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引子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這是大詩人李白在其好友晁衡死後，寫下的一首萬丈悲涼的名句。晁衡也是唐代的一個詩人，所流傳下來的詩並不多，但他和唐代的名家是一個圈子的，諸如李白、王維等都是他的好朋友。晁衡並非中國人，他有個日本名叫阿倍仲麻呂，是日本國當時派到唐朝來學習先進文化制度的留學生，同期的還有很多知名人物，比如高向玄理、靈雲、惠雲、吉備真備等，這其中最有名的便要數晁衡和吉備真備。吉備真備於唐玄宗時來到中國，當時他只有22歲，在唐朝留學了17年，對經史、算數、天文等都深有研究，可謂是博學多才。他後來回到日本，帶了1700多部中國的書籍，教授唐朝的先進文化和制度，受到天皇的重用，同時他還利用漢字楷書偏旁創造了“片假名”，後來留學僧人空海又用漢字行書創造了“平假名”，如此才形成了日本的文字。這種說法想必大家早有聽聞，但我想說的是，大家也別太信以為真，更不必為此洋洋自得，文字的創造與發展絕非一兩個人就能實現，它一定是歷史和社會文化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對於日本的歷史，我們從小接受的觀點便是它傳承發源於中國，這一點固然沒錯，但這種觀念卻帶給了我們一種盲目的自大和狂妄，我們老愛稱呼日本為“小日本”，這正體現了我們從骨子裡對日本的藐視和仇恨。歷史不容忘卻，更不容扭曲，要正視這一點，我們才能清楚的認識，當今的世界中，幾乎沒有人真正有資格能夠藐視日本。讀這篇文章，我們要拋棄掉以往的偏見，正視歷史，才能瞭解日本在是如何崛起的。
貳、背景日本國土面積37.8萬平方公里，略小於我國的雲南省，人口約為1.26億，和大陸隔海相望，孤懸於海外，這一點和歐亞大陸另一端的英國頗為相似，但比較下來，英國離大陸更近，而日本離大陸的距離恰到好處，可以不斷吸取大陸的文明，又保持著相對安全的距離。《三國志》中有記載日本當時有個女王國名叫做“邪馬臺國”，當時該國派遣使者來覲見魏帝曹睿。而“邪馬臺國”被國際權威學術界一致認為是日本國家的起源。當時的曹魏政權和邪馬臺國互通往來，僅是有記載的文獻上，邪馬臺國就前後4次派使者到達曹魏政權，而曹魏政權也兩次派遣使者到邪馬臺國。日本在紛爭戰亂中分分合合，到公元3世紀末，本州中部的大和國興起，在經過一系列的爭鬥後，於公元5世紀初終於統一了日本。在此之前，中國的儒學和佛教等文化思想傳入日本，對日本社會的文化起到了非常強大的作用。日本開始摒棄以往的“禽獸之行”，學習文明禮儀、“人倫之道”，逐漸從野蠻過渡到文明階段。隋唐時期是中華帝國的鼎盛時期，也是日本學習中國文化的鼎盛時期。日本國內對中華文明十分仰慕，全面學習模仿中國的各種文化及制度，大規模、多次數的派遣使者前往中國學習。來中國學習的日本人，都是日本國內各行業精英中的精英，他們在中國學習了之後，回到國內幾乎都被委以重用。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輸入，日本國內的社會發展不斷增強，但舊有的社會體制卻阻礙著日本的發展，終於在公元645年，一場改革運動席捲日本，這場改革運動被稱為“大化改新”。當時日本的政權被蘇我氏等大貴族把持，天皇幾乎沒有實權，經過一場政變，孝德天皇即位，定年號為大化，遷都難波京（今大阪市），頒佈改新詔書，實行政治改革。“大化改新”的主力軍便是從唐朝留學歸來的精英們，他們仿照唐朝的律令制度，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實施改革，大和國也正式改稱“日本國”，意為“日出之處的國家”。後來頒佈的《大寶律令》是日本史上趨於完備的一部成文法典，其中與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條文多達420多條。“大化改新”解放了生產力，推動日本各方面的發展，使日本迅速發展為東亞強國，在日本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和後來的“明治維新”並稱為日本歷史上的兩次重要變革。一般的觀點認為“大化改新”是日本從“奴隸社會”過渡到“封建社會”的標誌（有爭議）。至此之後的幾百年中（大概相當於到中國的南宋時期），日本國內的文化及體制都幾乎是對中國的模仿和複製，經過不斷的發展才逐漸擺脫了唐朝的影子，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日本文化。而此時日本國內的政治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長達200多年的朝廷爭鬥後，關東武士集團的首領源賴朝再次統一全國，在鎌倉設立幕府，架空天皇，掌控國家政權，開啟了日本的歷史上的“幕府時代”。幕府是一個以武士階層為基礎的政權，類似於軍政府，其存在的時期相當於從我國南宋到清朝末期，先後經歷了鎌倉、室町、德川三個幕府。13世紀末，忽必烈的蒙古大軍征服完南宋之後，兩次想入侵日本，但正是由於日本與大陸的“相對安全距離”，使得鎌倉幕府統治下的日本擊退了蒙古入侵者，這也使得兩國官方斷絕了來往。16世紀末，豐臣秀吉完成了統一大業，此時他被勝利衝昏了頭腦，一心想建立更大的豐功偉績，出兵朝鮮挑釁明朝政府，使明朝初期兩國重新恢復的官方來往再次中斷。