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拓荒帶來的殺戮
生子當如孫仲謀，一句來自老對手曹操的誇獎，就讓吳大帝成了多少人心目中兒子的理想型。之所以有那麼多人相當孫權的爸爸當然是因為他舉賢任能，使人才各盡其心，使江東穩如磐石的才能，但除此之外，我們往往忽略了孫權在現代中國疆域上面的貢獻。
臺灣最早有明確文字記載得到開發應該是在三國時期。
《三國志·吳志·吳主傳》：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這裡的夷洲就是指臺灣，看起來孫權的計劃還是有所成的，雖然沒有到達亶洲，但還是登上了臺灣島，和當地土著建立了聯繫，傳播了耕種知識，並將其中數千人帶回了吳國。
但其實在《三國志》中關於這件事還有後續的記載。
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
為什麼孫權雷霆震怒，要把登上夷洲帶回幾千人的功臣安上死罪呢？這是因為雖然衛溫、諸葛直帶來了數千土著，但是跟著他們出海的萬餘甲士，折損十有八九。大家或許會覺得這也罪不至死啊。但假如我們把孫權擴充兵源的目的和東吳地廣人稀的背景結合在一起時，就會發現這樁折損八九千精銳戰士換回幾千沒有戰鬥力和生產經驗的土著的生意是有多麼不划算了。
東吳的先天基礎並沒有想象的好
而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藏在這些數字背後的玄機。
整個三國時期，雖說被納入戶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缺人還是普遍現象，總人口的稀少就意味著極高的軍隊佔比。就被國家納入戶籍的人口而言，
《三國志·吳志·孫皓傳》注引《晉陽秋》記載吳國滅亡時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
《蜀記》中記載蜀國滅亡時“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
雖然三國時期，兵有士籍，不計入人口統計，但因為來自北方強大的壓力，無論是蜀國還是吳國都保證了高達1比10的軍隊比率，這無疑是遠高於正常的。
而相比於兩個鄰居，吳國的情況比蜀國更慘，等等，不是吳國有兵23萬，蜀國有兵10萬，整整兩倍還要多怎麼就更慘了。為了瞭解這個說法的原因，我們先來看一份地圖。
印象中南中國都是以水網密佈，氣候溼潤作為形容詞的，南方的事物也往往被冠之以小而美的精緻感，但其實我們往往忽略了山地是中國南部普遍存在的地形特徵。
我們概念中的南方地圖是這樣的，看似是大量較為平坦的平原地形。
但其實吳蜀統治下的南方是長這樣的，在當時並不是只有秦嶺才是橫亙南北的天險，也不只有西藏高原才是人跡罕至的自然禁區，我們可以看到在三峽以東長江以南的吳國統治區域內，只有位於吳、會稽、建業的長江下游，以及鄱陽湖附近的湖區屬於平原地帶，本來珠江三角洲和江漢平原能帶給吳國新的發展活力，但一個在唐宋以前還屬於有待開發的不毛之地，一個有一大半處於曹魏的掌握之下，考慮到當時海岸線比如今更靠西，長江下游的平原只會比現在更小，用來形容福建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完全可以拿來形容吳國的領土。
從地圖上看，相比於吳國東西戰線極長，幾大人口聚集的平原地帶還有山地相隔，蜀國雖然一向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名聲，但是它的核心區域基本集中在四川盆地，地方上的分離壓力自然也相對較小。
這就要說到在這種地理隔絕的條件下，孫吳政權中地方大族的影響力。我們知道孫吳政權的建立是以孫策率淮泗兵進入江東，橫掃諸侯為起點的，但真正完成建國則要等到東吳政權從淮泗化到江東化的轉變完成。
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特點值得我們尤其關注一是對山越的不斷打擊，二是大族世襲武裝力量的發展壯大。
