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幾千年歷史交替之中，兩漢是最為特殊的一段時期，在這一時期中，東漢光武帝劉秀作為破落貴族的後裔，完成了一次漢朝中興的創舉，這在歷史中實屬罕見。
儘管劉秀本人被戲稱為“位面之子”，但是其政治軍事能力確實出類拔萃，後世亦有很高的評價，儘管如此，劉秀本人仍然不能擺脫歷史所賦予的侷限性，這點在東漢政治中可見一斑。
劉秀畫像
事歸臺閣
說來西漢的衰亡是充滿戲劇性的，因為它既不是來自於異族的威脅，也不是來自於國內的反對勢力，而是來自於外戚的干預，由於王莽篡權，導致劉氏所掌握的皇權衰微，在西漢王朝末期，小皇帝和老太后已然沒有了執掌乾坤的能力，而王莽建立新朝之後，劉氏徹底失去了天下。
作為東漢王朝的建立者，劉秀本人自然雄才大略，他憤慨於外戚專政，劉氏大權旁落的局面，為此，在他登基之後，除了繼承大部分西漢政治之外，還做出了一個最為重要的改變，這一點在被後世稱為“事歸臺閣”。《後漢書》記載：“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那麼什麼是事歸臺閣呢？
西漢時期，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被稱為三公，三公是皇帝以下最大的官職，分別掌管行政，軍事和監察，在西漢時期，三公的權力非常大，往往能夠左右皇帝的意見。
由於御史大夫職位比較特殊，相當於復丞相，所以御史大夫以下再設御史中丞，如果皇帝有事要告訴丞相，則順序是皇帝→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丞相，如果是有事要告訴皇帝，則順序是丞相→御史中丞→皇帝。
在這個順序之中，三公可以充分對國家政治進行干預，從而影響皇帝的決策，因此可以說，此時的三公擁有絕對的權力，是幫助皇帝管理天下的專業機構。
在光武帝劉秀繼位後，三公已經形同虛設，東漢時期，已經沒有丞相這一職位，三公改為大司徒，大司馬，太尉三職，而比較有權力的太尉也受限於尚書檯，尚書檯是光武帝在內廷之中特別設立的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大致相當於明代的內閣，清代的軍機處，由此光武帝劉秀可以直接掌控，三公權力被削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事歸臺閣”。
飽受詬病
為什麼光武帝的這一改革飽受後世詬病呢？錢穆先生把他稱為劉秀的一點私心。當然，作為一個皇帝，為了給自己增加一些權力，似乎是無可厚非。但是這樣做，在治理國家上卻是一個“大麻煩”。
在西漢時期，三公的權力很大，尤其是丞相，不僅是三公之首，還掌握著九卿。九卿分別是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九卿都是二千石官員，其俸祿與地方最高長官太守一般，由此可見九卿的地位。
九卿負責的事情比較多，比如大司農管理國家稅收，屬於國家的財政部，少府管理皇室的內庫，是皇室的私家財產管理員，由此可知在西漢時期，國家財政與皇室財政是分開的。再比如太常管祭祀，太僕是皇帝的專職司機等等，可以說，九卿的職務非常寬泛，上到皇室，下到百官，都在其管轄分為之內。
而九卿隸屬於丞相，這樣一來丞相的職權就非常之大，也因此，丞相是百官夢寐以求的官職。光武帝劉秀在一面廢除丞相之後，對於九卿也做了改變。
曹操作為丞相，是東漢的一大特例
東漢時期，九卿隸屬於三公，每公掌管三個卿。太尉管太常，光祿勳，衛尉；司徒管太僕，廷尉，大鴻臚；司空管宗正，大司農，少府。另外在光祿勳掌管的五官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等官職之外，增設東西南北中郎將四個官職。另外在九卿之外還有執金吾，將作大匠，大長秋（由宦官擔任）等外官，這些官員的級別與九卿相當。
