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北伐大军攻破大都，元顺帝携家眷连夜逃走。
朱元璋攻占大都，意味着他从蒙古贵族中夺取了全国政权，结束了蒙古人在中原九十八年的统治，中国也在此回到以汉族为主体的王朝统治之下。
虽然蒙古人退居塞外，但是他们手中仍然控弦百万，统治着广大的草原地区，与大明形成了对峙之势直到明朝灭亡，持续了两百多年。
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北元
在明朝夺取大都之后，退居塞外的元顺帝还深深留恋着大都的繁华，于是他并没有走远，选择暂时退守上都开平，组织力量准备反攻。
据史料记载：“元主自北平遁出塞，居开平，数遣其将也速等扰边。“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得知尽管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北元政区还在全国各地有着强大的军队。
所谓”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就是如此。
不论是元顺帝还是其继任者，他们所统领的北元始终不愿意消失在历史舞台，他们不仅不屈于明朝的军事打击，而且也不听信大明的政治诱降。
在失去了中原根基之后，他们在长城以北“延揽四方忠义，以为恢复之计。”，时刻都在组织力量，妄想通过军事反攻夺回对中原的控制权。
这些北元的残存势力对草创的大明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于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为了肃清漠北，朱元璋开始大规模征讨北元，试图一劳永逸解决北元残存势力。
尽管朱元璋的北征严重的打击了北元的残存势力，还俘虏了元顺帝的嫡孙，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限制。
朱元璋的军事行动并不能彻底消灭北元，并且塞外也不是汉人的定居之地，于是朱元璋只能收兵回塞。
在回师之后朱元璋认为，想要彻底消灭北元只能是一个幻想，于是他思考之后决定在军事上采取“来则御之，去则追之“的固边政策。
在政治上则是以招抚为主，同时也承认蒙古贵族对蒙古草原的统治。
朱元璋
在朱元璋写给元顺帝的书信中他就有提到:”遣使通好，庶几得牧养于塞，籍我之威，号令其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
语气中无不透露出一种上位者的气息。在元顺帝去世后，他也多次致信元昭宗表达“作宾我朝“作一邦之主的思想。
在对夷观念上朱元璋十分强调”华夷无间“、”四海之内，皆为赤子“等汉蒙友好的思想。
光有口号不行，朱元璋还做出了具体实践即以最大的礼遇对待蒙古贵族或者北元宗室。
如在对元顺帝嫡孙的处理问题上，他并没有让俘虏行“献俘之礼”，而是给予其崇高的礼遇、赏赐丰厚的财物，并且封为崇礼侯，三年之后朱元璋又派人将其送回蒙古。
在对蒙古贵族示好的同时，朱元璋对蒙古人民也体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主张”因俗而治”。
并且他希望各级官吏与汉人与蒙古人民能和睦相处即“
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牛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长加存恤。”在朱元璋一系列怀柔政策之下，不少的北元贵族和农民投奔大明，这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北元的力量，也对明朝初期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面对明朝的军事压迫以及政治招抚的双管齐下，元昭宗仍然幻想着中兴大元，重回大都。
元昭宗
但是随着时间逐步迁移，洪武二十年朱元璋遣大军二十万进逼金山（即勃勃图山，在今吉林双辽东北农安县一带）。
守将为北元丞相纳哈出，他明军来势汹汹，随即降于大明，这也意味着北元“复正天下‘的计划成为泡影。
但是没有永清漠北也成为朱元璋人生的一大憾事。
到了明成祖时期，他也继承了父亲朱元璋的对夷政策方正，极力宣传民族平等，并使出一系列手段对蒙古贵族进行招抚，同时还利用不同部落之间的矛盾实行”以夷制夷”、扶弱抑强。
如在永乐二年，他在给马哈木的诏书中就劝说道：“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
