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劉曉春，男，文學博士，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1960年代開始，面對城市化過程中地方社會沒落的境遇，日本與臺灣地區開始了至今仍在持續的社區營造。社區營造基於地域社會的現有資源，由不同社會力量參與，合作方式多樣，旨在通過改善居住環境，持續不斷地促使地方社會生髮內在的自生力量，走出日漸凋敝破敗的困境，進而提高當地人的生活品質。這一經驗對於中國大陸新型城鎮化過程中非遺保護的啟示在於：各方力量共同參與，充分激發地方民眾的創造性；充分發掘地方的歷史文化資源，充分尊重地方現有的自然環境，在尊重自然肌理與歷史文脈的基礎上，建設能夠維繫居民認同、具有歷史感的社區。非遺傳承的文化生態需要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植根於地方社會自身的內生活力，如此才能夠在現代社會不斷地自我調整、自我修復、良性發展，非遺才具有可持續生存的內在活力。
2013年12月12日~13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了推進城鎮化工作的六大主要任務，其中強調要提高城鎮建設水平，指出城鎮建設“要依託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要融入現代元素，更要保護和弘揚傳統優秀文化，延續城市歷史文脈；要融入讓群眾生活更舒適的理念，體現在每一個細節中。要加強建築質量管理制度建設。在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中，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儘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1]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中國向來追求天人合一，在村落環境與民居的營造中，講究風水觀念，在中國大地上有無數的山水自然人居和諧的畫境故鄉。在中國廣袤鄉村、傳統市鎮生活的民眾，傳承著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村落、傳統市鎮生活空間的保護與活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之文化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但在近30年的現代化過程中，城市建築千篇一律，傳統街區因城市的發展而破壞殆盡，村落因人口外流而缺乏內生活力，自然與生存環境日益惡化。這些傳統村落、市鎮瀕於破敗，逐漸淪為只可遠觀、不可棲居的“風景”。按照目前的趨勢，在不久的將來，傳統中國的景觀風貌、社會風情、文化生態將只存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近年來，環境惡化的公共事件影響範圍廣，持續時間長，因環境和土地問題激發的群體事件時有發生。在這一背景下，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也可以說是因應日益迫切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壓力，提出“山水鄉愁”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理念。在這一理念中，其中營造人與自然山水的和諧環境已然不易，但在很大程度上，“鄉愁”的維繫卻是現代社會面臨的更大難題。“鄉愁”，簡單而言，就是個人對於一個地方的自然山水、人文歷史、日常生活的情感與想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個人在一個共同體中與他人共同生活而形成和積澱的情感與記憶。