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密切的聯繫，廣泛地吸取中國文化是日本文化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
日本最初沒有自己的文字。大約自三世紀起，中國文化通過大陸移民經朝鮮傳入日本。據《日本書紀，記載，公元285年百濟博士王仁至日本，傳人《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並向皇太子冤道稚郎子進行漢字和儒學的啟蒙教育。到五世紀，日本貴族已經能夠熟練地使用漢字了。478年，雄略天皇致南朝宋順帝的奏文，就是一篇很好的漢文作品。大約與此同時，日本人開始學會利用漢字作音符來書寫日本語。比如，要表達“明天見吧”這句話，就要寫成“安寸安波武”。從此日本人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記事作文，表達思想，對發展民族文化有重要的意義。
古代日本人信仰神道教，神道教是源於萬物有靈的原始宗教信仰，認為日月風雷，山石湖海以及其他許多動植物都有神靈。祖先崇拜在宗教信仰中也佔重要地位，每個氏族都有自己崇拜的祖神。大和國家統一後，皇室力圖把自己的祖神天照大神說成是君臨諸神之上的主神，但這一企圖不為其他氏族所接受。大約在五六世紀，佛教也從大陸傳入日本。佛教主張忍耐、順從，並且兼容懦家的忠孝思想，很適合日本統治階級的需要。佛教又是外來宗教，不受氏族界限的影響，特別是佛教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中國的先進文化。因此，佛教一傳到日本就得到貴族的積極文持，迅速發展起來。佛教的廣泛流行，對於吸取和傳播中國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世紀以前，日本學習中國文化主要通過大陸移民的傳播。聖德太子時期(593一627年)一改從前間接學習中國文化的做法，直接向隋朝派遣使者、留學生和求法僧，積極主動地學習中國文化。著名的留學生高向玄理、蒲淵誘安和僧妥等人都在中國留居二、三十年，歸國後對傳播中國文化和推動大化革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聖德太子也大力提侶佛教，建立四天王寺，崇尚佛法，從此佛教大盛。大化革新以後，日本繼續大力吸收中國文化。自630年至894年間，派遣唐使十幾次，隨行的有許多留學生和求法僧。吉備真備和阿倍仲麻呂是日本留學生中的傑出代表。吉備真備在唐留學十七年，積極吸取唐代文化精華，回國後不僅在太學教授三史、五經、明刑、算術、音韻、書法等科目，並且給孝謙夭皇講解禮記、漢書。他利用漢字的偏旁創造了日本楷書字母—片假名。後來留學僧空海又模仿漢字草體創造了草書字母—平假名。阿倍仲麻呂十九歲人唐留學，改名晃衡，畢生致力於學習中國文化，直至七十三歲化為唐土。他情通文學，擅長詩歌，與唐代大詩人李白、王維、儲光羲等是知己好友。他的詩作反映了中日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深厚情感。中國人民十分器重阿倍，他在唐朝任職，官至從三品，死後蹭從二品，潞州大都督。這是外國人在中國做官的歷史上所罕見的。與大批日本留學生來中國的同時，也有不少中國人到日本去傳播文化，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八世紀中葉，年逾花甲，雙目失明的中國高僧鑑真和他的弟子，經過許多周折，歷盡艱險，到了日本。他不僅帶去了佛教各宗經典，建立佛教律宗，還在建築、雕刻、美術、書法、文學和醫藥等方面，把唐代的燦爛文化帶到了日本。
由於日本積極吸取中國先進文化，為日本的文化發展莫定了基礎。因此出現了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文化高潮。奈良時代（710一789年），日本仿照唐代貴族教育制度，在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教授經學、律令、音韻、文學，谷法和算術等科目。貴族一般都通曉漢文和漢詩。保留至今的最古的漢詩集《懷風藻》就是日本貴族階級文學作品的代表。八世紀初編成的《萬葉集》是用漢字作音符寫成的日本詩歌(和歌)集，其中不僅
有貴族、僧侶，而且有農民和士兵的作品，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日本最古的兩部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也是在八世紀初編成的。到平安時代(794一1185年)又陸續編成《續日本書紀》、《日本後紀》、《續日木後紀》、《文德實錄、和《三代實錄》等史書，加上《日本書紀》合稱布六國史》。佛教在奈良時代獲得很大發展，743年在首都奈良建東大寺，地方各國建國分寺。與佛教有關的建築、雕刻、繪畫和工藝等都有了新的發展。東大寺和聖德太子建立的法隆寺集中代表了佛教藝術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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