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大觀
東林黨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其主要的成員有顧憲成、左光斗、高攀龍、葉向高。明代的皇帝明神宗時期，其統治下的明代中期，曾經強大的大明王朝也開始走上了下坡路，其主要的表現就是經濟政治上的敗壞。
歷史背景
政治日益敗壞的大明王朝，封建高層人員過於壓榨，導致人民生活非常的艱難，因此一些受不了壓榨的百姓就不斷起來反抗。
而就在這一時期，我們熟悉的詩人、政治家張居正就想改變這些現狀，於是身為首輔的張居正就開始了他有名的政治革新。
首輔張居正，在澄清吏治、改進稅制、增闢財源、興修水利和整頓軍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只不過，張居正的政治革新也是曇花一現，明神宗在張居正過世後，張居正的新政措施就很快被廢除了。
神宗廢除張居正的新政後又開始把大明王朝帶向了下坡路。其中以皇帝、宦官、王公、勳戚、權臣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勢力，操縱朝政。
政治變得更加黑暗，軍事也不斷衰敗，財政方面也開始變得緊張起來，致使上層人員開始不斷增加賦稅，從而也導致了人民反抗事件的增加。
東林黨的興起
顧憲成一個被明神宗革職的男人，他回到家鄉的就開始到處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吸引了一大波的粉絲，而他經常講學的地方就叫東林書院。這個書院成了當時一個輿論中心，而這裡的人們開始從一個學術團體形變成了一個政治派別“東林黨”。
東林派，崇尚實學，對於扭轉當時的士人風氣起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他們在講學中經常觸及社會現實問題，而且議論如何改變這些問題。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的特點，吸引來了許多的人才，這其中也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
結束語：那麼，為何有人說大明王朝亡於東林黨呢？
第一、雖然，東林黨大多都讀書人，但由於東林黨人威脅到其他非東林黨人的利益，許多非東林黨的官員為自保也紛紛以地域為單位，紛紛拉幫結派，比如宣黨、浙黨、楚黨、齊黨等。拉幫結派導致了晚明劇烈的黨爭，既給自身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也給國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第二、後期的東林黨人代表了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他們反對朝廷對工商業者實行收稅，並在魏忠賢倒臺後，趁機取消或降低了許多稅種，如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從而減少了財政收入的來源，使得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在平民，加上當時自然災害也是頻頻發生，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頓時災民成群，苦不堪言的人們，只好鋌而走險，起來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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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於東林黨這是毋庸置疑的，東林黨大多是讀書人也是毋庸置疑的，要說大多里面的讀書人是正直的，那就要看看你怎麼理解正直二字了。
東林黨人並不是想象中的正直
舉一個當時東林黨重量級人物，萬曆年間東林黨的大佬級人物李三才，是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兼漕運總督。藉著漕運總督的職位大肆斂財，古代最肥的職位一個鹽政，一個漕運，他在斂財方面名聲可相當大，大到幾十年後，著名學者夏允彝到鳳陽尋訪，還能聽到相關事蹟，最後還給了個結論——負才而守不潔。當時東林黨高層如此，其餘多數人便可知。
怎麼說呢，東林黨人當時的整體形象就是才華學識有，不重私德，但成天吟誦道德文章談玄論道的一群人。中間能幹實事的有，但不多。
東林黨人的正直換句話說是愛虛名，但不敢負責任
讀書人都有個毛病，愛慕虛名，這在東林黨那時候怎麼體現的呢，就是靠反對皇帝罵皇帝，如果皇帝責罰他了，他非但不怒還很高興，回去便有了名聲，老子當年為了規勸皇帝受了處分。他們把這叫做忠心。但具體呢，皇帝今天衣服沒穿好罵一下，明天皇帝去一個妃子那次數多了也罵一下。但涉及到大事全不說話了。
李自成快打進北京了，崇禎想南逃，他不好意思說，找個親信在朝堂上替他說，被東林黨人罵慘了，最後崇禎礙於他怕親信把他供出來給他殺了。
