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統治者通過武力征伐和詔諭招撫兩種手段，征服了西南的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但由於這些地區生產力發展水平低於內地，加之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各有差異，如採用與內地劃一的統治方式是難以奏效的。如公元1253年忽必烈征服大理後，降服了境內的大多數少數民族，但因委任官員有所失宜，使當地居民甚為不安。

公元1264年，滇中地區便爆發了以僰僧舍利畏領導的三十萬各族人民大起義。舍利畏說:“蒙古系北虜，否等南蠻聲教所不及，何以服從之！”起義的原因除了雲南都元帥寶合丁等實行專制統治，不善於撫輯外，民族矛盾也是促成起義的一個重要因素。為此，蒙古統治者改用當地民族上層為官，即土官進行統治的辦法，既能減少和當地少數民族的直接衝突，又能把這些地區加以有效地控制。

在西南地區任命的最早土官為摩些首領麥氏。蒙古軍於公元1253年進攻大理時，路經麗江一帯，摩些首領麥良內附，以之為察罕章管民官，從徵大理時升為副元帥，賜虎符金牌。蒙軍攻下大理後，得知其主段氏微弱，國事皆決於高祥、高和兄弟，於是對至死不降的實權派高祥，追斬於姚州(今雲南姚安)，而對大理國主段興智卻虜而放之，並委以重任，命主國事，段氏遂成為雲南境內最大的土官。隨著蒙古統治勢力在西南地區的深入，湖廣、四川、雲南三個行省也都設立了大大小小的土官，成為元政權在當地統治的基礎。

一、土官的職類

行中書省土官有，白族土官信苴日任參知政事;其後人段功因平息紅巾軍起義有功，任命為省平章政事；白族土官高阿康任行省參政;高壽任行省左丞。在天曆兵變之時，彝族土官舉宗、祿餘，並遙授行省參知政事;實ト、月魯帖木兒任行省官員。元朝的土官雖為行省官員，但只能以參鎮(政)之名，自鎮其土，毫無實權。

宣慰司土官，據《元史・百官志》載:

“宣慰司，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省有政令則佈於下，郡縣有請則為達於省。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其次則止為元帥府。”

可知，宣慰司是設於行省和郡縣之間的一級行政機構，多設於邊徼重地，為元代始創。宣慰司的長官宣慰使多由少數民族擔任，白族的信苴日、段阿慶，彝族的漂末、祿餘、舉宗、安氏，苗族的楊賽因不花，鄂西容美土官田旻，湖南田氏等都曾擔任過此種職務。

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土官，據《元史・百官志》載:

“其在遠服，又有招討、安撫、宣撫等使，品秩員數，各有差等。”

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是宣慰司之下的行政機構，雲南設有麗江路軍民宣撫司、金齒等處宣撫司，廣南西路宣撫司和湖廣的慶遠南丹溪峒等處軍民安撫司，播州軍民安撫司，新添葛蠻安撫司，乾寧軍民安撫司等。

路總管府土官有，大理段氏自信苴日到段明，共有十一代世襲大理路總管。此外，還有車裡路總管寒賽、東川路總管普折、元江路總管普雙、建昌路總管阿宗、通西路總管緬吉、普安路總管阿宋、普定路總管適姑、姚安路土官高明等。

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土縣丞。見於記載的很多，如湖廣行省的鄂西散毛府覃氏、乖西府知府阿馬，雲南行省順寧府土知府猛氏、北勝府知府高俊、騰衝知府高救、普定知府容苴等。任土知州的有，江州知州弄景、馬龍州知州羅苴、通安州知州麥兀、威遠州知州阿只步、順州知州自瞠等等。土知縣有研和縣的龍鍤、廣通縣的長壽、通泉縣的易陬等。

