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莊王全力推動楚國“王道”統治。
在對周王朝仁政文化進行深入思考後，楚莊王制定了“禁暴、安民、和眾、豐財”的施政方針。也就是約束權貴，善待百姓，政治團結，發展經濟。通過研究中原國家稱霸的歷史，楚莊王明白，只有得了國內人心，才能稱霸於天下。因此，他開始注重民生，愛恤人力，減輕賦稅，先要使老百姓安居樂業。
楚莊王非常善於用人。他在縣令中發現了孫叔敖這個人才，任用他做丞相，並且用人不疑，委以全權。孫叔敖善於發展經濟，他主持興修了芍陂（今安豐塘）等一系列水利工程，使楚國的農業獲得了巨大發展。孫叔敖也因此成為春秋時代的名臣。《呂氏春秋》說:‘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為幸。……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使莊王功績著乎竹帛，傳乎後世。”司馬遷也說孫叔敖“盡忠為廉可治楚，楚王得以為霸.”(《史記•滑稽列傳》)
在楚莊王和孫叔敖的共同努力下，楚國雖然經常對外征伐，但是“商農工賈，不敗其業”，連年打仗，“民不罷勞，君無怨仇”。歷史學家說，在楚莊王時期，楚國手工業的發展已經趕上甚至超過了中原水平。在春秋早期，楚墓中發現的陪葬物品往往十分有限。而在河南浙川下寺(據說即為楚國古都丹陽地區)發掘出的一個楚國墓葬群，5組26座古墓。中間的一組，規模宏偉，一座主墓附有3座陪葬墓和16座小型殉葬墓，一個大型車馬坑。整個墓地出土青銅禮、樂、車馬器、工具等達到六七百件。這批墓葬所有的青銅器物年代在春秋中晚期。在楚莊王統治前後，楚墓的陪葬物品開始越來越豐富，楚文化的特徵也越來越明顯，反映出楚國國力不斷強盛，文化也越來越發達。
楚國圖騰
在上層社會，楚莊王則大力推行“中原化”。他參考中原禮法傳統，重新制定楚國宮廷禮儀制度。莊王規定，大臣及諸公子入朝，如果馬車開到宮門前，馬蹄踏到了宮殿的屋簷下，就要受到砍斷車轅等的懲處。有一天，太子入朝，馬車沒有停好，廷理依法懲處了太子的駕車人。太子大怒，要求楚王誅殺廷理。莊王卻說：“法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一席話說得太子心服口服。各國因此讚譽“楚之國法行而綱紀立”。楚莊王這種“威”、‘德”並重的措施，使勁敵晉國也深為佩服:“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捨，君子小人，物有章服，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左傳.魯宣公十三年》)
楚莊王還號召楚國貴族深入學習中原文化，並且自己身體力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關於楚莊王為太子選師的記載。
史載“莊王使士盛傅太子鹹，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日：‘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卜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矣。’王卒使命傅之。”
從士盛與楚莊王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君臣二人對中原歷史文化的瞭解已經非常深入，引用起歷史典故來非常純熟。
士盛接受任命後，又去請教申叔時怎麼樣教導太子才好。“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從申叔時所列舉的《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等九門課程，以及提出相應的教學要求來看，楚國貴族上層對中原文化非常推崇，對中原文化的吸收與理解不是皮相之學，而是達到了相當的深度。楚莊王時代及以後，楚國使者已經能在外交場合像中原國家大臣一樣，純熟地引用《詩經》進行交際與交流。據董治安先生統計，在《左傳》楚國中引詩17首，賦詩3首，《國語》還引詩4首。這一統計表明，楚人對《詩》的學習與運用，己達到一種“不學詩，無以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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