在永乐六年时，朱棣听闻元朝宗室后裔自西域回归蒙古，他又写信劝降道:”尔元之宗嫡，能幡然来归，朕且加之封爵。”
在实行怀柔招抚政策的同时，朱棣也对蒙古实行了强大军事压迫，如他六征蒙古，基本扫清了北元的残存势力。
在朱棣军事征伐以及政治招抚的双重作用下，已失去战斗力的蒙古各部只能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响应明朝的示好，向明朝称臣，向其纳贡。
而明朝也对这些示好的蒙古部族首领大肆封赏，同时蒙古官吏或者民众如来投诚，那么不分民族一视同仁加以任用，同时官府还会对这些人封爵赐姓，提倡蒙汉通婚。
蒙古人
在明朝初期，即洪武和永乐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退居塞外的北元残存势力不甘心失去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时刻计划着反攻，与明朝在军事、政治上形成对峙之势。
但是在明朝军事征伐与政治招抚的政策下，蒙古部落开始分裂。
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明朝所主导的“胡汉一家“、”天下一体“的观念不仅使得边患平息，而且促进了华夏民族与蒙古族的融合。
北元的帝国梦与土木堡之变
在朱元璋、朱棣制定了固守疆域的政策之后，后继的仁宗、宣宗以此政策思想又制定了“顺则扶之，逆则御之”的抚谕政策。
这些政策的出台，使得蒙古部落对蒙古开始示好入贡，同时也互开边市，进行贸易。
直到”土木堡之变“之前，双方在大体上都维持着和平的局面。
不过对于明廷来说，他们这一不干预蒙古事务的做法也为他们埋下了“土木堡之败”的伏笔。
没有来自明廷的干预，蒙古西部以脱欢为首的瓦剌势力迅速发展起来，横扫大漠。
他在宣德末年通过一系列战争统一了蒙古各部，并且独揽了内外蒙古的全部实权，俨然一位真正的蒙古王。
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先掌权。
也先相较于他的祖父马哈木和父亲脱欢来说，更加桀骜不驯，野心也更大。
由他所掌控的势力，西起中亚，东至朝鲜，北达西伯利亚南部，南抵明长城。
自元朝衰败之后，他以一手之力将他的部族打造成了元灭之后的草原最大势力，蒙古草原的又一霸主。
随着实力的急剧膨胀，也先心中有了“求大元统一天下”、“约诸藩共背中国”等一系列恢复大元天下的念想。
历经几年的筹备之后，也先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以宦官王振减少他们进贡的马价以及明朝不答应他们“结中国亲”为由，集结兵力向大明宣战。
而当时的明英宗受到宦官王振的鼓舞而御驾亲征，最后惨败，皇帝也成为了也先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史学界普遍认为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胜转衰的关键节点，在此前明朝尚有二十万精锐护边，而在土木堡之战中，这二十万精锐连同随行文臣武将损失殆尽。
在土木堡大胜之后，也先率军长驱直入，围攻北京妄图恢复大元。
无奈此时的北京城的军民在于谦的感召下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抗敌，最终击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土木堡之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华夷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和众多少数民族领袖一样，一旦他所掌控的实力庞大足以与中原王朝对抗之时，他们就会选择侵入中原。
当实力不足以与中原王朝对抗之时，他们便会蛰伏草原伺机而动。
景泰三年，也先弑杀脱脱不欢，自立为可汗，号大元田盛大可汗。
但是他并不满足偏安一隅，时刻都在计划着“求大元皇帝一统天下”，但恢复大元不过是他的政治借口。
他的真正目的则是想乘着蒙古族群势力急剧膨胀，再次南下中原，夺回对历史的控制权，以雪元顺帝北逃之耻。
明朝民族观念的两面性与俺达求贡
尽管明政府在表面上一直强调“胡汉一家”、“天下一体”的民族平等思想，但是明朝统治者眼中，仍然坚持“内中华而外夷狄”的华夏民族观。
于是在处理夷狄族群的问题上一直持有怀疑和歧视的态度。并认为他们本性狡诈、贪婪，于是在许多问题上处处防范或掣肘。
这些狭隘的民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朝历史的走向。