但即便如此，兩國民間的來往也十分頻繁，而豐臣秀吉遭到慘敗，鬱鬱而終。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康接替他掌權，在江戶（今東京）建立了德川幕府。經過幾代人的經營，至第3代將軍德川家光時，幕府機構大體完備。幕府直接佔有了全國1/4的土地，剩下的3/4交給260多個“大名”支配，這些“大名”要絕對支持幕府，他們所獲得的土地被稱為“藩領”。幕府的最高統治者“將軍”，與“大名”和“武士”是牢固的君臣主從關係。德川幕府時期將軍的權利較鎌倉、室町時期都要強大，實行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將軍擁有絕對不可動搖的地位，下設“大老”、“老中”、“御家老”、“守護代”、“大名”、“家老”、“部將”、“侍大將”、“足輕大將”、“足輕頭”、“足輕”等職務。對社會階層按“士農工商”嚴格劃分，並規定各等級一般世襲不變，互不通婚。處於最高等級的武士階層佔全國人口的10%，統治著占人口80%的農民和10%的商人。在四民之下還有“穢多”、“非人”等，是社會的最底層。武士階層擁有眾多特權，首先是不必從事生產勞動，靠社會其他階層俸養，其次是武士擁有“切舍御免”的特權，意思是說，當武士的名譽受到無禮行為的傷害時，只要能夠證明事實確實如此，武士可以通過武力手段保護自己的名譽，即使斬殺對方也不需要負刑事責任。在這種制度之下，平民百姓的生活狀態可想而知。
叄、壓迫中的變革15-17世紀，世界範圍內的大航海時代開啟，商品貿易和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日本也深受世界浪潮的衝擊，不斷有傳教士湧入日本，宣傳新的理念和文化。德川幕府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禁止除中國和荷蘭以外的任何外國船隻進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出國，違者將被處以死刑。但歷史的進程是無法阻擋的，17世紀後半期，日本國內商品經濟發展壯大，商人階層崛起，出現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的局面。此時社會矛盾尖銳，儘管德川幕府推行了一系列措施，但仍然無濟於事，各階層包括中下級武士的反抗運動不斷出現，幕府的統治不斷的走向末路。在幕府採取閉關鎖國苦苦支撐了兩百多年後，西方列強卻大力發展資本主義工業而紛紛崛起，他們為了爭奪海外市場和原料產地，利用堅船利炮敲開世界其他國家的大門。古老陳舊而又富饒的中國成了列強口中的肥肉。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毫無抵抗之力，這使得日本國內舉國震驚，在他們眼中，中國一直是強大的龐然大物，怎麼頃刻間便可以被摧毀。這一幕很像《霸王別姬》中段小樓看到袁四爺被判處死刑那一幕，段小樓莫不驚慌：袁四爺這種“大人物”怎麼就這樣被殺了？日本被敲響了警鐘，積極開始改革除舊，以免招來像中國一樣之禍。但日本還是慢了一步，1853年，美國4艘黑色軍艦開進日本浦賀港，要求日本開港通商。美國司令官佩裡說：“若不受理國書，艦隊就開進江戶與將軍直接談判，否則萬一開戰，美國必勝，那時可執白旗來見。”這次事件被稱作“黑船事件”，第二年佩裡又率7艘軍艦扣關，日本被迫同美國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隨後英、俄、法、荷等國也隨之而來，與日本簽訂了一系列條約，日本的國門被打開。1858年，日美又簽訂了《日美友好通商條約》，英、俄、法、荷也如法炮製，統稱為《安政五國條約》，日本國門被進一步打開，同時還喪失了制定本國稅率的自主權和獨立的司法權，日本由此和隔海相望的中國一樣，成為了一個半殖民地。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國內社會矛盾更加尖銳，不斷的爆發各種起義和反抗鬥爭，本來就危機重重的幕府變得搖搖欲墜。一批改革派勢力開始崛起，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耳熟能詳的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他們成為對抗幕府的強大主力。1865年，高杉晉決定武裝倒幕，掀起了改革的高潮，並得到了即位不久的睦仁天皇（即明治天皇）和廣大群眾的支持，英國等列強也表示默許。這場戰爭被稱為“戊辰戰爭”，以摧枯拉朽之勢打敗了幕府的統治，為“明治維新”掃除了最大的障礙。