“鄉愁”不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目的，不是為“愁”而“鄉愁”，而是通過“鄉愁”的營造，實現自然與人居的和諧，創造家園共同體。然而，現實的境遇卻是，在都市，人口結構因“流動人口”日益取代“街坊鄰里”，導致人際關係日漸疏離、冷漠，而在鄉村，人口外流導致鄉村“空心化”、“老齡化”，傳統社會結構日益崩解。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那些同居共住的人們，逐漸由“熟人”變成了“陌生人”，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很難形成“熟人社會”那種休慼與共的命運。缺乏休慼與共命運的人們，淡漠於他人的存在，漠視環境與生活以及人與人的關係，導致人與自然的關係日趨緊張，以致陷入“破壞－保護－再破壞”的惡性循環之中。
“空心化”的鄉村
如何阻止傳統村落、市鎮日益凋敝的腳步，予以保護、活化，進而維護、保育非遺傳承的傳統文化空間，先行進入現代化的地區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成功經驗。1960年代，在歐美髮達地區，人們開始反思經濟高速增長對於人居環境的威脅。1970年代，此種社會思潮影響到日本，然後1990年代波及臺灣地區，形成了在東亞地區具有廣泛深入社會影響的“社區營造”運動。儘管其背景與緣起各有差異，但問題都聚焦在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人口與設施過度集聚于都市，更兼地方的不當開發，進而導致地方的沒落。[2]反觀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日本與臺灣地區“社區營造”的實踐與經驗，可以為地方傳統村落、市鎮的活化提供有益的借鑑。本文通過梳理日本和臺灣地區“社區營造”運動的背景、理念、實踐與經驗等，希望對於當下中國大陸的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非遺保護有所啟示。
01
一、何謂“社區營造”
1、定義
據日本建築學會社區營造支援建築會議營運委員長、日本早稻田大學佐藤滋教授的說法，所謂的社區營造，就是以地域社會現有的資源為基礎，進行多樣性的合作，使身邊的居住環境逐漸改善，進而提高社區的活力，為了實現“提高生活品質”所做的一連串持續的活動。[3]由此定義可知，社區營造的前提是基於地域社會的現有資源，其方法是由不同社會力量參與、多樣方式的合作，其目的是通過改善居住環境，持續不斷地促使社區生髮內在的自生力量，走出日趨凋敝破敗的困境，進而提高當地人的生活品質。
在“社區營造”的前提下，“社區”（community）的定義具有“社群”和“社區”兩種意涵，即人與空間。“社區”定義如下：居住在地理上可以清楚界定的同一地區的人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其生活的空間之間，形成社會的和心理的聯繫。[4]該概念特別強調在同一生活空間中人們的自主性和責任感，個人以及家庭是構成社區生活場域的主體，共同秉持地方特性，具有共通的目標，人們之間以開放、信賴的態度相互扶持。[5]
２．背景與緣起
從1960年代開始，西方社會開始反思批判現代都市社會的規劃設計對於地方社會內部所造成的致命破壞，其中的代表作是簡·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1961年）。在該書中，雅各布斯以美國波士頓北端一個房租低廉的老城區為例，討論現代城市規劃、城市設計對於城市生活的破壞。在城市規劃者的眼中，這是波士頓地區最破敗的貧民區，是城市的恥辱，是需要被規劃改變的地方，必須被改造成一個有著超級街區和公園人行道、規規整整、溫文爾雅的理想的地區。而當1959年作者造訪該地區的時候，該區的建築外觀被翻新，減少了房屋的居住戶數，生活設施得到改造，與波士頓其他城區相比較之後，她認為，“這是城中最健康的地區”，相關的統計數據也證實了那裡是少年犯罪、疾病和嬰兒死亡率最低地區之一。據此，她尖銳地諷刺了城市規劃學者沉醉於一廂情願、輕信迷信、過程簡單和數字滿篇帶來的舒適感。