土巡檢、土千戶、土酋吏，作為行政基層組織，由少數民族擔任土官則更為普遍。據統計，屬陝西行中書省管轄的有，宣撫司二，安撫司一，招討司五;屬四川行中書省的有，宣撫司四，安撫司三，總管府一，長官司三十ー；屬雲南行中書省的有，宣撫司四，軍民總管府十二，安撫司三。路九，軍民府十六，土知府知州九及其他蠻夷長官司;屬湖廣行中書省的有，宣慰司二，宣撫司一，安撫司十四，土府五，土州五十六。土縣一，長官司三百六十四。擔任土官的少數民族有，白族、彝族、納西族、傣族、蒲人、苗族、仡佬族、壯族、土家族等。

二、土官的職責

土官作為元朝政府委派在當地進行統治的官員，其首要職責是維護元政府在當地的統治，保證中央的各項政令能在當地推行。由於各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各族各地土官在執行任務過程中其程度也不盡相同，但其職責有幾點是共同的。一是維護當地的統治秩序，配合元朝政府對作亂者進行鎮壓。如大理總管段氏在鎮壓舍利畏起義中立下汗馬功勞;播州土官楊賽因不花鎮壓了蛇節、宋隆濟起義。

二是負責在當地徵收租賦。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納速刺丁曾率軍在金齒等地“詔定租賦，立站遞，設衛送軍”，大理金齒宣慰司的官吏羅文節就曾到幹崖(今雲南德宏州盈江縣境內)徵收賦金。三是須親自按時到京朝覲，貢獻方物。大理總管從段實(信苴日)到其子段阿慶，就曾“始終七覲闕廷，賞賚無算”，其他土官入朝的記載也很多。進貢的方物多是地方的特產，有金銀、馬匹、馴象等。方物的種類和數量都是有一定的規定，元朝把此作為考査土官忠實程度的一個重要方面。雲南姚州府土官高明於天曆元年(公元1328年)進京人，

四是聽從中央的調遣，派兵從徵。爨軍，摩些軍，思、播、敘諸郡及亦奚不薛諸蠻，羅羅斯軍都曾隨軍從徵緬國。五是修築道路，設立驛站，屯田墾殖。烏蒙路總管阿牟曾以置立驛站，修治道路而被朝廷命詔;建昌路女土官沙智因治道立站有功也受到元廷的嘉獎。

三、土官制的歷史作用

元代的土官制，是在秦、漢羈縻制度的基礎上建立的，但較前有很大差異。首先是朝廷對土官的管理，比前代要嚴密。它不僅要求少數民族酋長對朝延表示臣服，繳納貢賦，而且由行省通過土官對其地進行實際管理，並派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達魯花赤，進行監督。如在雲南省則有宗王坐鎮一方。第二是朝廷對土官的控制，除用封官、賞賜、召見、聯姻等多種方式進行拉攏利誘外，又從各方面對其權勢加以限制和削弱。嚴格的管理和控制，使元朝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逐漸深入和鞏固，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皆納入中央王朝控制的軌道。

​元朝統治者深知“遠方蠻夷，頑獷難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所以允許土官世襲相傳，即土官病故，由兒子或侄兒、兄弟繼承，無後裔則由妻子承襲夫職，確無其繼承者，則按照當地風俗選有能力者擔任。在管理上，則松於內地流官，據《元史·刑法志》記載：

“諸內郡官仕雲南者，有罪依常律，土官有罪，罰而不廢。”

由於土官制度能適應當地少數民族實際情況，西南地區的政局不僅很快穩定下來，直到元朝滅亡之時，未再出現過獨立政權。即使在元中葉以後，雲南最大的土官段氏乘機坐大，發展到與梁王分域構隙的地步，也只是作為元朝大理路總管與元廷共存亡。四川湖廣行省的情況與雲南類同。可以說，土官制度在鞏固祖國統一，穩定邊疆，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促進其交流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對明、清兩代土官制度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1、諸葛元聲《滇史》

2、《元史·地理志》卷9

3、《元史·信苴日傳》卷166，第391頁

4、胡蔚本《南詔野史》

5、《元朝徵緬錄》

6、《土官底簿》

7、《元史・世祖本紀》卷10，第213頁

8、《元史·文宗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