肆、明治維新1868年1月3日，睦仁天皇發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宣佈廢除幕府，一切權利歸天皇，成立新的天皇政府，這一事件標誌著“明治維新”的開始。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發佈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誓文》，6月11日公佈《政體書》。9月3日天皇下詔將江戶改稱東京。10月23日改年號為明治。1869年5月9日遷都東京。並頒佈一系列改革措施。新政府實行太政官制度，確保天皇擁有無限權利，明確規定：“天下之權利皆歸太政官，使政令無出於二途之患。太政官之權利分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使無偏重之患。”“戊辰戰爭”結束後，日本的破舊改革在各方面都相繼開展了起來，日本再一次發揮了其“求知好學”的傳統，只不過以往是學中國，這次是學西方。1871年，日本派出使節團48人，奔赴歐美考察學習，這其中有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涉及政府各個部門的重量級人物。使節團歷時22個月，先後考察了12個國家，做了大量細緻的研究，實屬罕見。其中“普魯士”的經驗最為日本考察團感興趣，俾斯麥的“以實力求強權”的觀念也深深的影響了使節團。回國之後，使節團提出了“文明開化”、“殖興產業”、“富國強兵”三大政策，作為指導國家建設的總方針。在政治改革方面，實行 “廢藩置縣”，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府、縣知事由中央任命，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且天皇一切權力集於一身。解除了土地買賣的禁令，促進新興地主階級的發展。社會體制方面，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皇室親緣關係者改稱為“皇族”，過去的公卿諸侯等貴族改稱為“華族”，幕府的幕僚，大名的門客等改為“士族”，其他從事農工商職業和賤民一律稱為“平民”。取消在通婚、遷徙、徵兵和職業選擇上的種種等級限制。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歷制上則停用陰曆，改用太陽曆計日，頒佈《斷髮脫刀令》，提倡穿西式服裝、吃西餐、禁止男女共浴等。殖興產業方面，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設立工部省管理工商業；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並於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國家的中央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制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在國家的干預和扶持下，日本湧現出一批像三井、三菱這樣的大型企業，逐步發展成為舉足輕重的財閥。教育方面，設立文部省，全面推行國家的教育改革，參照歐洲國家的教育體制逐步建立起完備的近代教育體系，將全日本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下設32箇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每1中學區下設210小學區，每一所小學區設1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完成了從“士人教育”到“國民教育”的轉變。軍事方面，是日本當時最重要的改革，可以說是一切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文明開化”、“殖興產業”、“富國強兵”三大政策中，富國強兵是總目標，後來又改為“強兵富國”，以此可見日本在後來發動戰爭的大背景。首先是改革軍隊體制，有著“維新後三傑”之一的山縣有朋說：“現今兵部之目標在於內，而將來則在於外。”他將日本陸軍採用法德體制、海軍參考英國體制，取消原有的兵部省，設立陸軍省和海軍省。頒佈徵兵令，凡年齡達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須服兵役，打破了武士壟斷軍事的特權。又設立了參謀本部，成為統轄軍令的核心機關，參謀本部成立後第一件事便是偵查中國的地理和軍事情報。後又設立教育總監，負責軍事教育和人事。日本軍部對軍人的訓練首先是洗腦，軍人要絕對服從天皇的命令，所以他們被稱為“皇軍”，後來在明治憲法中又規定：天皇總覽統帥權，直接領導軍部，並賦予軍令長官“帷幄上奏權”，即凡有關軍事問題，可以不經過內閣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決，但近代天皇一般只聽不答，所以日本軍部實際上無所約束。而日本內閣中又設有陸海軍大臣，都聽命于軍部，這種制度使得內閣反而受到軍部的制約，只要軍部授意陸海軍大臣辭職，又不委派新的陸海軍大臣，那內閣就只有倒臺。這也是後來日本軍部的勢力獨大，發動戰爭的直接原因所在。“明治維新”使得日本國力日漸強盛，崛起後先後廢除了幕府時代與西方各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重新奪回了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成為亞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獨立的國家，最終進入了近代化。