東林黨說什麼君王死社稷，我們與敵寇奮戰到底，為什麼，因為南逃了不光崇禎沒臉面，東林黨也沒臉面，成天高喊口號最後敵人來了你跑了我這名聲還要不要了啊。
就是這群人，平常愛虛名給皇帝騙住了，原來底下人這麼忠誠，南逃是愛虛名不讓皇帝跑，最後敵人打進來了全破功了。
東林黨人本質上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明代科舉靠四書五經八股文，能靠這個當上進士做官是並且進入東林黨的那都是鳳毛麟角的存在，畢竟如果你連進士都不是東林黨憑啥收你，做個類比，這群在當時整個中國最聰明的一群人當官了，寒窗苦讀二十年不止，就像現在的清華北大的畢業生，心氣很高，為自己著想大於一切，為自己負責第一，為別人負責第二。
最後，為什麼我們認為東林黨要好過閹黨的名聲，因為東林黨讀書人多啊，讀書人多國家的宣傳機器就在他們手上，他們寫的書都是讚揚東林抨擊閹黨的。久而久之，以至於後代人就不加選擇的信了。
所以東林黨多是文人，但這群文人精緻利己，愛慕虛名，但善於美化自己，明亡他們肯定要負一部分責任的。
本質上都是一群當官的政客，咱別給人家想的多骯髒也別給人家想的多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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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東林黨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其逐漸的發展也引發了加劇黨爭，排除異己，空談誤國，缺乏實際，反對工商業加稅，加重了農民負擔，貪汙腐化等問題，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東林黨其最早由顧憲成創立於明神宗年間，代表江南工商業主士大夫的一個政治利益集團。
顧憲成最初在神宗年間因爭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朝廷會同推薦選任內閣大學士人員名單，而偏偏顧憲成提名的人，神宗都不喜歡，這下正好撞槍口上，惹怒了神宗，被革職回家。
顧憲成回到了家鄉，一想成了布衣，正好無事可做，從事講學活動吧，同時也可以宣揚他的政治主張。恰好在無錫有一所宋朝學者楊時曾經講過學的東林書院，他就同弟弟顧允成倡議維修。顧憲成在江南士大夫中聲望頗高，得到了很多士大夫甚至地方官員的資助與支持。
在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修復了這所書院。同年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了一個東林大會，還像模像樣的制定了《東林會約》。
最初這些東林黨人標榜氣節，崇尚實學。他們在講學中經常觸及社會現實問議論如何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而且因為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著許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部分朝廷的官員也與東林書院的這些學者思想理念不謀而合，弊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持，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這裡的人們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從而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當然這個“黨”是朋黨的意思，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政黨。
其也由最初提出振興吏治，整頓朝政，打擊貪汙腐敗等，但其逐漸發展也引發許多問題。
黨見過深，排擠異己，加劇黨爭。
從最初的講學，逐漸聚合成一個政治集團“東林黨”。而且由於東林黨人“‘黨見'太深，壁壘過嚴，以致樹敵過多”，他們過分執著於“‘非此即彼'的認知模式”和“‘善惡兩分'的絕對化政治思維定勢”，有點絕對化，認為除了自己人之外都是敵人，威脅到其他非東林黨人的利益，其他非東林黨人沒辦法啊，於是他們為自保也紛紛以地域為單位，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一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
鬥爭由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鬥爭，各黨派之間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攻擊，朝堂之上，一個個滿口仁義道德，民生社稷，但是真正去考慮民生的沒幾個，那只是藉口。