[6]她強調城市的本質在於其多樣性，城市的活力來自於多樣性。她批評那些遠離城市真實生活的正統的城市規劃理論，以及烏托邦式的城市模式和機械的、單一功能導向的城市改造工程，毀掉了城市的多樣性，扼殺了城市的活力。[7]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在日本，二戰以前就有了內發性的地方環境的改造運動，戰後則演變為以生活與生產場所的聚落為基礎，更加入關涉精神寄託的寺廟與水路等包含生活生產的基本要素，以綜合性的聚落環境為對象，透過居民的協助進行更詳細的調查，在農業專家與生活改善普及員的協助下，與居民一同擬定並實踐聚落計劃。這一風潮演變成為1970年代日本獨有的社區營造理論方法的基礎。[8]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的“社區營造”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時期是1970年代－1980年代中期，這是社區營造的勃興時期，主要解決被高度經濟增長摧殘得支離破碎的生活環境等課題，以社區協議會或自治會為中心負責推動，以傳統的領袖代表制方式運作，如神戶市丸山地區針對公害問題進行的抗爭。第二個時期是1980年代後期，從社區的內部構成實踐的方法，配合相關法制制度予以支援，累積了許多“成功的社區營造”案例和實踐方法，如北海道函館市對於明治末年至昭和初期西洋式建築的活化再利用。第三個時期，則是經歷了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後的社區重建，以及面臨少子化、高齡化社會的出現，“社區營造”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即多樣性主體互相彼此協調，實現“透過社區營造達成共治的理想”，現在正是這一理想的萌芽、摸索階段。[9]日本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社區營造”，是日本在二戰以來快速經濟發展之後社會反省力量的表現，也是使日本能成為人們長居久留之鄉的根本力量。[10]
而在臺灣傳統鄉村中的聚落，由於其地理範圍清楚，歷史久遠，居民彼此間基於血緣關係或者地緣的關係，通過宗族情誼、祭祀圈等形成緊密的聯結。在空間格局上，形成了以宗族祠堂或地方神祇廟宇為祭祀中心的村莊、街市，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生產、生活聯繫緊密的社會關係。1970年代之後，隨著臺灣經濟起飛，城鄉移民大量湧入都市，由此給臺灣的新興城市與既有鄉村同時造成了城鄉集居的問題。1980年代初期，隨著臺灣地區政治與社會的“鬆綁”，臺灣開始出現社區尺度的社會集體行動。一是因應“生存危機”和“認同危機”而生的“社區自救”和“社區保存”運動，另一是由於居民對於“生活環境品質不滿”而醞釀的“改善環境”的社區運動。[11]
在借鑑日本“社區營造”“人、文、地、產、景”五大面向的基礎上，臺灣的“社區營造”發展為由政府推動的“臺灣健康社區六星計劃”，包含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社福醫療、產業發展、環保生態與環境景觀等面向。具體而言，“人”，指的是社區居民共通需求的滿足、人際關係的經營，和生活福祉的創造；如何掌握社區的屬性，瞭解其共同需求，進而運用創意找出解決之道，其行動內涵就是社區中“人”的營造。“文”，指的是社區共同歷史文化之延續、藝文活動之經營，以及終身學習等。社區營造的首要工作是引導出每個社區中具有獨特歷史和個性的人和事物，成為展開行動的基礎，具體行動包括地方文史調查整理、策劃及舉辦藝文活動、在地節慶祭奠的創發等。“地”，指的是維護與發揚社區自然地理環境的特色，強調地方特質，不僅各地景觀有異，風俗也有不同，都必須在“社區營造”過程中得到可持續的維護和傳承。“產”，指的是在地產品的創發與行銷，以及在地經濟活動的集體推展等，“地產地用”是“社區營造”在“產品／產業”層面的核心主張。“景”，指的是社區獨特景觀之營造、生活環境之永續經營、居民自力投入社區景觀的營造等；一個具有社區感、讓居民自豪的社區，勢必在景觀上也呈現出獨特的風貌。[12]
