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因比曾做出一個著名的論斷：在人類諸文明中間，唯有中國文明擁有融合其他文明的經驗，這就是中國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湯因比發表這觀點的時候，人類經歷了兩次大戰，他對中國寄予厚望，認為中國文明在二十一世紀應該擔當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使命。今天看來，湯因比的這個說法有點問題。因為在人類歷史上並非只有中國文明曾發生過文化融合，如古希臘羅馬文明與希伯來宗教的融合，形成了具有兩種超越視野的天主教文明；現代社會正是在天主教文明中起源的。印度也發生過伊斯蘭文明和印度教文明的融合，如莫臥兒帝國。

雖然就文明融合而言，中國只是幾個案例中的一個，但它對中國思想與社會演變的重要性，至今尚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歷史上中國文明發生過兩次大融合。第一次是與古希臘羅馬文明和希伯來宗教超越視野融合差不多同期，中國的魏晉玄學對印度佛教的親和與接引，數百年後儒學消化了佛教，發展為理學。第二次則是1840年以後至今尚在進行中的第二次文明融合。這兩次文明大融合存在奇妙的關聯。

中國文明的第二次大融合，源於西方用炮艦和廉價商品打開中國的大門，這一點我們有很深刻的印象。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第一次文化融合，是受到印度佛教的衝擊。這一時期，雖然北印度建立了笈多王朝，但並沒有形成持久穩定的大帝國。當時的印度既無征服世界的經濟、政治力量，也無軍事實力，與中國隔著喜馬拉雅山，為什麼印度思想文化會對中國產生那麼強大的衝擊呢？這正說明文化本身的力量！正因為如此，第一次文化融合主要在思想文化領域。那麼，第一與第二這兩次文化融合之間的關聯又是什麼呢？這就是今天講魏晉玄學的重要性。

在中國思想史上，魏晉玄學具有極為獨特和重要的地位。魏晉玄學的結構蘊含著中國文化接受外來文化的機制，不瞭解這一機制，就不能從中國思想文化演變的內在動力來理解第二次文化融合。更重要的是，魏晉玄學塑造了中國文化獨特的常識理性。常識理性成熟後，在塑造中國理性基礎和藝術審美的同時，消化了佛教，並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宋明理學，此後理學成為東亞社會共同的政治文化，並影響到中國和日本等社會的現代轉型。

總之，今天講魏晉玄學，是為了分析中國文明的文化融合機制。從魏晉南北朝以後幾百年的文化演變中可以看到，在何種條件下，某種軸心文明類型是如何去接受、消化另一種終極關懷。而且，它不是通過軍事征服，也不是因為經濟交流，而主要是靠兩種不同文化的親和，就能夠產生對文明演化的巨大而深遠的歷史性影響。

如何理解魏晉玄學的興起？這要從東漢末年宇宙論儒學遭受的嚴峻挑戰講起。

應然無限擴張的後果

某一文明一旦實現了文化的超越突破形成某一種類型的軸心文明後，就會形成被該文明社會成員普遍接受的終極關懷，其本身具有巨大的穩定性，其他文明的價值系統對它的影響力是有限的。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中國文化更是如此。但是，為什麼在東漢以後中國文化會受到佛教持久而全面的衝擊，並由此發生文明融合呢？這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研究文明融合，首先應該要看到中國文明是以道德為終極關懷，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道德有一個本質屬性，這就是實然不能質疑應然。道德意識形態通常不會因外來影響或因為其實行後果不理想而被否定。但是，道德意識形態不受衝擊需要有一個前提，這就是道德必須具有可欲性。

什麼是道德的可欲性？道德有兩個屬性，一是普遍性，即道德規範普遍有效；二是可欲性，可欲性是指這組規範的可實現性，即這些規範必須人人可以做到。你們想想人類各文明共有的道德內容，不要說謊，不要姦淫，不要殺人，這是每個人只要想做就能做得到的。假定有一天把人能在天上飛作為道德原則，那當然做不到了，過去也從來沒有把這種人做不到的事情作為道德規定。

與其他幾種軸心文明類型相比較，沒有一個其他文明如中國文明那樣，把社會制度視為道德內容的實現，也沒有把宇宙秩序看做具有道德屬性的。而在中國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泛道德主義文化中，道德規範會不斷擴大，我們稱之為應然的擴張。