許多東林黨人，多數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對個人聲名之看重甚於國家利益，為了一時的名聲利益置國家利益而不顧。黨政加劇，朝政一片混亂，內耗嚴重。
反對徵收礦稅，工商貿易稅等，加重農民負擔。
我們都知道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學歷史也都知道明代中後期江南便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江南的工商業頗為發達繁榮。因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東林黨代表的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張居正一死，東林黨們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於是想加重工商業，礦業，海外貿易的賦稅，但卻遭到東林黨們的的激烈反對。
東林黨人多是江南士大夫及一些工商業主。因而在明朝後期有一個“怪現象”——任何國家加強對私人經濟活動控制的政策，任何國家試圖增加工商業稅收的行為，都必然遭到東林黨堅決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這些抵制還基本都成功了這些他們更自信了。“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幾乎也成了他們無往而不勝的理論法寶，在他們那裡增加工商業，海外貿易稅負，這是不可能的，朝廷窮咋辦，加農業稅啊，所以可憐的農民稅負更重。最終農民們再也無法忍受殘酷的自然災害外加沉重的賦稅，揭竿而起，農民起義也成為壓死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其思想過於空想，缺乏實際，又反對一些基礎財稅改革。
他們有著極強的道德標準，他們能找出社會上的問題，但是從未有找出解決的辦法，從不曾提出過救治國家的政綱，甚至在關係國家存亡的是否遷都，主站主和等方面這些人也是一味的反對，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所以美國學者賀凱對於東林黨的評價是“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團體。”
萬曆時期張居正改革主張加重工商業稅負，但張居正一死東林黨人便把它廢除。而在魏忠賢閹黨倒臺之後，東林黨人逐漸勢大，朝廷也漸漸形成以各軍總兵為首的北方將領集團和以東林黨為首的南方財閥集團。這時候主要問題是明末對滿清的防禦和平叛戰爭。北方將領集團不滿南方集團既不想出錢也不想出力（崇禎皇帝不止一次想要加稅江南，但都因為文臣阻止才作罷）。他們在前線浴血奮戰而這些言官們卻在皇帝面前進讒言，做政治鬥爭。他們還偷偷的與關外經商，謀取利益。
他們還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
《劍橋中國明代史》評價說：“東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財政上的改革觀點：他們認為技術性的解決辦法過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們偏愛行政改革的空想，他們的運動在體制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從高拱和張居正所採取的立場的重大退卻。”
魚龍混雜，參雜許多貪官汙吏，掏空了大明最後一點家底。
當然很多東林黨人尤其是早期的大多一身正氣，清廉正直，錚錚鐵骨，堪稱道德楷模。但不可避免的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尤其是崇禎清除掉魏忠賢勢力之後，東林黨人把持朝堂，許多小人趁機混入其中，謀利，貪汙受賄。
更甚至崇禎末年為了補充遼東軍費試圖讓朝廷官員捐款，但在崇禎的可憐請求下竟然只募捐到幾萬兩銀子。而李自成攻破北京後在這些官員家裡竟然搜出來七千多萬兩白銀，想想有些嘲諷。
明末還有一些東林黨官員標榜清流，滿口君臣，仁義道德，但崇仁自殺煤山時朝廷裡一起自殺殉死的沒幾個。還有著名的錢謙益甚至不如一個才妓。
歷來對東林黨的評價都不一，褒獎的也有很多。在此我也只是講了東林黨在發展過程中引發的黨爭加劇，過於空想，缺乏實際，反對工商業加稅，加重了農民負擔，最終導致農民起義，貪汙腐化等問題，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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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人書讀到一定的時候，如果不與實際相結合的話就會變得很清高，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很自以為是。