02
二、社區營造的原則與目標
１．原則
佐藤滋歸納了“社區營造”的具體實施過程中必須堅持的１０個原則，分別是公共福祉的原則、地域性的原則、由下而上的原則、場所歷史脈絡的原則、多主體協調互動的原則、永續性與區域內循環的原則、相互編輯的原則、個別啟發與獨創性的原則、環境共生的原則、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原則。他指出這些原則是在社區營造的歷史過程中逐漸歸納總結形成的，並非必須符合上述所有原則才能稱之為“社區營造”，但“社區營造”切不可違背上述任何一項原則。[13]上述原則可以說是圍繞社區營造的定義，不斷延生衍化的具有指導性、啟發性的具體建設指針。具體而言，可以做以下理解，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人們自覺自願、合作互動、共同參與到改造社區基礎設施和提振社區文化價值的實踐，基於地域共同體現有的自然與文化資源，遵循社區的歷史文脈與獨特個性進行規劃設計，在全球視野中建設具有鮮明特色的地域社會，注重社區自然環境、文化傳統與社會結構的可持續性。
２．目標
社區營造的最終目標是以地域社會為基礎，謀求實現地方社會的公共福祉，通過改善居住環境，提高社區的活力與魅力，實現“生活品質向上”的理想。結合日本與臺灣的實踐，具體而言有10個目標：（1）該地方各種活動中心的“場域”再生，隨著社會的老齡化、少子化趨勢不斷蔓延，重建兼具商業功能與各種生活支援功能的社區中心，是一個迫在眉睫的課題；（2）任何人都可持續安全、安心居住的地方社會，也就是說必須營造一個生活基礎設施齊備、人際關係和社會結構和諧的地域社會；（3）營造以“步行”為中心的日常生活圈，重視步行、車輛、自行車等交通工具的組合運用，重建被現代交通工具切割肢解的人與人溝通交流的生活空間，創造在步行範圍內的具有魅力的日常生活場域；（4）街道景觀的整備與歷史、文化、藝術場所的創造與再生，通過整備地域環境景觀，結合歷史文化傳統與藝術創意，建設更優質、更有創造性的地域社會；（5）多樣性的生活共存與多元文化共生的地方社會，在流動人口常態化的現代社會，如何基於多樣性的人口來源結構，創造滿足多樣文化需求、多元文化共存共生的地方社會，是社區營造重要的目標；（6）構成緊密而不浪費資源的街區，所謂構成緊密而不浪費，並非小規模、高密度，而是社區中所有的組成元素都是有機地互相合作，並且把綠色、自然很豐富地組織起來，透過與日常生活緊密連結，達到有效管理；（7）與自然生態共存的街區結構的再生，充分發掘本土利用自然、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與實踐，使自然環境、人造景觀、社會環境和諧共生，具體措施諸如河川再自然化、綠地化，沼澤再生等；（8）熱情迎接外人入住，創造多樣的交流機會，由社區營造帶來的地方振興以及旅遊觀光事業的發展，並非只是為了經濟利益，而是希望外人入住能夠帶來多樣的文化，增加人們互相交流，創造多樣價值觀共存的社區；（9）透過社區視野的循環型地方經濟，通過旅遊經濟、特色產業、一村一品的方式，為地方原有的農業、畜牧業、漁業、林業、手工業等注入新的活力，推動基於地方資源的產業振興，在保障社區人們的基本生活水平基礎上，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創造福祉，在某種意義上，這是社區營造的根基；（10）構築以共治為基礎的地方社會系統，也就是動員參與社區營造的不同主體，組成共同有效的共治體系。[14]
03
三、社區營造的實踐與經驗
日本、臺灣地區的社區營造特別注意傳統景觀的保護、活化，注重生活空間、生活傳統的延續。在數十年的社區營造過程中，有許多非常成功的案例。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鄉——日本傳統街區重生故事》分別介紹了日本17個傳統街區復活重生的個案。臺灣地區曾旭正的《臺灣的社區營造》以及李昂、劉克襄、林文義合著的《上好一村：十八個充滿陽光與希望的臺灣小鎮故事》，分別介紹了臺灣地區8個、18個社區營造的個案，這些不同的地方，依據自身的特點創設不同的社區營造計劃，讓傳統街區重新煥發魅力，在各自的社區營造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鄉——日本傳統街區重生故事》
