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寫經由中國傳出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對東亞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對日本影響最大的顯然是佛教文化而非儒學文化。經書是佛教文化的載體，佛教文化的傳播離不開寫經書。那麼，寫經書對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傳播有何作用？日本佛教的寫經史又是怎樣的呢？
日本古代文化的進步與文明，多賴於對中國先進文化的汲取與消化，公元五世紀漢字和儒家經典由百濟傳入日本，從而加速了日本從矇昧時期走向近代文明。
然而，影響日本文化最為深刻且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卻不是儒家文化而是中國式的佛教文化，佛教的傳播促進了日本文化的形成與藝術的發展。僧侶之間的文化往來更促成了日本書道的形成。
佛教文化是在公元六世紀前半葉傳人日本的。《日本書記》裡記述了欽明天皇時代從百濟傳來佛教：“百濟聖明壬造西部姬氏達率怒斯致契等獻上釋迎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並表勸信佛法，這為佛教傳日本之始。作為佛教的偉大支持者，對幹佛教在日本有傳播之功的當首推聖德太子（公元574－622）。聖德太子攝政，發出興隆佛教的詔書，修建法隆寺以研究佛學；營造四天王寺以開展各種慈善事業。並於公元六0四年鐵定《卜匕條憲法》，其第二條就明文規定“篤敬三寶”。他還潛心研究佛教教義，撰有《三經義疏》以《法華》、《維摩經》、《勝鬘經》的註釋。並親筆書寫了《法華義疏》草稿，富有極為濃厚的六朝書風的餘韻，波碟中帶有隸意，書風典雅明快，小字寬綽開張，筆力爽快而圓潤。由於聖德太子如此崇尚佛教，並身體力行，從而加速了佛教的弘揚。
日本最初的寫經當是在天武天皇元年（公元673）。《正史》載有：“始聚書生，於川原寺寫一切經”。其實寫經早在飛鳥時代（公元552－645）就已經存在，只不過當時是通過民間渠道進行抄寫，尚屬個人隨機因緣的性質。“始聚書生”可以理解為是在官方有組織的形式下進行寫經。根據日本學者田中魂堂先生的考證，天武朝時代書寫的《一切經》是基於《大唐內典錄》而抄寫的。《大唐內典錄》一切經總計達八百部三三六卷之，可想而知，川原寺《一切經》的書寫工作是一項多麼偉大的事業。
慶雲三年（706）的《淨名玄論》，其重要性與影響力僅次於《金剛場陀羅尼經》，為七世紀末至八世紀初人朝時期書風的代表性遺品。為弘揚佛法，在沒有印刷術的當時，抄寫佛經居於諸種佛事之首。人們將書寫佛經視為功德無量的大事。無論是善男信女，還是僧侶居士無不投入。修習書寫佛經成為一時風尚。
然而，日本寫經史上最為輝煌燦爛的時期，則是在奈良時代（公元710－794），此時正值中國盛唐時，視佛教為國教。日本經歷了數百年積極攝取中國先進文化，從而典章制度臻於完備，確立了中央集權的律令國家 體制，進人了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的盛世。