東林黨人如果單純的作為思想領悟或者宣傳部門的話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讓他們治國還是有很多缺陷的，比如：一是他們大多沒有基層工作經驗，做起事來帶有一定的盲目性，與實際結合不夠好。二是東林黨大部分都是江浙一帶的富農子弟，作為既得利益集團他們不會損害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居廟堂之高的高層東林黨人無論如何也不會損害大地主階級的利益的，進而導致改革不徹底。所以說天啟皇帝重用魏忠賢是一個很正確的方式，最起碼能保證全國集中力量辦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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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正直的外表，包裝著貪婪的心，但萬事都不能一棒子打倒一片，東林黨人確實也有真正的正人君子，但太少太少了，明亡，絕對亡於東林黨這群無用書生，他們的貪婪，他們的無用，他的偽君子，如果東林黨人能有一個真正有實之事的人，明朝即不會亡於李自成，更不會讓清兵入關一步。
明亡，亡於東林黨人的治國理念，為己私慾，瘋狂的壓榨剝削人民，致使國內人民造反，間接的讓滿族人強大起來，另外在最後的關頭，東林黨人更誤國，沒有一個人能為崇禎出一個好策略，只能眼看著李自成打入北京，最可氣的是當初李自成要合解時，賠償幾萬兩白銀，可東林的官員們一分沒有，李自成入京後，在劉鐵匠的大棒下，這些拿出了幾十倍的當初李自成要合解的數字，更讓氣氛的是，崇禎死後，滿清入關，平時這些仁義道德君子的東林黨人確爭先恐後的投降大清。明亡，亡於東林黨人是完全正確的，主持朝政的東林人，即沒為皇帝分憂，也沒出一個好主意，眼看著明朝滅亡，難怪崇禎臨死前憂嘆，朕怨殺魏忠賢也！如果崇禎當初能聽他木匠大哥皇帝話，重用魏忠賢，明朝絕不會滅亡，因為魏忠賢的國策是張居正的國策，減人民稅賦，增富人稅收，強軍養民，可東林黨人鬥敗了魏忠賢后，完全大變樣了，把稅賦又強加給了人民，以致人民起義，可以說明朝亡國，是崇禎的正策失敗，但更是東林黨人的誤國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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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人“是一群沒有多少政治遠見，缺乏治國才能”的士大夫，“在好同惡異，黨同伐異方面，東林黨比起其地諸黨成員來，常常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加劇了社會矛盾，讓明廷的稅收流失嚴重，沒有稅收國庫空虛，造成軍餉以及應對各種自然災害不足，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所以，“明朝的最終滅亡，晚明的黨人們包括東林黨在內都是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罪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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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對東林黨的評價就是長於攻訐短於治國，東林黨勢力極大，導致明朝中後期形成許多黨派與之抗衡，比如晉黨，楚黨，浙黨等。為了一己私利可以不顧一切。比如被崇禎弄死的魏忠賢，他被天啟提拔的原因就是向東林黨的老巢東南收稅，之前東林黨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向當時已經顆粒無收的西北加稅，天啟讓魏忠賢降低西北稅收，增加東南的稅收，這觸及到了東林黨的利益，所以和魏忠賢勢成水火，天啟一死就被崇禎弄死了，結果西北稅收增加，已經沒有活路的西北人在李自成的帶領下揭竿而起。
東林黨人道貌岸然的很多，比如說錢謙益，聽說清軍入關，他的妻子柳如是要和他一起跳河殉國，結果來到河邊，錢謙益把手伸進水裡，說，不能跳，水太冷了。最後向清軍跪地投降
還有大學士魏藻德，李自成進北京後他還有一群大臣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問他，崇禎那麼器重你，你為什麼沒同崇禎一起殉國？魏藻德說，我正準備為新王朝效力，為什麼要去死呢？李自成手下大將劉宗敏說，這人不可信，崇禎那麼器重他，短短几年就讓他升為大學士，他都能背叛崇禎，如果我們勢弱了，他也會毫不猶豫的背叛我們。於是李自成把他抓了起來嚴刑拷打他，最後頭骨被打裂身亡
福臨1956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副對聯便是出自東林黨。