限於篇幅，此處僅介紹臺灣地區“社區營造”的實踐與經驗。臺灣地區的社區營造有許多不同類型，此處重點介紹傳統鄉鎮、傳統農村、城中村、少數族群聚居區以及環境低劣地區的社區營造實踐。期望對大陸地區的新型城鎮化過程中的非遺保護有所啟示。
１．鄉鎮：嘉南平原新港鎮[15]
以鄉鎮為範疇的社區營造，面對的是逐漸都市化的生活環境與人際關係、社區感逐漸淡化、愈來愈均質化的環境建設、廟會等傳統組織式微、新興的公共事務處理機制尚未穩定等問題。
1984年，臺灣政治與經濟鬆綁、自由化的措施一一出籠，長期的壓制力量突然消失，社會上開始出現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新港地區的一群有識之士察覺小鎮淳樸的氣質已被汙染，社會文化呈現出病態，他們開始思考解決之道。新港鎮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位於嘉南平原。1987年6月，出身於新港的雲門舞集創始人林懷民，將返鄉演出的門票收入作為創立新港文教基金會的第一筆基金，同年10月，基金會成立。基金會成立之始，即非常明確自己的功能，就是在廟會已經失去傳統功能的情況下，基金會的活動提供了一個新的時空，讓人們得以踏出家門，有個見面、互相學習和檢討的機會，也因此活絡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而這情感更蔓延到人們對這片土地的關愛與獻身，讓家園添加了千百年來未曾有過的新酵素，新港老鎮因此有了新的生命。
基金會非常注重積極推動社區營造的策略。在基金會成立初期，首要工作是與民眾接觸互動，發揮影響力，鼓動人們走出家門，基金會會址特設於交通方便地帶，方便大家交流；其次，基金會早期在會所提供安親服務，接納下午放學後無人照料的學童，學童的父母往往成為基金會最熱心的義工；義工的經營，基金會共９名專職人員，近300位大小義工，經營透明、民主化；以文藝活動切入社區營造，定期舉辦文藝活動，通過文藝活動拓展更大的社區營造課題，一方面吸引更多的義工投入實際的籌備過程，培養了一批具有企劃構思、整合資源、聯絡協調、分工合作、行銷宣傳、動員居民、經驗分享、檢討互勉等經驗與能力的一批義工，社區營造的課題自然而然地由文藝活動拓展到環保、社區服務、社區空間改造、國際交流等等整體營造。
新港在“社區空間營造”方面的經驗值得推介。1991年，政府打算拓寬老街，基金會有感於老街風貌保存不易，特別邀請“專業者都市改造組織”協助規劃。該組織在瞭解新港的發展歷史以及老街的重要性之後，製作了街道模型與圖像，召開說明會與居民溝通有關老街拓寬與保留的不同價值。1994年，適逢臺灣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老街成為該政策“美化傳統建築空間計劃”的實驗社區。1995年，規劃團隊的執行重點在於與街上的居民共同思考新的道路功能與景觀，其中為了解決街道兩邊是否種樹的爭執，規劃團隊特意安排居民參觀其他已經種樹的街道，充分溝通交流之後再做定奪。
新港文教基金會是由最初的“文”的面向，鼓勵參與學習；進而拓展到“地”與“景”的面向，重視環保；再向“人”的面向，處理弱勢照顧工作；最後，也進行“產”的面向，辦理工藝研習、研發地方特色商品並試賣等。
２．傳統農村：臺南市土溝村[16]
傳統農業式微，人口老化，村落趨於消散瓦解，苦幹精神被人遺忘，泥土的芳香不再。這是臺灣絕大多數農村共同面臨的處境。土溝村的例子，在傳統農村的活力重生方面，具有一定的啟發。
土溝長期以來以稻作為主業，本世紀初，曾經有300多頭水牛的土溝，僅剩下一頭水牛了。土溝即以“水牛”作為社區自力營造、創新的核心。2001年，成立了“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最初號召居民處理村落的入口道路，接著發起搶救臺鐵五分車鐵道活動，主動認養鐵道，加以綠化美化；發動居民“動手做”，從自力營造小公園開始，參與社區營造過程，多人參與、邊做邊決，充分發揮了共識、參與的效果，強化了所有參與者的成就感。他們根據“參與式設計”的原則，在現場經數次討論，決定牛舍的形式，聯手為水牛建造屋舍。他們還融合藝術創作與空間改造，集體參與，就地取材，將荒廢的豬舍變身為具有文化感的空間。