奈良朝時期，中日關係十分密切。當時唐朝首都長安是中國佛教的中心，瞻仰的聖地。日本政府曾派遣唐使20餘次，以及大批留學僧。留學生，留學於長安，長期深入地接觸中國社會，耳濡目染盛唐文化。隨遣唐使來中國的著名人物有吉備真備、阿部仲麻呂、最澄、空海、圓仁等。他們大多是以宗教徒的身份來中國求學，作為學問來研究佛教，同時他們義都是通曉經史，長於文藝的人。他們在歸國之際，不僅得到了佛教教義的真傳，I司時也帶回大量的中國書法名品真跡和佛教經典，及各種佛教藝術。由於對盛唐文化的崇拜和依戀，歸國後還竭力宣揚中同文化，並制定模仿唐朝貴族教育的制度，為改革和發展日本文化作出了卓越貢獻。在當時，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譬如：在建築方面，唐僧鑑真創建的唐招提十以及佛寺伽藍集唐樣之大成；雕塑方面，東大寺的盧舍那大佛像、戒壇院四天王像和藥師寺金堂的藥師三尊像，均顯示出雄偉粗擴、穩重靜牆之美術繪畫方面，法隆寺的金堂壁畫和五重塔壁畫規模宏大，簡潔的線條，生動地表現對象的立體感，似乎在靜靜地閃爍著耀眼奪目的光輝。音樂方面，
政府設有樂、寮，教授歌舞、笛、唐樂等，呈現出一派歌舞昇平的氣象。至聖武天皇（公元701－756）天乎時期，隨著佛教文化的日益興隆，佛教寫經事業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聖武帝神龜二年（公元725）為祈求國家平安，令各諸侯國的寺院謹慎祈誦《金光明最勝王經》以鎮妖護國。聖德天皇在位二十五年，篤信佛教，於天平十二年（公元74）又敕建東大寺，並於諸國建國分奪，以東人寺為總國分寺，統轄國分寺。同時寫經所分官立、寺立、私立三個種類。寫經所好比印刷廠，是為充實經藏而設置的經典制作所。東大寺當然是寫經所的最高權威機構。一切都將在國家的統一管理下進行。從而為日本佛教寫經奠定了基礎。
聖武天皇和光明皇后都酷愛中國的書法藝術，對王羲之的書法史是心追手摹，潛心研究不遺餘力。聖武天皇被譽為學王書風的第一人。在日本正倉院御物帳中，有聖武天皇三十一歲時的御書《宸翰雜集》，集錄了六朝和隋唐人有關佛教方面的詩文一百四十餘首。筆勢沉著勁健，雄渾而謹嚴，生動地顯露出六朝人楷書的特性，又不時地流露出盛唐的氣象來。此外，還傳有“東大寺額”，筆勢嚴正穩健；“銅版敕書”氣力橫溢，楷法謹。大皇退位後取僧號叫沙彌勝滿，可見他對佛教的虔敬之心。
光明皇后（公元700－760）是聖武天皇的皇后，她精通和漢文化，曾與天皇一道皈依於佛門，並設立悲田院、施藥院，以無邊的慈悲之心普渡眾生。皇后擅長書道，素有“千古靈腕”之美譽，氣格高古，尊為“日本第一，駸駸乎凌駕於‘三筆之上”’。所臨王羲之《樂毅論》堪稱是她的代表作，筆力遒勁，古風猶存，直逼魏晉風度。《杜家立成雜書要略》也是她的得意之作，筆力雄健、潑辣，洋溢著豐富的節奏感和躍動之美。
奈良時代，隨著氏族政治的土崩瓦解，政治方面開始朝著中央集權化的道路前進，佛教也由原有的氏族所支撐的氏寺而轉移到國家寺院體制的軌道上來。即寫經由前代個人的、任意的形式走向了組織化的體制，由氏族以成就願望或信仰為目的而過渡到以充實經藏為其主要目的，出現了國家經營的寫經所，經卷的書寫也成為專門的職業。官立寫經所起到了充實佛教經典的作用，以鎮護國家為宏旨。奈良時代的寫經書風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從大武持統朝至天平初年間（686－729），這一時期寫經以滋賀縣太平寺、常明寺和東京根津美術館藏的《和銅五年長屋王發願大般若經》和《神龜五年長屋發願大般若經》為代表。此時正是律令。制度確立的時期，佛教制度日趨完備，朝廷、寺院的諸法令、制度也建立起來了，寫經的事業也正在中央朝廷及貴族的統轄之下有組織地進行著。這些寫經中可以看出在殘留六朝書風餘韻的同時，尚處在消化吸收隋唐樣式的過渡時期。