如嘉靖帝，他对夷狄的歧视和偏见在明朝当中实属罕见，他在本人就非常讨厌“夷”“狄”这两字，但凡是他下达的诏书或者奏章等，这两字都会写得十分细小，表示尊中原，鄙夷狄之意。
同时他在修北京帝王庙之时，不仅将其中的忽必烈像给撤出，还把朱元璋在南京所修建的帝王庙中的忽必烈也一并撤出，不准人们祭祀。
嘉靖对夷狄的偏见还从拒绝蒙古部落的求和上体现无遗，从嘉靖十三年到嘉靖二十九年当中，蒙古俺达汗数十次派遣礼臣向大明请求入贡，同时也做出了“边民垦田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的政治承诺。
但是这些示好行为都遭到了嘉靖帝的拒绝，同时他还下令“擒斩俺答、阿不孩者，总兵、总督官俱加升擢，部下获功将士连升五级，赏银五百两。”
受此诏令的影响，明朝边将于嘉靖二十五年诱捕了俺答汉地使臣，并传首九边示众。
受此羞辱，俺达不得不诉诸武力，发兵侵扰明朝边境，并希望以军事压迫明朝同意通贡的请求，这就是“庚戌之变”。
早在俺达求贡之初，时仍宣达总督的翁万达就上疏劝说朝廷道：“自去冬及春，游虏零骑，至墩讲说，半年求贡，奚啻数十次，意亦勤恳”。
但是对夷狄偏见颇深的嘉靖帝仍然拒绝了求贡请求，结果在酿成“庚戌之变”后，才不得不通贡互市。
明廷于嘉靖三十年在大同镇羌堡以及延绥、宁夏等地开放马市，据史料记载，马市建成之时，俺达“出塞甚喜”，为了进一步与明朝建立互信基础，他还亲临大同，向明廷献上九匹宝马。
同时也告诫那些部落首领，“勿与弩马，马必身腰相长，毛齿相应”。
这一次互市，总计给明廷带来了一万匹良马。
但是由于此次互市是在夷狄的武力压迫之下才开通的，这就让嘉靖帝感觉颜面顿失，于是第二年就下诏停摆各边马市。
于是嘉靖三十一年后，蒙古与明廷之间的又起摩擦，之后二十余年双方战事不断，直到庆隆四年，明廷与蒙古在此达成协议，双方在再次通贡互市，结束了二十多年的战争状态。
之后庆隆地封俺答为顺义王，并且俺答的部署子侄以及属下各封建领主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赏赐。
同时庆隆帝也下圣喻道：“无分彼此，照临所及，悉我黎元，仁恩惟均，无或尔遗。”
之后俺答也在贡表中保证：“誓不敢再扰各边，自取天诛。”
至此俺答汉与大明皇帝“共摄大统”，明廷在之前的基础上又增设马市十多所，双方交易不断，贸易额度年年上升。
到了万历十年之时，明廷从马市获取的良马每年都在五万匹以上。
边境也出现了自明朝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和平富强的局面，史称：“田野日辟，商家日通”。
蒙古人民
此后数十年，蒙汉两族人民从通贡互市当中汲取了大量财富，双方的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
同时蒙古也结束了两百多年来一直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局面。
在经济相互交流的基础上，明朝官方还派遣四夷馆翻译丛文光等人去蒙古传播先进汉族文化。
正是这些文化交流的举动使得蒙汉的文化得以在交流中得以进步，也使得一些史学名著如《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等得以流传。
总论
蒙汉的和平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领导者的个性。
如俺答就与其他的蒙古领袖不同，他明白要想再用武力征服中原王朝已成为泡影，同时他的通贡互边的夙愿也在庆隆时期得以实现。
于是他只满足于做一个蒙古王，无意入主中原。
而庆隆皇帝作为汉族领袖，他骨子里还是有着中央王朝中心观。
但是他能摒弃嘉靖的“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观，而提倡“华夷一家”、“并生并育于宇内，无分彼此”等胡汉和平的民族观，这确实是历史的一种进步。
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相互尊重才能促进历史的发展与民族融合。
但是明朝末期的统治者摒弃这一观点，重新拾起“华夷之防”等狭隘的民族观，不断地挑拨蒙古各部以及后金之间关系企图“以夷制夷”。
但是事与愿违，蒙古各部不仅没有在明廷的挑拨之下分崩离析，而是转向了后金，形成满蒙联盟。
而明朝自身也在后金的骚扰以及农民起义的打击之下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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