漢代儒家為了論證以皇權為中心之家國同構的大一統帝國的正當性，發展出一整套政治理論，把宇宙規律與道德倫理緊密聯繫在一起，導致道德規範越出國家和社會制度而進一步向外擴張，把宇宙自然狀態和人世間的道德秩序緊密聯繫在一起。本來，宇宙秩序是實然，和道德一點關係都沒有，但在中國泛道德主義文化中，應然的無限擴張，必然將造成道德可欲性的破壞。

漢儒認為，儒家道德規範來源於天，天通過天子把儒家倫理下達給萬民。漢儒通過對《春秋》微言大義的解釋，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創造。他們認為整個宇宙的正常秩序，譬如說風調雨順啊，日月星辰的正常運行啊，以及一年四季啊，都是儒家倫理道德秩序的表現。一旦出現了日食月食、流星雨、氣候失常和大災荒等自然現象，則意味著宇宙秩序的失序。宇宙秩序的失序對應著作為天子的皇帝失德，從而把災異與鑑別皇帝是否實現仁政關聯起來。

《春秋》

如果皇帝沒有很好地推行仁政，上天就會用天災來警告皇帝之失德，此時，皇上就要下罪己詔，殺貪官汙吏，整飭吏治，當社會迴歸秩序後，天下將又太平。在一定時期內，當天災偶爾發生時，這種天人相應的道德哲學對維護家國同構體的穩定還是有效的，是懲治貪官汙吏的有效武器。你們想過沒有，把宇宙秩序等同於道德秩序帶來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宇宙秩序、天災的發生，本來是人不可控制的自然現象，如果在某一時期，一天到晚發生天災，那會對社會發生什麼影響呢？這種情況在東漢末年發生了。這一時期恰好碰上太陽黑子活躍異常期，天災頻密，這時，無論皇帝做什麼，老天爺都要一再警告你失德，令你不知所措。

兩漢持續四百餘年，宇宙論儒學維繫著家國同構體的運作大致可行，但是，東漢末期情況發生根本變化。一方面頻頻發生特大天災，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全面潰敗，它們終於破壞了儒家道德意識形態的可欲性，帶來了中國思想的大轉向。

天災對宇宙論儒學的衝擊

歷史上中國是個多災的地區，也留下很完備的天災記錄。但任何一個朝代的天災，都沒有造成像東漢末年那樣大的思想衝擊。與其他時期相比，兩漢後期的天災比其前後的先秦和南北朝時期都更多、更集中、也更大。在宇宙論儒學支配下，西漢時已建立起一套包括君王自譴、謫貶三公等在內的一套禳災制度。

據統計，兩漢與災害直接相關的改元至少有二十三次，君王因災害下自譴詔有三十次，因災異遭到免職的三公多不勝數。為什麼要殺大臣呢？因為災異不僅是上天對皇帝失德的譴告，位高權重的三公也負有調和陰陽之責，每遇天災，當皇帝下罪己詔無效時，就採用謫貶、殺大臣來向上天表示痛改前非的決心。

顧頡剛先生著作中，對天災怎麼衝擊兩漢時人的心靈世界，曾有過非常形象的描繪。當天災日益增多，後來殺大臣居然被制定為一項對付災異的制度。公元前43年，春霜夏寒，漢元帝的丞相於定國繳上侯印。公元前15年，漢成帝因隕星和日蝕罷免丞相薛宣。公元前7年，熒惑(即火星)守住心宿，兇應皇帝，賜死丞相翟方進。

《漢儀注》裡有一條殘酷的法典，當天地大變時，皇帝應派侍中持使節，乘四匹白馬帶酒十斛、牛一頭到丞相家，將殃咎告知丞相。法典規定當侍中走到半路時，丞相即應上書告病；侍中回朝，還沒有覆命時，尚書就把他的死訊報與皇帝。

東漢最後的半個多世紀恰好遇上太陽黑子衰弱期，強度是前後一千八百年間的最小值，自然災害和災異頻頻發生，公元 107-219年的一百一十二年中，特大天災便達一百五十次。平均每年發生一兩次大天災，皇帝無論做什麼，不管他實際上是否實行了德治，天災都要一再顯示亡國之徵。這時皇帝就會感到被上天拋棄了，儒生也會懷疑由宇宙論儒學所規定的道德是否虛妄。

東漢末年戰爭圖©鳳凰網

你們去看看東漢後期的社會心態，全社會都慌掉了。不管皇帝做什麼，大臣做什麼，百姓做什麼，上天一再用災異來告誡這個社會是不道德的。宇宙論儒學是根據天人相應來看儒家道德是否可欲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碰到一個問題：當道德原則被上天判定是做不到的時候，這個社會該怎麼辦？