第二期，從天平六年至天平勝寶年間（734－757）。這一時期也是奈良時代的鼎盛時期。佛教成為國家宗教，寫經事業和造寺、造像一度成為國家的事業。從《聖武天皇敕願一切經》來看，此時已經拭去了人朝書風影響的痕跡，表現出接受隋唐書風影響的寫經書體。然而，作為這一時期的寫經代表，當首推《光明皇后御願經以即《五月一日經》）。、這部寫經歷時四年，書寫七千卷，居眾多寫經之首。此外，還有玄防發願的《千手千眼陀羅尼經》和放置在國分寺塔裡的《紫紙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二月堂燒經》。這些寫經都是選擇最優秀的寫經手抄寫，使用最上等的金銀泥來書寫，其書風多學歐陽詢、鍺遂良的筆法。
這一時期《一切經》的書寫極為興盛。對幹特殊的經典，流行著同一經卷的多次抄寫本，並以多種版本流行於世。在佛教眾多典籍之中，當時書寫得最多的是《法華經》、《最勝王經》、《大般著經》、《華嚴》、《金剛般若經》、《觀音經》、《阿彌陀經》等等。這些經卷少則上百多則達千卷以上。同一種經的大量書寫，與當時的佛教組織有關，從抄寫經卷卜可以反映出寺院的門派、信仰等等。
第三期，從天平寶字年間至寶龜年間（757－770），隨著思想、經濟、生活態度卜的轉變，其溫雅的書風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消失，而取代它的則是富有創意的新興書風。傳聖武天皇《賢愚經》亦稱《大聖武》即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這部寫經打破了以往寫經的常規，每行經文字數不等，是一卷破格體的大字寫經，文字大小錯落，頓挫分明，富有重量感，鋒芒外露顯出霸氣，似乎受北魏雄強的龍門造像書風的影響，呈現出一種陽剛之，從而結束了長期因襲的寫經模式。因為要表現至高尤卜的佛，單純的溫雅已不適宜，還需表現出莊重感和
深邃的魅力。此外，受這一大字寫經影響的還有《中阿含經》、《增壹阿含經》、《法華經》等、這些書寫經有別於最盛時期規整瘦勁法度森嚴的楷法寫經，而是受大聖武書風所引發，呈現出北魏斬釘截鐵、沉著痛快，以寬博取勝，富陽剛之美的雄強書風。
寫經所在奈良朝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在奈良朝寫經生中湧現出許多書藝精湛盡其中，一難寶郎、山邊諸公，岡日佐大津、大部浜足，高屋赤麻呂等為這一新興書風的卓越代表。在他們的寫經卷中，似乎可以看出個性書鳳的流露和渾厚古樸的美。辛國人成以習千秦之法書著稱；爪工家麻呂得歐陽詢楷法之神髓；志斐麻呂深受褚遂良書風影響；科野蟲麻呂、山邊花萬呂素以方筆聞名於世；建部蟲麻呂則以圓筆結體而飲譽書壇。
我們從神龜五年（公元728）《長屋王願經》的跋文中可以看出當時寫經所較為完整的組織形式。跋文中記有寫經生、初校牛、冉校生、裝潢、檢校使、檢使等各項承擔者的名字。這l系列的組織形式與在我國隋唐時期的《”老子”化胡經》、《妙法蓮華經》的跋文中所見是一一一脈相承的，由此可見，奈良時代是忠實地承襲唐制的，崇尚法度的初唐書風也給寫經事業帶來巨大影響。奈良時代將寫經看做是一樁非常神聖的事業，寫經生是在寫經所的嚴格規定之下抄寫佛經。為表示對佛法的虔誠與尊敬，寫經必須用小楷書寫，不允許有隨意的舉動，個允許有錯字、漏字的存在，大量的寫經經卷充當著傳播佛教教義的教科書的作用。