山越是誰
《三國志·吳志·吳主傳》：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
《三國志·吳志·韓當傳》：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
整個孫權時代，東吳前期和黃祖對耗，後期合肥城下送人頭，除開在赤壁和夷陵的兩場決定天下走向的兩場大戰，東吳大量的人力物力都用在了征討山越上面。
為了弄明白山越為何能一直抓住孫十萬的吸引力，就該先搞清楚這裡所說的山越具體指誰。
山越這個名詞自秦時就有，一般認為，山越是古越人的後裔，他們分佈在從長江流域到珠江流域的東南山區裡。在漢初，獨立的南方土著一度是朝廷心頭之痛。
古越人分佈範圍
不過到了東漢末年，又有了新的變化，當時的天下已經是強宗大族的天下，北方是儒學重地，尊漢的傾向更重，而更偏遠的長江流域則和朝廷相對疏離。於是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朝廷先後派出自宗室的劉焉、劉表出鎮長江上游的益州，長江中游的荊州，他們到了地方多年，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宗賊為患的情況。
所謂宗賊，也叫宗黨、宗部。他們抱團取暖，或數千家，或上萬家，扼險而守，而南方崎嶇的山地地形為這種現象的出現提供了便利。三國演義中有不少戲份的嚴白虎就是統領宗部的宗帥，而交州的士家父子也是強宗驍帥之一，東漢朝廷派了戴良來當刺史，地方豪強士徽就不樂意了，一言不合就統領了宗兵去阻擊。
我們上面說了劉焉，劉表出鎮的早，自身有一定能力，跟地方豪強的關係也處理得當，因此荊州益州在亂世之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安寧，但是長江下游的揚州就沒荊州益州那麼好命了。雖然也有宗室劉繇出鎮東南，但他就任揚州牧的時間要比劉焉劉表都晚，而且當時最強割據勢力之一的袁術佔據了揚州的江北部分，劉繇只好放著當時的揚州治所壽春不住，跑到了江南的曲阿。
東漢時的揚州
而劉繇又沒有和當地豪強建立深厚的聯繫，宗部就在揚州南北分治的局面下愈發強勢，加之戰亂頻繁，民眾為了逃避賦役躲進了深山，這些人和一早就躲進山裡抱團取暖的亡命徒成為了利益共同體。
他們的分佈範圍恰恰和山越相重合。當然經過兩漢400年對東南的持續開發，東南的平原地帶逐漸被大族掌握，古越人的後裔只好退往深山。但是這些越人也不再是當年完全與世隔絕的存在，也不再是生產力低下的存在，通過與漢人的混居他們打通了和外界交流的渠道，所以漢末的山越其實有三種成分，逃亡的農民，抱團的惡民，逐漸融入社會的古越人後裔，而他們的活動範圍集中在東南的山區，而出面維護他們利益的就是宗部。某種意義上，宗部和山越是高度重合的兩個名詞。
宗部讓東吳回血
說來大家或許會感到意外，被孫吳視為賊的宗部竟然最初是地方大族為了用來鎮壓起義反賊而形成的。既然是為了地方治安，那麼掌權的孫策、孫權為什麼要對他們展開軍事行動呢？
原因很明顯，政府收不到錢，招不到人。
其實一開始地方豪強組織武力的原因也是為了錢和人，起義軍損害了豪強的利益，但政府的賦役強度過高也會動了這些地方既得利益者嘴邊的肉。所以豪強轉身就成了對抗政府的宗部。
漢末豪強的塢堡
在漢末的戰爭壓力下，政府要用更少的人口供應更大規模的戰爭，徵發的強度只會更大。而東漢以來，自耕農為了逃避賦役把土地賣給豪強，自己成為豪強田客的現象越來越多，那麼豪強為了保障自己的地有人耕種，就必須避免自己的田客被過度徵用。豪強逃避賦役的手段有兩個，一個是隱瞞這些田客的信息，讓他們不再存在於政府的戶籍統計之上，另一個則是武力抗命，他們保留了武裝力量用來捍衛自己的利益，也正是因為豪強武力的存在，越來越多的農戶投入他們門下，尋求自保，這反過來就要求豪強擴充自己的部隊保護越來越龐大的產業。
