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朝官，人們往往覺得陌生，因為從名字上很難界定他到底是一個負責什麼職權的官。後來通過描述漢代的電視劇比如《漢武大帝》《衛子夫》等等，人們逐漸聽到中朝官的名字，但也依舊不知道中朝官的具體形成之因。
圖為影視劇中與皇帝對坐發表自己意見的中朝官形象
漢初制度規定：“常以烈侯為丞相”。然而到漢武帝之時，列侯往往才幹較差，“為丞相備員而已”。同時丞相又多由御史大夫升遷，所以御史大夫的情況也差不多如此。
於是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為了大展宏圖，鞏固和發展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經過摸索，逐步提拔了一批出身一般，但有才幹，多智謀的士人成為“出入禁門腹心”之臣，實際是作為重大決策的參謀和顧問，以彌補宰相才幹不足的缺憾。這就是被後世稱為中朝官的雛形。
《漢武大帝》中的衛青就是漢武帝一手提拔的內侍近臣
比如出兵東甌，漢武帝用近臣嚴助的計策，否定了太尉田蚡的意見堅決出兵援救。又如當時諸侯王力量仍然很強大，如何防止他們威脅中央王朝成為當時的心頭大患，漢武帝用近臣主父偃的計策，頒佈推恩令，巧妙地削弱了藩國的力量。
這些近臣的職位多為中大夫，所謂侍中，即在宮中的值宿，以便皇帝及時召見詢問。可見他們是適應漢武帝的鞏固統治和擴張性的國家政策而受到重用的。他們此時還沒有中朝官的名目，但在漢昭帝以後的中朝官正是沿著這個思路發展而成。
圖為《漢武大帝》中漢武帝與中朝官嚴助出兵東甌
從定義上講，中朝官的“中”，指的是宮中，所以中朝官也叫內朝官、比如《漢書》中的大司馬、將軍、侍中、中常侍、散騎等都是中朝官。他們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個是在宮中理事，並且徹夜值班，一個是他們能隨時面見皇帝，而不像宰相、御史大夫那樣定期向皇帝作報告。
由此可見，中朝官的集中特點使得他們明顯地區別於其他官員。這就是他們既不像公卿等外朝官員需處理全國日常政務，也不同於宮中執行具體的非政治事物的其他官吏，而是給皇帝處理日常政務特別是重大政務充當參謀和顧問。這一特點正是基於漢武帝重用近臣而發展而來的。
圖為中朝官可以隨時進諫皇帝發表自己的看法
那麼中朝官的工作職責都有什麼呢？
比如上文提到的中朝官散騎，其職責本身是在皇帝出行時，陪伴在皇帝車馬邊跟隨行走，後來便逐漸有了“獻策”的人物，於是便發展為中朝官。
《漢書劉向傳》：漢元帝時前將軍蕭望之，諸吏、光祿大夫周堪均為中朝臣，重視劉向，薦其為散騎，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通信輔政。
由此可見，這些中朝官從底層的近臣侍做起，為皇帝形勢君權出謀劃策，貢獻自己的智慧，從而形成了皇帝身邊的智囊集團。
圖中左二為散騎，陪伴在皇帝車馬邊緣
而中朝官的另一職權便是就重大事物集議，提出各種解決方案，供皇帝參考，這便是上一職權的延續與發展。
《漢書王嘉傳》：任丞相，有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
由此可見，中朝官集議實際上期的作用，是在比較複雜的事情上提個初步的意見，供皇帝處理選擇，以保證有利於整個統治。如有必要，為了更加慎重再以此意見為基礎，經外朝宰相官員等和議，在更大的範圍內討論這一意見的得失，然後做出決定。
也因為此，當皇帝看到外朝官員中有人勝任中朝官時，也給他們一個頭銜，讓他們兼任中朝官。有了這種加官制度，實際上使得中外朝官的界限變得不是很嚴格，然而卻使中朝官制度變得更加靈活，隨時可以吸收適合的外朝官員參與決議。
那麼漢武帝重用近臣發展為中朝官的這一模糊措施，又是什麼原因使它成為了漢朝的官方明文制度了呢？
這就不得不提霍光，以及他的特殊需要。
史書記載漢武帝晚年想立少子劉弗陵為皇帝，由於劉弗陵年幼僅僅八歲，便不得不設置輔政大臣。他選中了奉車都尉霍光，以他為大司馬、大將軍，而副之以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這樣一來，依靠漢武帝五十多年統治的威望和託付，政事一決於大將軍霍光的局面便基本定下來了。
圖為霍光畫像
但是問題在於，霍光是中朝官，他的官位不高，不過秩比二千石，資歷也不夠，所以當過太僕（中二千石）的上官桀不服，夥同外朝的輔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想除掉霍光，事情雖然被霍光迅速平定，卻不能不迫使霍光考慮如何對待地位在其上的丞相車千秋和其他大臣。
一方面霍光作為漢昭帝的代理人，不是不希望丞相和主大臣竭盡全力，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以鞏固漢昭帝和自己的統治。但是另一方面，霍光原來的地位畢竟比丞相、御史大夫要低，因此代表漢昭帝指揮百官不得不有所顧慮。
在這種情況下，霍光采取的應對措施之一，便是模仿漢武帝，選拔一批有才幹，多智謀，並且對自己忠誠的官吏，充當自己審批外朝文書，處理與丞相等大臣關係的參謀顧問。
圖為影視劇中霍光提拔的一干近臣
《漢書霍光傳》：霍光立昌邑王，二人發生爭鬥，光問計於所親故吏大司農杜延年，延年議廢昌邑王，言伊尹廢太甲先事。
可見霍光依從自己的親信杜延年的建議並與另一中朝官車騎將軍張安世一起行事，最後達到了廢黜昌邑王的目的。而張安世原本也並非中朝官，因為及時給霍光提供私人建議而迅速加官位中朝官，以便及時聽取其意見之例。
圖為漢宣帝即位後依從霍光建議鞏固杜延年地位
但需要注意的是，霍光與這批中朝官的關係，又同漢武帝與近臣的關係有所不同。漢武帝指揮大臣，不存在任何顧慮。其所以信任近臣，基本上是為了彌補宰相、大臣才幹的不足。因而雖然放在左右，但有時宮外任務更加緊要，便又調出宮中，嚴助、朱買臣、主父偃等都是如此，沒有將公卿大臣和近臣分為兩個比較固定的集團。
而霍光不同，他所需要的近臣，不但要能出謀劃策，鞏固整個王朝的統治，而且還要忠誠於自己，能幫助自己處理協調與宰相大臣的關係。因而一旦選中了，便長期維持下去，有功封侯加土，而原來的官職的官職就很少變動。
圖為昭宣盛世中的漢宣帝畫像
《漢書杜延年傳》：宣帝即位，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功比陳平，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
定冊論功是宣帝即位的頭等大事，但從參加者即可以看出除了丞相御史大夫外，諸人都是中朝官。這樣，由於中朝官在朝廷以功臣身份的加持立足，出入宮禁，參與政事，要比一般公卿大臣受霍光信任，這就使得二者界限逐步加深，中外朝的區別日益明顯。於是漢武帝信任近臣的措施也就發展成了中朝官制度。
中朝官制度雖然出於霍光的特殊地位、特殊的需要而形成，但因為它和後來皇帝鞏固統治的需要並沒有矛盾，並反而起著一定的作用，以漢宣帝為代表的後世皇帝便完整地保留了下來。可見中朝官的來源，不僅僅來源於形勢上的需要，更來源於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土壤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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