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曾七次到過中國）於 1877 年提出，此後，各種著述層出不窮，關於絲綢之路的概念也有所拓展，如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等。絲綢之路其實並不是一條明確的路，只是一個通道，或是一個交流帶。這個通道是東起中國、西達歐洲、連接歐亞大陸的交通帶。絲綢之路的路線、興衰、物品交流、作用及影響等，都值得不斷地深入探討和研究，這也是我們今天探索“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一份必要的歷史資源。
一、絲綢之路到底有幾條路線？
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主要是指歐亞之間的一條陸路通道（後被稱為沙漠綠洲絲綢之路）， 中途經過亞洲腹地，在乾旱的沙漠、戈壁和高原中由綠洲相連而成。而中間又有分道，如從西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到敦煌後，就在新疆境內分為南、中、北三道，其中南、中兩道到喀什又匯成一道，翻越帕米爾高原後進入中亞地區。通過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為主的中亞兩河流域，到達伊朗高原，然後再到達地中海沿岸。其實，這一路線在中國古籍《隋書·裴矩傳》中已有記載，雖然有所不同，但大體相似。
最早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或可以算是法國漢學家沙畹，1903年，他在其《西突厥史料》書中說到絲綢之路可分為陸路和海路兩條。1968年，日本三杉隆敏出版《探索海上絲綢之路》。而在中國，陳炎是最早關注和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學者， 他於1980年正式提出、而後又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文章。至於海上絲綢之路的具體走向，則包括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蘭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文萊、菲律賓、中國、韓國和日本等國。
圖1 李希霍芬絲綢之路地圖
關於草原絲綢之路的提出，目前沒有一個較為明確的說法。西方學者更多地將其稱作草原之路，其實就是一條天然的草原通道。因為在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中，北亞遍佈寒冷的苔原和亞寒帶針葉林，中亞又有崇山峻嶺和戈壁沙漠，只有在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中緯度地區，才有利於人類的東西向交通。而這個地區恰好就是草原地帶，向西可以連接中亞和東歐，向南越過阿勒泰山可以連接新疆，向東南則可通往中國的中原地區。
閱讀延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絲綢之路路線的五次考察
關於絲綢之路的路線，最有影響力的應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絲綢之路項目——“絲綢之路的整體研究：對話之路”。這是自 1988 年開始歷時 10 年的大型學術活動，共進行了五次考察：1990年從西安到喀什的沙漠絲綢之路，1990-1991年從威尼斯到大阪的海上絲綢之路，1991年中亞草原絲綢之路，1992 年蒙古遊牧絲綢之路，以及1995年尼泊爾佛教絲綢之路。除了佛教這一小段亞洲國家之間的通道外，其餘的就是沙漠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及草原絲綢之路（中亞草原絲綢之路和蒙古遊牧絲綢之路剛好是一條草原絲綢之路）。
圖2 UNESCO五次考察地圖
二、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有幾條？
關於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中國學者徐蘋芳在《考古學上所見中國境內的絲綢之路》文章中提到四條，一是漢唐兩京（長安和洛陽）經河西走廊至西域路，這是絲綢之路的主道，它因通過新疆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和中亞的若干沙漠地區而被稱為絲綢之路的沙漠路線；二是中國北部的草原絲綢之路；三是中國四川、雲南和西藏的西南絲綢之路；四是中國東南沿海的海上絲綢之路。
從歐亞大陸上的東西文化交流通道來說，現在較為公認的絲綢之路有三大路線：沙漠綠洲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真正完整描述三條絲綢之路的學者要數著名中外交流史專家黃時鑑，他於1991年為中國絲綢博物館展廳繪製了一幅網絡式的絲綢之路全圖，此圖黃時鑑有專文論述，經他同意收錄在趙豐主編的《中國絲綢通史》中。
