又乘粵漢火車從長沙赴武昌。
12月1日午後，祖父乘坐火車抵達武昌車站。第二天，祖父由戴笠陪同乘飛機由武漢去南昌。
在機場的時候，戴笠以飛機只能乘三個人為由，只讓祖父一人上飛機。后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將他的人換下，同意王上飛機。戴笠之所以讓步，是因為他不想把事情弄僵，怕祖父因此不去南昌，影響秘密逮捕。戴笠在執行逮捕祖父的整個過程中，每日都向蔣介石發電彙報請示，這些電文都存在臺灣“國史館”中。
祖父被秘密逮捕完全失去自由後，被轉移到距離市區三十華里的梅嶺別墅（楊瀚著，《楊虎城大傳》，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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