日本的古寫經，都可以在南北朝時期的寫經中找到印證。同時也可以肯定地說南北朝寫經與石刻佛經也會對初唐書家書風的形成起到，定的作用。“尚法”的唐代書風也正適應了寫經所抄寫佛經的要求。寫經是以弘揚佛這一的實用性目的為出發點的，並非以審美欣賞為目的，準確無誤、字體優美，謹嚴端正是其理想標準。佛經每行通常為十七字式，由於需書寫眾多的文字，既要求書寫快捷，義要求端正上穩，為此，便產生了適合寫經的一種書風——寫經體。寫經所擁有一整套嚴格規定的程式，按寫經質量來實行獎懲，以顯。；出宗教的神聖性、莊嚴性，並在人們的心理上造成一種極為嚴肅的宗教氣氛，以培植牢固的宗教感情。
繼奈良朝之後的平安時代（公元794－1192），在長達四百多年的時間裡，在與中國先進文化的頻繁交往中，在朝夕沉浸於攝取晉唐文化的時代風氣之下，終於孕育和造就了真正意義卜的書法家“平安三筆”和‘舊本三跡”。這一時代在宗教、文學、藝術諸多領域都充滿著旺盛的革新精神。這一時期，對於文化史的意義是不可估量的，就日本書道史而言，也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進入十一世紀後，與和樣書體寫經文字相協調的一大批裝飾經奪目登場了。寫經也就同眾多的和歌集一樣，帶上了濃厚的裝飾趣味和豐富多姿的視覺效果；在各種顏色的寫經料紙上，撒上金銀箔，並描一繪出纖細精巧的圖案或大和繪紋樣，配上水晶或瑪瑙軸頭，卷繩和條帶也十分考究，絢麗豪華，正與平安王朝優雅安逸的生活色彩相一致。
這一時期，在眾多的裝飾經中，《法華經》居於首位。根據這部經的教誨，寫經可以積功德，並且說女性也可以成佛，於是，對這部經典的信仰就深深地紮根於女性的社會生活中。
現存日本最古的裝飾經為《久能奪經》一品經。使用的料紙極盡妍麗，在散金紙上彩繪出各種圖案，每卷寫經無一雷同，各具特色。這部一品經僅散失《五百弟子品》、《分別功德品》三卷，其餘的寫經分＿別藏在鐵舟寺、五島美術館、武藤家、東京國立博物館等。這部寫經一極好地表現出崇尚豪華的平安貴族唯美於義的生活情調，同時也反映出往日尊嚴的宗教已走向世俗化的傾向。
此外，還有一大批素以華美著稱的裝飾經。如平氏一門為祈禱繁榮而奉納給嚴島神社的《平家納經》和《法華經》，寫經與文字、繪畫相結合，始創出一種新的氣氛。
平安後期的佛教，則轉向祈禱國泰民安、聖壽萬歲和五穀豐登，將著眼點更多地放在現世的利益上。佛教已經不像以前那樣神聖了，從貴族上流社會的唯美生活所陶冶出來的裝飾寫經，甚至帶有一種遊戲般的性格。從宗教的立場上來說這或許要成為批判的對象，但從另一;角度而言，它卻為日本書道史留下了燦爛多姿的文化遺產。
以上我們對日本奈良和平安時代佛教寫經進行了簡要的梳理。抄寫佛經作為傳播中國先進文化的重要媒介，它給日本帶來了文化的覺醒，同時也給書法帶來了啟蒙。日本人為了縮短與中國文化和書法的距離，在與中國頻繁交往中，絡繹不絕地派遣僧侶進行文化引進，建設和發展本民族的文化。寫經在日本書道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存在，通過寫經，日本書道技藝始波及全國，使全民的書法水平迅猛提高。寫經作為佛教文化傳播的媒介，實用性與藝術性完美地結合 ，為外來文化湧入日本創下了不朽的豐功偉績。在寫經中透露出日本人對六朝書風的仰慕，對唐代書風的吸取與借鑑，以及接受外來文化中所選擇的;自我否定和求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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