圖3 黃時鑑絲綢之路地圖
圖4 新版黃時鑑絲綢之路地圖
西南絲綢之路，從四川進入西藏，過尼泊爾而到達印度，或經大理而入緬甸。但此後它又可以分為兩路，一路可以北上到達中亞，融入沙漠絲綢之路，另一路南下連通海上絲綢之路。
閱讀延伸——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一個原因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阿拉伯人的海上航行技術，包括造船技術、帆船駕駛以及對海洋知識的積累。同時，人們對海洋知識的進一步瞭解和航海工具的創新，特別是指南針的應用和地圖的繪製，使得海上絲綢之路的航行更加順暢。
三、最早的絲綢之路是哪條路線？起源於何時？
絲綢之路是在世界文明發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從目前來看，絲綢之路的形成與發展可以分成三個大的階段，以草原絲路為主的青銅時代到早期鐵器時代，以沙漠和綠洲絲路為主的戰國漢唐時期和以海上絲路為主的宋元明時期。
早在五千年前，歐亞大陸上的古代文明格局已經初步形成，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古中國四大文明古國分佈在目前亞洲的主要區域，在歐洲則是米諾斯－邁錫尼文明，這一時期，人們對草原幾乎一無所知。當整個世界進入青銅時代後，這些文明的區域都相對集中，在中間則是文明的過渡地帶，而文明的交往選擇了最為方便的草原途徑依賴遊牧民族來進行。
於是，人們對遼闊無垠的草原民族開始有所瞭解。他們的活動地域，就在歐亞草原之上，從東到西，都有他們活動的身影。
雖然草原絲綢之路的很多貿易細節已不清晰，但其結果卻十分明顯，我們可以在希臘文獻中讀到大量的關於絲綢的記載。維吉爾在《田園詩》 中寫道：“賽里斯人從他們那裡的樹葉上採集下了非常纖細的羊毛”。老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一書上生動地描述了賽里斯人和他們向樹木噴水沖刷下樹葉上的白色絨毛，並用此完成紡線和織造這兩道工序。直到包撒尼雅斯（公元2世紀）開始，人們才知道絲綢來自一種叫蠶的昆蟲，但他在《希臘志》中對蠶的描述卻近似於蜘蛛。
四、沙漠綠洲絲綢之路何以在漢朝興盛、到唐朝衰落？
2000多年前，東西方分別發生了兩件重大的事，對絲綢之路沙漠線的形成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在西側是亞歷山大東征和羅馬帝國的興起，在東方則是漢武帝時期的張騫通西域。
公元前336年，亞歷山大征服並統治了整個希臘。然後，他又開始了對東方的征戰，殲滅了強大的波斯帝國軍隊，佔領了印度的大部。但亞歷山大去世後，曾經被他佔領的土地就被他的部將分裂成了若干國家。
從漢武帝開始，位於東方的漢朝國力逐漸強盛，一方面他們與匈奴正面作戰，另一方面也聯合其他部落圍攻匈奴。公元前139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但張騫一出西域就被匈奴人所囚禁，若干年後逃回長安。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前往西域。這次，張騫偕同副使、將士等三百餘人，攜帶牛羊萬頭、金幣帛數千萬從長安出發，在到達烏孫（今之新疆）後派副使、副手去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國（大宛相當於費爾干納，康居相當於撒馬爾罕，大月氏也在中亞地區，大夏位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帶）。這樣，一條在沙漠戈壁裡行走、 通過一個個綠洲連起來的絲綢之路就基本形成了。
一旦通道形成，大家都開始利用這一通道。絲綢之路沿途的國家或部落之間的使者、商人、僧人等都開始行走在這條通道上。由國家主導的軍事力量也開始管理和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如漢代在西北地區的軍事屯田，修築的長城一直到敦煌一帶。而唐代的疆土更為遼闊，四大都護府的建立，各處邊關的運作，都在極力保護和經營著絲綢之路。這種情況一直到阿拉伯興起，特別是在高仙芝一戰之後，唐代放棄了對絲路的經營，中亞落入伊斯蘭的手中，沙漠綠洲絲綢之路逐漸衰落。
圖5 張騫出使西域路線圖
五、大量的南海沉船中為什麼載的是瓷器而不是絲綢？
從中唐開始，中國西部逐漸分裂成若干勢力範圍，中原朝廷無力控制絲綢之路。與此同時，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沿海港口的成熟，東南地區的出海貿易變得十分活躍。唐朝於顯慶六年（661年）在廣州設置市舶司，廣州成為中國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由於廣州港外商雲集，所以又在廣州設蕃坊，專供外商居留。世界各地的商人們通過海路，前來購買中國的絲綢，同時也帶來世界各地的商品，從晚唐到宋元，海上絲綢之路十分興盛。
