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本老頭兒的當頭棒喝:貧

一個日本老頭兒的當頭棒喝:貧

日本書家井上有一和他所書的“貧”

2016年底,在太廟東配殿舉辦的“書法的解放——紀念井上有一百年誕辰暨對話井上有一藝術展”,竟比預料中的更冷清些。展品不算多,全部來自井上家人的收藏;觀眾也屈指可數,並且面對井上書寫的漢字大都一臉懵圈。一個領著娃來的媽媽突然睜大了眼睛,興奮地指著一幅展品給娃看:“快看,鳳凰!這是個‘鳳’字,旁邊那個肯定是個‘凰’字。”孩子卻一臉不屑:“那不是‘凰’字。”

是的,那個字是“喝”。此處應當讀第四聲,當頭棒喝的“喝”。

空蕩蕩的展廳裡,每一件展品,都有如一聲棒喝。並且在我看來,棒喝遠不止我們所理解的“書法”。

是書法,還是裝飾?

中日以書法著稱的僧侶也不在少數,中國有懷素、高閒、弘一法師,日本有空海、一休和尚、良寬和尚等。不同的只是漢字有更大的、表達思想內涵的可能性,並在審美層面上達到了“法”或“道”的高度。在他們的筆端,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生命、生活意義的終極追尋。如果上溯的話,井上有一書法是屬於這個譜系的。

書法,就是對筆法、線質、結體等技術環節的嚴苛要求。它的入門門檻極高,很多人寫了一輩子都可能還沒入門。如何用鋒、鋪毫、提按,無一不是大學問。然而凡事都有兩面,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個特性極易讓書法淪為一種技藝——精緻的、屬於少數人的專利品。從趙文敏到董文敏,歷代書家又將技巧發展到登峰造極。既然是技藝,便沒什麼值得特別炫耀的,學會這種技術是讀書人的本分。過去沒有“書法家”這個職業,將別人貼上“書法家”標籤,有如指認人家為賣藝的。

那麼,只剩下作為“藝術”的書法了,又如何呢?在當下,對技巧層面(或審“美”層面)的強調當然是有實際意義的。近年來部分中青年書家的“復古”傾向,例如二王一路書風的迴歸,實際上還是有匡正時弊的意義的。只是,這種迴歸缺少了王羲之那種道家意味的精神求索,陷入了一種追求精緻、流美、沙龍風格的時尚了,然而無論怎樣精巧,那種舊式的文人士大夫之風,或者所謂魏晉風度已經根本不在了。更大的可能是淪為各種展覽上的一道景觀或者小圈子裡的情調與裝飾,永遠沒有藝術家自己的“態度”(何止一個書法家把態度和情調混為一談)。或者用井上有一所援引的話說,新藝術的模仿,和舊藝術的模仿一樣陳舊。

“書法是萬人的藝術”

井上有一的意義正是體現在當代藝術的層面上,他的書寫是書法與當代藝術最為接近的一次。井上有一所說的“書法是萬人的藝術”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就是要打破書法的那種根深蒂固的排它性。“人人必須是書法家”,就意味著必須打破小圈子、技術派的束縛,回到根本不知道如何“筆法”的狀態,返回一顆赤子之心。

或嚮導師諂媚,或向評審阿諛,陷入眼前區區名利,可憐兮兮的書法家們!被門徒們前呼後擁、不可一世的大家先生們!你們從世界、藝術界追求真實的大潮望去,是多麼的低級趣味、可悲的存在啊!

井上有一半個世紀之前說的這番話,是不是對今天的當頭棒喝?

“世界、藝術界追求真實的大潮”,這絕非一句虛言,更不是去追逐某種潮流的意思,而是選擇技藝還是藝術的問題。藝術,首要是作為人的精神的表達。當然井上有一首先具備了高超的技術能力,看看他臨摹的顏真卿《顏氏家廟碑》,當今又有幾個技術派能敵?最重要的是,他沒有完全拘泥於原帖,而是放大了他所需要表達的顏真卿勇猛清剛的一面,每一個字都像一個倔強的人那樣站著。然而他不滿足於此,他其實是用一種抽象表現主義的語言,衝破了等級森嚴的傳統書法的禁錮,進入到一種邏輯和符號的層面了。這不僅是一種國際語言的引進,更是一種酣暢淋漓的思想觀念表達。只有允許各種批評語言的介入,作為藝術而不是作為技術的書法才能真正走入現代,真正的藝術必須可以被傳遞、被翻譯,才能成為“萬人的藝術”。這樣的藝術,是意識、情感對周遭我們稱之為生活之物的直接、真實的反饋。

貧:對世俗的當頭棒喝

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井上有一:這個光頭、赤膊的日本小老頭揮運著巨筆,似乎是隨心所欲地書寫著“愚智”等充滿禪機的大字……他的方法使得連不認識漢字的西方人都能準確捕捉到線條中的情緒,因為他的結構有自己的語法,每個字都好像是一個人,有著自己獨立的人格。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從傳統的樊籬中掙脫出來,讓書法成為有態度、有立場的藝術:是的,那就是他的代表作——用了三十年生命寫就的“貧”字(正式展出的有64幅)。

井上有一是把字當成一個人來畫的,它有自己的骨骼結構。寫“貧”字的時候,先在白紙上畫出“腳”,再畫上“軀幹”,然後畫上“臉”,最後給它戴上“帽子”。這個“貧”字彷彿並不“美”,卻像人格獨立、骨骼清奇的人,這就是他作為真正藝術家的自我。很難想象,這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與波洛克比肩的藝術家,不但一生清貧,大部分藝術活動都是在下班後進行的(他是一個小學校長),一生都在還債,經常一粥一菜度日,晚年才在郊區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甘於清貧,敢於為清貧樹碑立傳——這裡絕非道德楷模一類的意義,而是他所處的時代正是日本經濟高速瘋長,消費主義、物質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這一個個硬硬的、跌跌撞撞依然倔強站立著的“貧”字,本身就是藝術家最大的“態度”。你可以解讀為對金錢邏輯的反抗,但它更是一份獨立人格的宣言——是的,我貧窮,但是我的人格依然可以飽滿,我決不屈從於你的統治。在把貧窮當作一種羞恥價值觀的統治下,這本身就是一種真正的高貴。處在當代語境下的某些藝術家,你們真的沒有聽到這當頭棒喝?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