土溝的經驗可以說是積極探索現代農村的生活模式。他們的社區營造經驗有：集體決策，土溝的任何一項決策，總是經過長期的醞釀、討論、修改，得到集體共識之後才去推動；從空間切入、自力營造到農村生活想象，土溝的空間改造可以說是化腐朽為神奇，經過改造的地點不僅消除掉破敗的景象，更顯出積極的精神，對於日漸失去自信的農村非常重要，通過改造空間，強化了社區居民的認同感。
３．城中村：臺北的北投[17]
原本具有社區感的社區，由於被強行納入到都市的空間之中，所面對的社區營造課題顯然不同於都市中的新興社區，也不同於鄉下人口外流的傳統村落。
1995年開始的重新“發現”北投行動，舉辦了各項認識北投溫泉文化及北投歷史的活動，揭開了北投社區營造的序幕。通過討論會的形式，讓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最終形成經過反覆修改調整後象徵社區自主思考與行動決心的“北投憲章”，凝聚了社區居民對家鄉的理解與對未來的想象。1996年，通過組織“厝邊好醫師聯誼會”，整合、活用社區醫療資源，參與衛生署的“社區健康營造計劃”，為社區提供支援服務，營造“健康社區”；2005年，通過推動“健康關懷服務合作計劃”，為社區長者提供“溫馨送餐”服務，為老人提供多樣化的關懷，營造“福祉社區”，深化醫療在當今社會的價值。
４．少數族群聚居區：嘉義縣山美村[18]
原住民部落的社區營造是臺灣原住民權利運動的一環，以族群自覺意識為重要基礎。對原住民而言，人與人以及人與環境的緊密結合，是其生命與文化發展的根本要件，“社會營造”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由於日本殖民以及漢人社會的衝擊，傳統的原住民社會結構鬆解，經濟持續遭受壓迫，文化傳承產生極大困難，族群的凝聚力、合作生產、敬愛環境等傳統價值與生活形態也隨之式微。
山美村位於阿里山鄉南區曾文溪上游，這一河流區域被稱為達娜伊谷（Danayiku），長期以來即為當地原住民鄒族的傳統漁場。鄒族人相信，山河皆有神，人須敬畏之。對於自然“只取所需，過需不取”，是一種適度保育、永續利用的文化與經濟體系。但這一文化與經濟體系，卻受到外來惡質文明的衝擊，不僅侵犯了族人的生活領域，還破壞了河川的自然生態，甚至危及族人飲水安全。1985年，山美社區積極實施生態保育措施，經過五年的封溪護魚，河谷生態恢復舊觀，遂於1994年首次對外開放，保育公園正式成立，吸引了大量遊客，有了穩定的收入。收入除用於園區的開銷外，剩餘部分作為社會福利，用於社區的公共事務。居民不僅實際體會到社區保育的好處，還強化了對於山美的認同感。
５．社區產業成功的典型：宜蘭縣白米社區[19]
白米社區舊稱“白米甕”，是全臺灣加工礦石碎料最多的地方，未推動社區營造前，這是一個環境品質低劣、少有人氣的邊緣村落。1993年，白米社區成立自救組織，後轉型為社區發展協會。其行動首先著力於社區內部情感的凝聚，並開始“從地方歷史去找尋在地特色”，嘗試恢復日據時期的“木屐”製作作為社區特色。社區邀請汐止社區大學的教師參與規劃，並邀請老師傅整理荒廢已久的工具，建立一個木屐工坊和簡單的展示中心。隨著木屐工坊的運作，社區生產出木屐，並以“木屐”為核心生髮出許多創意，如巨型木屐、彩繪木屐、鴛鴦木屐等產品，而且適時地得到了外界的肯定，增強了社區居民確立以木屐為產業中心的信心。他們註冊木屐品牌，堅持“地產地銷”的概念，遊客只有來到白米才能夠買到木屐，同時體驗白米社區的在地生活。此外，白米社區在社區發展協會之外，另成立股份制合作社，負責產品的生產與行銷以及財務的週轉與管理，合作社還特別規定了盈餘的處理方式。2005年已達盈餘一千六百萬元（新臺幣）。白米社區雖然從一個環境低劣的邊緣村落，轉型為一個吸引外人觀光的活力社區，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但當地人意識到，其社區營造之路才剛剛開始，他們“希望能埋下一顆種子，讓以後更多年輕人可以在這裡工作、生活！”
臺灣“宜蘭縣”
啟示