唐宋之際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可以從大量的南海沉船看出。1998年，屬於唐晚期到五代初的黑石號沉船在印尼勿里洞島海域附近出水，其中中國瓷器就達到67000多件。2003年，印尼爪哇附近海域又發現時屬五代的井裡汶沉船，其中更有數萬件浙江越窯瓷器。此外，中國海域中也發現大量南宋沉船，如著名的南海1號屬於南宋初年，華光礁1號屬於南宋中期。這些沉船上的發現雖然沒有絲綢，但並不說明當時不存在絲綢。考古學家在南海一號上發現了一個空艙，但中國絲綢博物館科研人員採用基於免疫學原理的絲綢微痕檢測技術，在艙底泥沙中發現了絲綢的殘留物，說明這一艙內當時曾裝載了絲綢。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還是絲綢，而到了宋元時期，瓷器的出口漸漸成為主要貨物，因此，人們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
圖6 根據唐代賈耽記載所繪海上絲綢之路圖
六、中國絲綢在北歐維京時期的瑞典遺址中發現
無可否認，絲綢在沙漠絲綢之路上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目前發現的最早絲綢實物是戰國時期的織錦和刺繡，出土在阿勒泰山北側的巴澤雷克和烏魯木齊附近的阿拉溝一帶，說明了早期沙漠和草原之路的連接。
圖7 俄羅斯巴澤雷克墓地出土中國刺繡
漢唐之間的絲綢大多數出自甘肅和新疆。特別是在敦煌，無論是漢代的烽燧遺址還是莫高窟藏經洞的唐代寶藏，都是絲綢之路的重要見證。在敘利亞的帕爾米拉也發現了中國的絲綢，這是一個羅馬時期的遺址，其風格與中國境內發現的漢錦完全一樣。到唐代前後的中國絲綢甚至還在北歐挪威和瑞典維京時期的遺址中發現，這些絲綢無疑是被人們轉運到那裡的。
圖8 敘利亞帕爾米拉發現的中國漢錦
圖9 瑞典比爾卡出土的中國幾何紋綺
絲綢在海上的發現雖然沒有實物，但佐證材料很多。印度尼西亞的世界文化遺產婆羅浮圖是9世紀東南亞的最大佛教造像群，其中也有著模擬織錦的圖案，顯然是唐代的聯珠團窠織錦紋樣。在12至13世紀的印尼佛像中，也有大量球路紋樣與宋代前後流行的球路紋錦相同。
圖10 印尼婆羅浮圖石刻團窠紋錦圖案
閱讀延伸——絲路之毛在丹麥遺址發現
在新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東側的大羅布泊地區留置著一處孤獨的小河墓地，這裡出土了大量距今3500-4000年前的毛織物。稍遲於這一時期的羊毛織物發現更多。
事實上，草原絲綢之路的西端一直可以到達更遙遠的北歐地區。丹麥的許多遺址出土了大量毛織物。通過比較，北歐和新疆地區的毛織物有很多相似性。
圖11 丹麥出土的青銅時代毛織服飾
七、大量西洋布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
棉的起源地無疑是在南亞次大陸，在印度河流域的摩享朱達羅遺址中，已經發現了棉織物。在漢晉時期，棉布從北印度一帶通過沙漠綠洲絲綢之路向中國西北地區傳播。新疆一帶的漢晉時期墓地中基本都有棉布出土，最為有名的一件是尼雅遺址的蠟染棉布，其上有提喀女神、赫拉克利斯等希臘化藝術造型。到唐代，棉花在新疆已得到栽培，並在敦煌一帶得到紡織。
對於棉布來說，更為重要的道路是海路。宋趙汝適《諸蕃志》經常提到海上絲綢之路上棉布的貿易，不過，當時東南亞一帶不僅有棉布貿易，而且棉紡織生產也已十分發達。元代黃道婆在海南黎族學到棉紡織技術、再傳播到松江一帶的故事就說明了東南亞棉紡織生產的發達。明朝黃省曾在《西洋朝貢典錄》中也提到了東南亞各國對中國的貢物中有很多紡織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棉布，如蕪蔓番紗、紅印花布、油紅綿布、圓壁花布、番花手巾、番花手帕、兜羅綿被、苾布、西洋布、纏頭布等，種類十分豐富。
閱讀延伸——絲路之棉：西洋布
西洋布，是指來自海上絲綢之路的棉紡織品，這一名詞首見於元代，趙孟頫就曾收到僧人晉之送他的西洋布。更有意思的是，西洋布還在江西明墓中有所出土。益宣王朱翊鈏墓中出土了一塊寫有墨書“西洋布”的棉布，可能是目前所知唯一有明確依據的明代進口棉布。此外意大利人利瑪竇在明末北上覲見明神宗時，也帶去了“大西洋布與葛布共五匹”。
圖12 元趙孟頫致晉之尺牘
八、絲綢不僅是一種商品，還是一種貨幣
絲綢之路，自然是一條經濟貿易的通道，所有東西方的商品都可以通過這條通道進行交換。這種交換，使得絲路沿途的人們生活上得到極大的豐富。
其實，絲綢在絲綢之路上扮演的角色不光是一種商品，而且是一種貨幣。很多大宗貿易就是用絲綢作為貨幣進行交易的，特別是牲口和奴婢，當時敦煌和吐魯番一帶的馬價一般在15匹練左右，較次的在10匹練左右，而奴婢的買賣價格有時可達40匹練。
用絲綢作為貨幣的另一個好處是絲綢不會貶值。絲綢之路沿途，特別是在中國的西北地區流通著波斯銀幣、銅幣和絲織品三種貨幣。據我們對吐魯番文書的研究，唐武週年間（690年前後）和天寶時期（745年前後）的55年間，銀幣與絲織品之間的兌換率一直是一匹練換十文銀，而銅錢則從一文銀換32文銅貶值到一文銀換46文銅，貶值約30%。很顯然，相對來說，絹練對於中西諸方來說具有公認的價值，具有較高的信譽，因此，它在絲路沿途可以作為硬通貨來使用。