東林黨的創始人顧憲成，曾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因為上疏為太子常洛爭名分，佛了萬曆皇帝的逆鱗，被削職滾蛋回無錫老家養老去了。
丟官後，他也閒不住，研究學問，四處講學，反而迎來人生最輝煌的時段。
慕名前來教學的人極多，他不論貴賤，一視同仁，以至於鎮上，連祠堂、客棧、和鄰居家都住滿了求學者。這樣還不夠住，顧憲成又與兄弟在自家宅子旁建了十幾間書舍，共來求學的居住，他家常年住滿了求學者，他夫人朱氏也熱情好客一臉笑容，向對待自己的兒女一般，又給學生們燒飯做菜，讓求學的人們感覺到家的溫暖。
經過商量顧憲成把宋朝時一座破舊的書院翻新，由於沒錢一度停工，當他家得知沒錢修書院時，各界人士紛紛捐款，包括當地的官員，於是書院成，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東林黨。
十月份東林八君子，發起東林大會，規定每月進行講學，他們講究實學，所慮皆天下國事。
顧憲成這句話也非常出名：“即天下有一分可為，亦不肯放手。”
東林黨的初中是好的，但是他們除了讀得幾本書，對國家亦沒益處，他們在朝堂上使得黨掙愈演愈烈，打擊報復，同黨伐異，搞的朝堂烏煙瘴氣。
熊廷弼經略遼東時，由於不是東林黨，竟然被架空了，只有個經略頭銜，領兵五千，手下巡撫王化貞卻是統兵七八萬，熊廷弼上書朝廷，說王化貞不聽號令，東林黨的大人物，卻說不要管王化貞，各管各的。
王化貞聽信收下讒言，丟城失地，本來跟熊廷弼關係不大，但是也被抓了起來丟進大獄，兩年後被殺。
在此之前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工商業的代言集團便是東林黨，他們家族基本涉足了所有的生意，就算自己家沒有做，旁枝也做的風生水起，他們又是這些家族培養出來的，現在佔據高位，就應當給予最大的幫助。
他們阻止皇帝收商業稅，升職還提出減免江南的商業稅，皇帝一要收稅就是給皇帝說是與民爭利。很長一段時間，帝國的稅收都是南高北低，在崇禎年間，東林黨自家獨大，開始了一刀切的政策，那就把北方的賦稅給提起來，南方相對減少一些，南北到平衡了，但是北方百姓在荒災面前日子更苦了，這也是了壓垮北方百姓的一根稻草。
試問大戶不上稅，開礦的老闆不上稅，挖煤老闆的不上稅，瓷器老闆上稅錢從哪來，只有百姓掏了。
東林黨對戰事一竅不通，前線戰事吃緊，他們在後方緊吃，還一心要節流，說前線耗費繁多。將士不靠金錢激勵哪又會拼命殺敵。
一幫偽君子，一天到晚不是彈劾這個，就是彈劾那個，實在沒的彈劾的就自己彈劾自己，有本事的不能主事，沒本事佔據高位發號施令。
國事如此，又有此黨，不亡………哎！不說也罷！
雨哥港歷史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由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代表江南士大夫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
1954年(萬曆二十二年)，朝廷徵集內閣大學士人選，顧憲成提名的都是神宗所不喜的人，於是觸怒了神宗，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
顧憲成回到家長，在家長的東林書院講學，吸引了許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為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員，時間一長，東林書院的這些人就形成了一個政治派別，被稱為“東林黨。”
歷史上認為東林黨誤國主要是認為東林黨急於求成，沒有政治遠見，缺乏治國才能；而且最讓人們詬病的就是東林黨對稅收的改變。
在魏忠賢當政期間，當時朝廷大力征收商稅，降低農稅，穩定了當時的民心。
而當崇禎皇帝繼位，東林黨執政時，東林黨主張降低工商稅，加大農稅，自此來解決國庫空虛的問題。這些舉措加重了百姓了負擔，老百姓混不下去了，起義就再所難免。
再後來，當大明滅亡後，李自成攻入北京，在東林黨官員家中搜出7000多萬兩白銀，這讓那些一直標榜自己為清流的東林黨更為人們所不恥。
整個看下來，初期的東林黨確實是一群有志之士希望通過改革來解決國家問題，但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卻成了大官僚，大地主的代表，大明王朝的覆滅不能全部算在東林黨頭上，但東林黨確實要承擔一部分責任。
不知道起什麼好
東林黨人表現出來的讀書人的正直、勇敢、為了理想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精神值得稱讚。
但是東林黨人是朋黨不是政黨，黨同伐異，是自己一夥的，哪怕是錯的，也視而不見，不是自己一夥的，即使是對的也加以打壓。
缺乏全局關念，缺乏治國才能，只知道抨擊朝政，換去自己的好名聲。
當時明朝國事艱難，內憂外患，他們不去解決這些問題，只顧黨爭，這不是火上澆油嗎？
朋黨之爭，國之大害，他們的失敗可以說是咎由自取，對於明朝的滅亡，明朝末年的東林黨人們，的確負有歷史的罪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