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已經因為其神秘而又久遠的各種傳說和歷史，而變得家喻戶曉。
但是這個美麗的名字卻是在19世紀的近代才出現的。關於絲綢之路這個名稱，學術界一般認為是由德國人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首先提出的。
李希霍芬將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中國與河間地區（指中亞的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地帶）之後又將其區域擴至西亞敘利亞地區，得到了許多歷史學家的認同。
1910年德國東洋史學家赫爾曼著有《中國與敘利亞間之古代絲路》一書，其第一次將絲路一詞引入書名。
那麼中國人又是何時開始使用絲綢之路這個名字的呢？
其實在漢文文獻中，最早談到絲綢之路的，為1899年出版的日本桑原騭藏著、樊炳清等翻譯的《東洋史要》一書，其中說：
支那之於世界，實蠶絲產地也。蠶絲所制之繒彩，美麗堅固，夙投他國嗜好。經支那以西諸國民之手，次第傳西方。蓋自上古最遠之時，已開販路于波斯、印度。亞歷山大東征以來，更輸入歐洲羅馬。市人得之，珍重不置。繒兒支那音同瑟兒，故指行賈之者曰瑟列司，蓋絹商之義也，指其地曰瑟里加，絹布產地之義也。
此後，我國研究者在敘述絲路的歷史時，常常採納、沿用了這一相關說法。
1905年梁啟超撰寫《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在“東西交通海陸二孔道”一節講到：
古代東西交通之孔道有二，其一曰北方陸路，其二曰南方海路。並稱漢代張騫通西域，“實為東亞（西）兩文明接觸之導線”，其影響所被蓋甚廣，“如葡萄、苜蓿、胡桃、安石榴等諸植物，皆由希臘傳來，其名稱皆譯希臘音，班班可徵。當時我國輸出品之大宗曰絲絹，其銷場廣及於羅馬，羅馬國中，至金、絹同重同價。其末葉之生計界，因此蒙非常損害。此西史所明著也。”
梁啟超據“西史”所說，較早談到了東西交通二道及與羅馬的絲絹貿易問題，但也僅止於此。
中國最早獲得李希霍芬《中國：個人旅行的成果和在此基礎上的研究》原著的，是當時留學德國的張星烺。其父張相文為近代著名地理學家，1909年創建了中國地學會，並任會長。1911年，張星烺在《地學雜誌》第2卷第16期上，撰文專門介紹了李氏的著作：
支那 此書德文名China，為德國已故男爵李希德和芬Freihen Ferdinandvon Richthofen所著。凡四巨冊，每冊約八百頁，幅長一尺（英尺），寬八寸。所附圖畫，不可勝計。每冊價三十六馬克，共一百四十四馬克。（約閤中國七十五元）
支那地質圖 此亦李氏所著，附於前書者也。第一冊為北支那之地質圖，分繪各色，以為標識。其篇次為山東、盛京、直隸、山西、陝西、河南、甘肅、四川八省。共二冊，第一冊價六十馬克（約閤中國三十元），第二冊尚未出板，發行所為德國柏林。Dietrich Reimer Buchverlag Berlin
上述兩書，即李氏著《中國》及所附兩冊中國地質地圖集。張氏稱：
此二書鄙人幸於柏林書肆中購得之，粗閱一過，為之舌橋不下者久之。”指出我國凡稍治西文者，莫不聞知李氏之名，“然其著書之原委，或有未能詳知者，今請略言之”。文中指出，1863年間德意志聯邦尚未成立，普魯士首相畢斯馬克（即俾斯麥）出於爭霸野心，深嫉英法諸國在海外屬地，而日耳曼無之，以中國政治腐敗，國民愚陋，有隙可乘，因此派李希霍芬等人漫遊中國十幾年，“而於山河險要、地質礦產、海港形勢，皆悉心考察，一一筆之於書”。歸國後，又耗費心力，乃成此書，“真所謂體大思精、絕世之作也”。同時揭示其撰寫此書，告訴德人在中國有浙江、江蘇和山東膠州灣等三大良港，皆可佔據，而膠州灣尤為最勝，由此可知1898年德國佔領我國膠州灣之事蓄謀已久，“而倡其議者，實漫遊之李氏也”，表示了對李氏及其書的警惕。雖說此文中並未涉及李氏提出的絲綢之路問題，但通過其介紹，無疑使國人比較清楚地瞭解到該書的基本內容。張氏最後還指出，就李氏此書而迻譯之，固非難事，苟得同志五六人，“分門譯之，則二三年內，中土之研求地質礦產者，亦得最良之參考書，其有造於中國前途，豈淺鮮哉！是固鄙人所深望者也”。希望有人能將此書翻譯出來，作為中國有益的參考。