伍、賭國運之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積蓄國力，開始了對外擴張的步伐，早在1874年便同清政府簽訂了《北京專條》，訛詐了清政府50萬兩白銀，並實際佔有琉球，1879年正式吞併琉球改名為沖繩。日本經過約30年的改革發展後，國力已十分強大，是時候要實現其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了。其所制定的步驟是第一步攻佔臺灣，第二步吞併朝鮮，第三步進軍滿蒙，第四步滅亡中國，第五步征服亞洲，稱霸世界。當時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掀起了一場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在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方面向歐美看齊，因此清朝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假象。清朝於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師，政府每年撥出400萬兩白銀給予海軍建設，艦隊實力曾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九（前八分別是英國、法國、俄羅斯、德國、西班牙、奧匈帝國、意大利、美國）。當時的北洋水師至少表面上的實力是不容小覷的，日本方面儘管自1890年後便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軍、陸軍，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三十萬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以趕超中國，但日本想要戰勝中國也沒有十足的把握，在如此的背景下，日本即將要發動的這場“甲午中日戰爭”，無疑是一場賭國運之戰。1984年7月25日，日本對清政府不宣而戰，日本是“畢其國力於一役”，清政府是“能打則打，不能打就保命”，戰爭的結果是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本大獲全勝。日本這次賭的國運是賭贏了，狠狠的賺了一大筆，通過這次戰爭，日本的整體實力得到空前的提升。而對中國來說，這次戰爭所帶來的災難也是空前的，戰爭後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李鴻章作為中方代表和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談判時，伊藤博文對李鴻章道：“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鴻章問：“難道不準分辯？”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辯論，但不能減少。” 《馬關條約》徹底改變了中國和朝鮮的屬從地位，朝鮮從此處於日本的實際控制之下；中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島及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要求中國賠償2.3億兩白銀，加上戰利品共4.6億日元，這相當於1893年日本一年的財政收入的3倍還多，後來還增加了3000萬兩的“贖遼費”；日本軍隊暫行佔領威海衛，由中國政府每年付佔領費庫平銀五十萬兩，在未經交清末次賠款之前日本不撤退佔領軍；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地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駐紮，日本輪船得駛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裝貨等。中國從此一蹶不振，經濟命脈被列強所控制，而日本的國家實力則大大提升，依靠鉅額賠款，建立了金本位制，實現了與歐美的金融接軌，同時又有了實力開始新一輪的擴軍備戰和殖興產業，日本國內的經濟又一次騰飛。在《馬關條約》簽訂後，俄、德、法在中國的利益皆受到威脅，於是由俄國作為主力，上演了一出“三國干涉還遼”的鬧劇，日本雖然從清政府得到一筆3000萬的 “贖遼費”，但其被俄國所幹涉被視為奇恥大辱，俄國和日本都在爭奪東亞的利益，日本若不剷除掉俄國這個障礙，那難以實現其稱霸世界的夢想。於是日本便進行了一次長達的十年的戰爭準備，至1903年，日本戰時兵力已達到40萬人，海軍艦隻總噸位達26萬噸，而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地面部隊為24萬人，艦隻總噸位19.1萬噸，日俄雙方的實力是勢均力敵。