日本與臺灣地區的社區營造實踐，為當地居民營造了一個適合人居、充滿陽光和希望的社區環境，從而維護文化傳統傳承的文化生態，他們所積累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鑑，對於中國大陸城鎮化過程中的非遺保護有所啟示。
在中國大陸，非遺保護已歷十年之久，從剛開始的重申報到今天的重保護，非遺保護才剛剛步入正軌。隨著城鎮化建設的展開，非遺的傳承生態又將面臨著新的挑戰。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非遺傳承的原有生活空間將發生改變，生活空間中的人際關係被重新組合，人們的文化需求也會有相應的變化，如何維護、保育城鎮化過程中非遺傳承的文化空間與文化生態，是非遺保護過程中面臨的新問題。保護、活化傳統村落、市鎮，以維護、保育非遺傳承的傳統文化空間，激發傳統中國村落、市鎮的內在生命力，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思路。為了避免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出現新一輪的大拆大建、土地開發與造城運動，如何建設傳承中國歷史傳統文脈的現代化城市與鄉村，非遺的傳承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是亟需政府與社會各方在理論與實踐上予以破解的難題。
結合中國大陸當前非遺保護的實踐，日本與臺灣地區的社區營造經驗對於城鎮化過程中的非遺保護具有如下啟示。首先，充分了解社區居民的需求，充分尊重社區居民的意願，充分調動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熱情，充分激發社區居民的創造性。新型城鎮化的最終目的，是為社區居民創造福祉，如果採取的措施超越社區居民意願，無法滿足社區居民的需求，與社區居民毫無相干，這樣的城鎮化無疑是失敗的。
其次，充分發掘社區的歷史文化資源，建設能夠維繫居民認同、具有歷史感的社區。中國大陸的傳統村落，大多是基於共同的血緣關係形成的單姓家族或多姓家族聚落，長期積澱下來的血緣情感和社會關係，是維繫社區傳統的紐帶，在此基礎上，不僅傳承地方民俗文化傳統，而且凝聚了社區居民的家國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具有大量的凝聚地方認同、家國認同的傳統文化形式，非遺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個富有意義的文化之網，連接著地方社會的歷史與現實的各種複雜關係，非遺的保護與傳承無疑為地方認同感、家國認同感的塑造與維繫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資源。
再次，充分尊重社區現有的自然環境，在尊重自然肌理與歷史文脈的基礎上，建設保有歷史文化記憶的社區。社區中的自然山水、人工建築等，不僅是社區居民的生活空間，也是維繫人們情感、關係、認同的“記憶之所”，新型城鎮化建設應該在尊重社區居民意願與歷史記憶的基礎上，營造既具有歷史感又適應現代生活需求的生活空間，使之成為既富有歷史深度、又具有美學感染力的魅力社區。政府、社區居民、學者、商人、志願者等不同力量，應該共同協力，共同參與，共同討論，最終形成共識，避免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的過度規劃、過度設計，避免因追求政績而導致的急功近利，進而漠視甚至損害社區居民的利益。
綜上所述，在城鎮化過程中，構成非遺保護傳承的核心要素的個人、社會、歷史、文化、自然環境等等，如果既能夠承續傳統的脈絡，又適應新的社會變化過程中人們的需求，非遺傳承的文化生態即能夠在延續傳統的基礎上，植根於地方社會自身的內生活力，在現代社會不斷地自我調整、自我修復、良性發展，非遺才具有可持續生存的內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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