閱讀延伸——絲綢之路為何又被稱為玉石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
絲綢之路是一條經濟貿易的通道，所有東西方的商品都可以在此進行交換。在草原絲路時期，青銅、玻璃、羊毛、小麥以及玉石的傳播；到沙漠之路時，則是大量的絲綢、黃金、銀器、玻璃、美酒；到海上絲路時，各種布匹、香料、瓷器、染料等都在這裡得到交換。所以，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稱呼，如玉石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等，但都不全面。
九、帶去的是絲綢和物品，帶來的則是民族的融合
在早期的絲綢之路上，和親和使者是部落間的常見聯絡方式，無論是昭君出塞，還是文成公主，還是張騫出塞，帶去的是絲綢和物品，帶來的則是血緣上的融合。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傳絲公主，據《大唐西域記》載：“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之，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敕關防，無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詞下禮，求婚東國。……命使迎婦而誡曰：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於是蠶種就這樣傳入了瞿薩旦那（今新疆和田一帶）。
同樣是因為絲綢的貿易，大批商人和商隊的來往也帶來了民族的融合。如絲路上最大的經商部落粟特人，長期住在絲綢之路沿途，在碎葉、喀什、和田、敦煌、長安、太原、大同等地形成了巨大的聚落。近年在太原、西安等地發現的虞弘墓、安迦墓等都說明了粟特人在各地的散佈。由於其長期在外，他們與外族通婚或交往，甚至信仰不同的宗教，因此也帶來了民族融合。
由海路而來的阿拉伯商人也是如此。他們居住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港口，特別是廣州和泉州。廣州一地，在唐末已有幾十萬外商居留，而泉州一地，在宋元時達到極盛。13至14世紀的敘利亞人阿伯爾肥達、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等，都在他們的遊記中描繪“刺桐港”（泉州港古稱）的繁榮景象，譽稱它是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甚至出現了“回半城”的狀況。這些居民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促使不同的宗教得以傳播，如摩尼教、拜火教、佛教、基督教等。隨著宗教的傳播，民族的融合也變得更為方便。
圖13 丹丹烏里克出土的傳絲公主畫版
十、養蠶技術從中國傳到歐洲，用了4個世紀
絲綢之路是文化交流之路，這其中包括科技、藝術、生活等各個方面。在科技交流方面，自然有地理學、天文學、數學、物理、化學、農業、醫藥、交通等的交流，也有如造紙、印刷、指南針、火藥等四大發明的著名技術，絲綢之路的藝術也無處不在，如音樂、舞蹈、壁畫、絲綢、金銀器、陶瓷、繪畫等。
紡織材料的交流主要體現在毛、絲、棉的傳播上。養羊、羊毛利用和加工的技術傳播很早， 可能在青銅時代已經基本完成。但養蠶技術的西傳則主要在2至6世紀之間。2至3世紀，養蠶技術傳入西北地區，所以在新疆有了蠶繭的發現和傳絲公主的故事，而養蠶技術傳入中亞，應該是在4至5世紀間，導致了粟特錦和波斯錦的興盛。養蠶技術傳入小亞細亞，應該是在6世紀初。據泰奧法納（750-817年）介紹：在查士丁尼（483-565年）統治期間，一位波斯人曾在拜占庭介紹過有關蠶蟲的起源問題，這是中國養蠶技術傳入歐洲的最早記載。棉紡織生產技術則至遲在唐朝已傳入中國西北，到元代則傳遍中原大地。
閱讀延伸——一件織錦融合絲綢之路沿途各種藝術風格
青海都蘭出土的紅地簇四雲珠日神紋錦最能反映絲綢藝術的交流。
這件織錦圖案融合了絲綢之路沿途的各種因素，駕車出行的太陽神題材是歐洲的產物，駕車所用的有翼神馬乃是希臘神話，聯珠紋則是波斯的特徵，太陽神的手印和坐姿則是彌勒菩薩的形象，華蓋和蓮花座等也是佛教藝術中的道具，而織入的漢字“吉”和織造技術則明顯來自中原。
這算得上是一件融合了地中海、南亞、東亞三大紡織文化圈藝術風格的代表作。
圖14 青海都蘭出土太陽神織錦
資料來源：《絲綢之路：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北京日報》，2013年12月16日第19版《理論週刊》（部分文字經修訂，圖片有增加）
本文執筆：趙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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