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稱：“日俄戰爭對於帝國而言，乃是前所未有之大事，關係國家安危盛衰，故而不能不慎重考慮，以周密確定廟謨。”足見日本對即將發生的“日俄戰爭”的重視程度，同時日本在外交政策上取得了英美的支持，做好了戰爭的一切準備。而俄國方面卻掉以輕心，認為日本國土狹小、兵力不足、不堪一擊。遠東一直是俄國的次要戰場，其90%的兵力部署在西線，俄軍總參謀部遲遲沒有制訂統一的對日作戰計劃。即便如此，俄國的整體實力還是強於日本，日本要取得戰爭勝利，可謂是“富貴險中求”。但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嚐到了甜頭，又一次走上了“賭國運”的戰爭。同樣是不宣而戰，同樣是“畢其國力於一役”，1904年至1905年，這場日俄戰爭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了。這場戰爭以日本獲勝結束，日本再一次賭國運又賭贏了，但對日、俄、中三國都是巨大的損傷，被稱作“第零次世界大戰”， 日本的代價是死亡8萬餘人，俄國的統計數字波動比較大，為戰死34000—52623人 ，病死9300—18830人，傷146032名，被俘79000人。俄國被迫於1905年9月5日在朴茨茅斯同日本簽訂和約。朴茨茅斯和約規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享有政治軍事及經濟上之“利益”，並且不得阻礙或干涉日本對朝鮮的任何措置；將旅順口、大連灣並其附近領土領水之租借權以及有關的其他特權，均移讓與日本政府；將由長春至旅順口之鐵路及一切支線，以及附屬之一切權利、財產和煤礦，均轉讓與日本政府；此外，條約還規定將庫頁島南部和俄國對遼東半島的租借權以及其附近一切島嶼永遠讓與日本。從此，日本躋身於爭奪亞洲乃至世界霸權的列強行列，逐漸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
陸、末路日俄戰爭雖然以日本獲勝結束，但日本也因此元氣大傷，故日本此後數十年內都利用自己在戰爭中贏得的“特權”進行休養生息，為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做準備。1914年8月，一戰爆發，日本國內興奮至極，認為這是天賜良機，趁歐美列強在西方作戰無暇東顧之機，日本迅速對德宣戰，佔領了中國山東等地，擴大其在遠東地區的勢力範圍，並大發戰爭財，國內經濟得到迅猛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攀升。一戰結束後，日本經濟迅速下滑，戰時儲備的財力不斷消耗。1923年，關東大地震造成日本財政損失達55億日元，相當於日本全國兩年半的財政收入。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席捲全球，日本也被拖入了泥潭之中，國內各種矛盾叢生，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政治開始轉向法西斯獨裁統治，寄希望於通過戰爭來擺脫困境。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同時日本軍部在國內發動政變，政權落入軍部獨裁手中。1937年，日本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當時日本軍部的集體心理是以舉國之力迅速攻打中國，迫使中國投降，叫囂兩個月內滅亡中國。日本的這種心理是因為其在甲午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中都嚐到了甜頭，一方面認為精神力量可以戰勝一切，另一方面認為中國不堪一擊。但日本最怕的是中國不投降，如此日本的戰線將被拉長，拖入持久戰後，日本便萬劫不復。這些日本不是沒有想到，但出於內外矛盾，日本選擇了進行這一次冒險，所以日本又一次走上了賭國運的道路，只不過這一次日本賭輸了。
柒、後記
日本通過賭國運發動戰爭的行為是反人類和極其邪惡的，這不僅給其他國家帶來無比巨大的傷害，也給日本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這段歷史我們不能忘記。在二戰之後，日本在幾乎一片廢墟上又迅速崛起，一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固然有許多外部因素，但自身的內因才是最主要的，縱觀日本的歷史，多數觀點認為日本是不斷的在“學”，才造就了這個國家，但在我看來卻無非一個“變”字和一個“賭”字在操縱其國家的命運。從“變”字來看，這方面中國是要向其學習的，中國歷史上也存在諸多次革新變化，但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做出調整，且多數時候或多或少有些拖泥帶水。而日本的每次反應似乎都更加及時，對於先進的事務更加嚮往，“變”得更加徹底。從“賭”字來看，歷史上少有國家會像日本一樣，傾其國力來賭一個不太確定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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