在這種滾雪球的增長中，南方的豪強也成了危害地方政府利益的宗部，州郡不能從宗部那裡募兵徵稅，也就不能在亂世中保全自己，所以劉表到了荊州第一件事就約談當地大族代表剻越，詢問“眾不附”該怎麼辦，，剻越給出的建議是恩威並濟，撫而用之，這才有了劉表殺宗帥五十餘人，將這些宗部力量變成了自己的部隊，保障了荊州穩定的後續。
而孫策、孫權要做的也正是和宗部搶人，就拿東吳大將陸遜來說，他起家的部曲也得自於討伐山越、宗部。
《三國志·吳志·陸遜傳》：時吳、會稽、丹楊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
陸遜討伐山越宗部從吳到會稽再到鄱陽，大家都說窮山惡水有刁民，但要我是漏了幾個字，應該是窮山惡水有刁民讓陸遜回血，就像我小時候玩信長的野望，籠絡國人眾最後壯大本城就是常用套路，東吳也不例外，打山越、宗部就是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
新宗部的誕生
當然以淮泗兵起家，靠著打宗部鞏固實力的孫吳政權在崛起的過程中也製造了自己體系下的大族部曲，這些大族和宗部的不同就在於對孫吳政權的態度。
而我們更要注意的是陸遜背後的身份，在東漢末年，江東兩大郡吳和會稽各有四大姓的說法，吳四姓為顧、陸、朱、張，會稽四姓為虞、魏、孔、謝，相對而言吳四姓比會稽四姓更接納孫吳政權，顧氏的顧雍、陸氏的陸遜、朱氏的朱桓、張氏的張溫都是孫權幕府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其中又以顧陸兩族和孫權的合作程度最高。雖然四姓排位顧在陸前，但其實陸氏在吳國有更大的影響力。
東吳末年，吳主孫皓曾問丞相陸凱在朝的族人有多少，陸凱回答：“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孫皓後期極度暴虐，但即使陸凱的諫言再不好聽，他也沒拿陸氏開刀，這不僅是因為陸凱在內為相，陸抗在外為將的文武佈局，更是因為陸氏一門遍佈朝野的龐大勢力。
在孫氏崛起的過程中，不止有吳中陸氏收穫了利益，孫堅四處征戰的家底是他在下邳召集的老鄉，而他的弟弟孫靜也曾在漢末動盪時召集了鄉鄰保障自家的利益，可以說富春孫氏雖然不是名門大族，但絕對也是地方豪強，在吳國的政治體系裡，孫權就是所有大族的盟主。
在他麾下，不僅有本地大族顧、陸、朱、張，還有南渡的淮泗豪強，比如周瑜、張昭、魯肅、諸葛瑾，當然也少不了自己一路提拔上來的新勢力比如甘寧、淩統等，這些人在追隨孫策、孫權不斷擊敗山越、宗部的過程中，也分享了所獲得的利益，這種利益主要在於土地和人，相對而言人更在土地之前。
因為孫吳進攻位於山區的宗部、山越並不是想經營他們原來在山裡的地盤，而是為了將宗部所控制的勞動力遷出難以掌握的深山老林，把他們安置交通便捷，利於耕作的平原，這既能提高生產力也能提供更多的兵源。
這種狀況，到了東吳建國多年以後也沒有改變，諸葛恪曾經進攻丹陽的山越，下達的命令也是將山民遷移出山區。隨著這些勞動力成為了大族的部曲，擁有了強大武力的高門儼然成了另一種擁有社會地位和名望的宗部，宗部這一社會組織並沒有消亡，他們換了一批掌權者，人還是那批人，只不過從山區挪到了平地，從鄉野擴展到了朝堂，整個吳國曆史都被這種宗部關係所影響。
決定食邑和政治地位的是兵權而不是爵位
這裡尤其要注意的就是東吳的兵權歸屬，不同於蜀魏相對集中的兵權，東吳的兵權不但分散在幾個大族手中，還可以世襲。而在東吳，決定大族利益的不是爵位，因為真正能提供經濟收益的食邑不是看你有沒有爵位，而是看你手下有沒有兵，假如你有兵，那麼你的食邑基本就是你屯兵的地方了。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背景存在，所以才會有兵權世襲的現象。
比如孫韶在伯父孫河死後就繼承了他的部曲，以曲阿、丹徒兩縣為食邑，自置官吏，儼然一個獨立王國。而作為淩氏作為三代將門，除了尚武的家風外一起傳承的還有手下的那些兵，凌操死的時候，淩統才15歲，孫權不僅沒有剝奪凌操的部曲反而拜淩統為別部司馬，統領父親留下來的部曲。當淩統死的時候，他的兒子凌封、凌烈比他當年還要小，都只有幾歲，孫權把他們收養在宮中，等到了八九歲，就將凌家的故兵還給了他們。