事實上，自1920年代起，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界中，已陸續出現“古絲商之路”“蠶絲貿易通路”等不同的稱呼；至20年代末，則已開始使用“絲路”“絲道”等名稱。如1922年《史地學報》第4期刊登了美國克蘭普（Frederich G.Clapp）著、張其昀譯的《黃河遊記》，其中講到：
甘肅的省會皋蘭於1909年建成黃河鐵橋，“此實黃河上唯一之巨構。橋上行旅往來絡繹不絕，為世界最大孔道之一（古絲商之路），凡自西安西赴新疆、青海及中亞細亞者胥由於是”。
文中稱之為“古絲商之路”，還是一個較泛的稱呼。1927年《東方雜誌》刊登了德國蘭柯克（Albert von Lecoq）著、武育幹翻譯的《東方與西方：德人新疆考古的新發見》一篇譯作。蘭柯克是德國考古學家，20世紀初曾在甘肅敦煌和新疆高昌、庫車、吐魯番等地探險考古。
“中國的絲輸出印度、波斯以及帶希臘風的東方國家，再由此等國家輸入它們的土產，都是在吐蕃（Turfan）會合，那時它的都會高昌真要算是最繁盛的區域”。又論述西方希臘藝術對東方的影響，“這種新藝術便借賴一種新信仰，由這條蠶絲貿易通路傳播到中國、日本；不過因其他各種勢力之羼入，頗多修正罷了。”
如果說，在20世紀20年代末以前，“絲路”這個名稱還僅是零星地出現在專業雜誌上的話，那麼，自20世紀30年代初以來，有關“絲路”的說法已在不少譯著、論文中出現，尤其是1935年之後，已逐漸流行於學術界和一般的報刊傳媒中。
從譯著方面來說，1931年天津《大公報》刊登了覺明（向達）譯的《斯坦因中亞考古略記》。文中稱斯氏自1901——1916年曾三次至中亞考古，斯坦因稱自己1915年7月中旬，
“自阿拉山谷迤邐而下，循馬立努斯（Marinus）所云中國向西之古絲道而行”，以達阿爾楚爾及大帕米爾，當時他以繼續“追尋古代中國與中亞交通往來之商道軍路，借考古所得與夫中國史書上之一二紀載，互相印證，竟克覓獲此道”。在哈剌特斤（Kara-tegin）覓獲“古代絲商到大夏之故道以後，餘乃越不哈剌群山，趨撒馬爾罕”，此後乘外裡海鐵道而至波斯。
以上所論，一般都經由歐美的介紹而來，而從傳播的來源與途徑來說，也有來自日本學者方面的論著。如長澤和俊所說，日本對絲綢之路的研究，是從東方史的塞外史研究開始的，白鳥庫吉、桑原騭藏、藤田豐八、羽田亨等學者的研究取得了迄今仍很重要的成就。這些對中國學界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包括但不限於：1933年三宅米吉著《古代歐亞大陸交通考》，藤田豐八等著《西北古地研究》，1938年白鳥庫吉著《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等，都是以絲路的研究著稱，包括不同方向或時期關於絲路的研究。
中國的學界呢，則在1930年代之後，已經開始逐漸的使用上述名稱。最開始時並不統一，絲路最初有許許多多的別稱，首先在1931年賀昌群發表的《西北的地理環境與探檢生活》中有被稱為“蠶絲路”，其文中論述說：
“帕米爾高原在古代是東西交通的必經之路，古代烏滸河流域與塔里木河流域的商業、文化的交流，都依此為命脈，西方古地理學者謂之為‘蠶絲路’。”
由此基本可知，19與20世紀之交，中國學界通過各種國外譯著的介紹，在漢文文獻中已談到絲綢之路。之後中國學界逐漸知曉、接觸到德國李希霍芬、赫爾曼的重要著作《中國》與《中國與敘利亞間之古代絲路》。又從20世紀30年代起，由於斯坦因、斯文赫定等在西北等地探險考古活動的直接推動，以及中西交通史學科的形成和發展，又與這一時期“開發西北”的呼聲與思潮相聯繫，緣此諸因，經學人的譯介引進和報刊傳媒的作用，“絲路”“絲道”的名稱和概念才逐漸在中國傳播開來，併為中國歷史地理等學界所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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