這時，就會出現對宇宙論儒學的普遍懷疑，這種懷疑的結果是出現思想形態的大轉向，士人由積極介入現實政治轉向玄學思考。中國傳統社會制度是以道德規範為基礎的，當社會發生嚴重腐敗時，道德原則仍如磐石般地屹立在那裡，作為修復社會結構的模板。因此，即使社會發生大動亂，只要道德原則沒有變，動亂以後，依然可以根據道德原則來重建一個新王朝。

但東漢滅亡前後，連道德精英都不再相信宇宙論儒學時，王朝修復機制的功能也失靈了。東漢解體、儒學王朝修復機制失靈時，又正值半牧半農民族大舉南遷，殘酷、劇烈的大動亂持續了很長時間，其後果是家國同構體受損，很難再建立起大一統國家。

半牧半農民族南遷及大一統帝國的分裂

東漢末年的大動亂是歷代大動亂中歷時最長、最殘酷的一次。先是黃巾大起義，然後分裂成魏、蜀、吳三國。今天，三國故事、三國電視劇、三國遊戲已成為文化消費產品，是年輕人瞭解三國曆史的重要途徑，但是，你們知道三國那次大動亂有多可怕嗎？

導致東漢崩潰的那一次大動亂之殘酷，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東漢中後期，公元156年尚有五千餘萬人口，到263年，魏蜀人口加起來只剩五百三十七萬，特大天災及戰亂令人口損失十分之八九。你們都看過《三國演義》，但不一定會注意到那時的戰亂有多可怕。曹操軍隊缺軍糧，你們知道吃什麼嗎？吃人肉乾啊。孔融認為，人餓極而相食，如同吃了會說話的鳥獸，吃人肉就像吃鸚鵡一樣。

曹操的詩句“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正是現實生存狀態的寫照。在豪強挾持下，漢室頻繁遷都，先在長安，後遷到洛陽，最後遷到許昌。為什麼遷都越遷越小，因為大城市荒蕪掉了，整個中原大地一片荒涼，連皇宮裡的人都沒飯吃，宮女穿著麻布衣服。

東漢滅亡經過六十多年的折騰，漢民族剩下一千萬人左右；與此同時，北部半牧半農民族大舉南移，充當兵員和勞動人口，史稱“五胡亂華”。如董卓的軍隊“來兵皆胡羌”，劉備、曹操部隊中有大量幽州烏桓胡騎。

晉文帝司馬昭時期，歸附的胡人高達八百七十萬，“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不僅是關中戎狄居半，隨著北方遊牧、半遊牧民族大舉南下中原，漢族人口為避亂從中原地區向淮河、長江乃至珠江流域大量遷徙，在整個北方，漢族已經不佔多數。同時，長江以南地區周邊的少數民族也大量向這一地區遷移。

東漢末年到南北朝數百年間，發生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民族大遷徙、大融合，對此後隋唐盛世及中國文化產生極大影響。大遷移帶來的民族大融合是一個漫長的融合過程，短期效應則是對漢代奠定的社會基本結構產生巨大沖擊，中國在相當長時間裡再也建立不起統一的大帝國了。

漢帝國大一統結構的建立，依靠的是家國同構的機制。該機制的有效是依賴於一個基本前提，即把家作為社會組織的基本細胞，信奉儒家倫理的漢民族在人口比例中占主導地位，然後通過家國同構建立大一統帝國。大量草原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匈奴、烏桓、鮮卑、拓跋等民族的社會結構是部落組織，並不是由儒家倫理規定的家。當北方漢民族不佔多數，民族融合又未完成時，建立家國同構的統一帝國是不可能的。

綜上所述，無論是長期的天災，還是東漢瓦解後極端殘酷的大動亂，人口大量死亡，中原空虛，戎狄胡人南下，無不對宇宙論儒學提出嚴峻挑戰。人們應該相信什麼呢？正是在東漢末至魏晉時期空前的意義危機中，魏晉玄學興起。魏晉玄學如何興起？這是下一篇文章將要講到的重要內容。我將通過魏晉玄學和宇宙論儒學的比較分析，揭示支配其發生的“道德價值逆反”機制。而該機制只有在以道德為終極關懷的中國文明才會出現。

本文編輯、改寫自金觀濤、劉青峰《中國思想史十講（上卷）》一書的部分章節，學術討論請以原書為準。配圖源於網絡，如有侵權還請聯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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