顯然在凌家的案例裡，凌烈、凌封在還沒有成年的時候繼承了家族的部曲，兩個小孩子當然不會真的帶兵上陣，這裡的故兵所包含的還有凌家兵士的子弟後裔，當時的兵也是世代傳承的，兵的兒子也是徵兵對象，這些人戰時當兵，閒時屯田，捍衛著大族的軍事經濟利益。
東吳帶兵人的變化就反映了東吳政權從淮泗化到江東化的轉變
但所有的部曲獲得有個流程，首先要打仗，其次要打贏，最後還要經過主公的分配，《呂蒙傳》裡有其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的記載，這就是孫吳統治者決定戰利品分配的證明。當然在東吳早期淮泗將領在這種分配中佔據主導地位，因為這個時候江東的大族還對作為逆賊袁術部將的孫策抱有或抵抗或觀望的態度，而南渡的北方人才數量和質量兼備，孫策自然是捧一起打天下的淮泗將領。
但是孫策自己臨死時也交代了江東局勢有三個不利因素，其中深陷之地猶未盡從說的就是山越、宗部的問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涉及的就是江東大族的不合作態度，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講的是南渡的北方大族並沒有明確站隊。
所以孫權接班以後要解決的也是這三個問題，而這三個問題並不是割裂的，為了讓深陷之地盡從，他就只能依靠起家的淮泗將領，所以這時候淮泗派首先掌握了代表利益的領兵權，並在戰後分割利益時佔了大頭，但是文武不能並進始終會讓政權缺一條腿，所以孫權開始依靠張昭的力量拉攏南渡的大族。
張昭本來就是孫策幕府裡的賓客，還是彭城的大族，這樣的雙重身份在孫權舉賢任能的政策下起到了巨大的宣導作用，魯肅、諸葛瑾等眾多在孫策時代沒有出仕的北人開始出現在孫權的帳下，而魯肅和諸葛瑾也先後替東吳掌兵，成為了利益分享者。
不過孫權想真正在江東牢牢紮根就離不開江東大族的支持，可這也帶來了一個現實的問題，抬高弱勢的，必然會打壓強勢的，北來的文武幕僚怎麼會允許自己的地位受影響，索性這個時候曹操幫了一個大忙。
建安中期，黃巾消散，董卓敗亡，北方被曹操基本平定，社會穩定後南渡的北士越來越少，留在江東的北方士族因為基數小，隨著時間推移，其人才數量也在不斷減少，因為人才剛需的存在，所以孫權可以比較平穩的實現政權從淮泗化到江東化的轉變。在這種轉變中必不可少的就是領兵特權，吳四姓中，陸遜，朱桓不必多說都是一方大將，而顧雍雖然沒有明確記載，但卻有文獻描述他的孫子顧基統帥家族部曲，也只有張氏因為暨豔案被打壓，終吳一代都沒有起色。
所以當後來陸遜取代呂蒙成為了長江上游的統帥，顧雍取代孫邵登上相位時，也就意味著東吳政治從淮泗化到江東化的徹底完成，而在這背後是陸遜、朱桓、全琮、朱然、賀齊、虞翻等江東大族紛紛掌兵的事實。
所以我們會發現，東吳的政權是一個外來戶不斷拉攏本地人的結果，它不同於蜀漢政權將本地勢力踩在最下面的形象，也不是曹魏後期士族勢力完全壓過君權的狀況。在建業的朝堂裡，江東大族佔據了最主要的位置，但是淮泗的後人同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關照，加之孫氏本來就是一個南渡的集團，所以淮泗後人加上統治者並非本土高門的特徵，使得江東大族的權力和君主的權力微妙的共存著。
本質上孫氏就是一個大宗帥，他下面有很多本土的宗帥，也有一部分外來的小宗帥，他們一起兼併其他山區裡更小的宗帥，分享利益建立統治，大族的部曲名義上是政府的部隊，但很大程度上是捍衛家族利益的工具，這是後來門閥政治開始的雛形，只不過這個時候以孫權為代表的孫氏盟主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孫權在三國中最晚稱帝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在處理內部複雜的高門大族關係，而孫吳在三國中最晚滅亡除了一部分地理因素外也有地方大族存在的影響。
閱讀更多 划水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