由此我們知道，三公職能被尚書檯削弱，九卿職能被三公分割，這樣三公九卿只剩下名義上的高位，其職權已經完全無法同西漢時期相比。
隨著三公的職能被削弱，尚書檯的職能開始發揮巨大的作用。尚書檯設尚書令，僕射兩名主事官，其下設尚書六人，其下又掌管三十六名侍郎，還有令史十八人，可以說，尚書檯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內廷機構，儘管這些官員的官職都比較低，但是權力卻非常之大。所以漢章帝在位時有大臣說“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是一語中的的。
既然尚書檯的職能如此強大，那麼連通皇帝與尚書檯的又是那些人呢？
主要是侍中，中常侍，黃門侍郎三者。其中侍中由官員擔任，侍中沒有下詔不得進入內廷，中常侍與黃門侍郎由宦官擔任，因此，這些人與皇帝的關係最為親密。
在《三國演義》中，我們熟知的十常侍就是由宦官張讓等人擔任，這些宦官由於與皇帝有著極為親密的關係，因此外官要想見到皇帝，必須要得到這些人准許，這也是大將軍何進為什麼當初進入皇宮時被宦官所殺的原因之一。而在明代後期，張居正為了改革的順利，也要首先討好宦官，是同樣的道理。
當然東漢末年宦官專權的局面不能完全歸因於此，但是，此舉確實讓宦官問題成為漢王朝尾大不掉的病根之一。
缺陷頗多
儘管光武帝劉秀本人以柔治國，諸如不殺功臣，廢除奴令，為了休養生息干戈止息，但是東漢王朝再建立之初，便面臨種種困難，這種困難是劉秀本人所無法解決的。
1.豪強
劉秀本人能夠得到天下，得益於河北河南豪強的支持，為此，他不得不和陰麗華，郭聖通等人聯姻，以此來換取更多的兵馬和財稅。在劉秀登基之後，為了重新清查全國的土地和人口，在外派的官員卻遭到了豪強的強烈阻撓，甚至出現了官員被殺的鬧劇。
而漢章帝時期為了增加財政收入，以支撐邊境作戰，打算重啟鹽鐵專營，但是卻發現根本無法做到，最後，漢章帝無奈將鹽鐵經營權下放，而這些利潤頗多的生意最終被豪強佔據。
這一點在西漢時期是不可能出現，然而由於歷史的發展，在東漢時期，儘管皇帝本人有心收回，卻已經無法做到了。
2.察舉制
兩漢時期科舉制還沒有出現，國家選拔人才的方式成為“察舉制”，即由地方推薦人才到中央進行學習，然後根據人才的優劣進行官職的委任，然而在西漢時期，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資格進行人才的選拔，地方只能推薦，沒有自行選拔人才的權力。
劉備劇照
東漢時期，這一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除了中央政府有權利徵召人才外，地方州郡也被賦予自行選拔人才的權力。比如我們熟知的《三國演義》中，曹操，劉備，袁紹等人都可以直接在民間選拔人才，並委以官職。
由此導致的結果便是門閥的產生，一些士族大家開始籠絡社會精英，開始形成自己的勢力集團，比如袁紹素來以“四世三公”為傲，還有以司馬懿為首的司馬家等。這些大族最終在黃巾之亂時成為割據一方的強大勢力。
3.外戚與宦官
外戚與宦官是兩漢時期的一大政治特色，在東漢時期尤甚。光武帝本人的皇后陰麗華和郭聖通，背後分別是南陽派和河北郭氏，這兩派都有著富甲一方的財力和政治勢力，因此光武帝本人的婚姻也有著重要的政治關係。
而在光武帝之後，又出現了西北竇氏（以竇融為首，雲臺二十八將之一），南陽鄧氏（以鄧禹為首，雲臺二十八將之一），梁氏（以大將軍梁冀最為出名）等外戚。這些外戚一方面在國家危難之時挺身而出，比如竇憲，竇固北擊匈奴為漢朝立下大功，但是另一方面又大權在握，生活奢靡，對皇權形成極大威脅。
在尚書檯被外戚控制以後，東漢的實際掌權人便落到了外戚手中。這其中，以梁冀最為出名，公元144年，漢順帝駕崩後，在接下來的一年之內，漢衝帝，漢質帝接連駕崩，這裡面，與梁冀使用的手段不無關係。
宦官形象
然而為了平衡外戚的實力，皇帝必然要依靠的另一個力量就是宦官。大將軍梁冀在毒殺漢質帝之後，在宦官曹騰的勸說下，立劉志為帝，這就是後來的漢桓帝，漢桓帝的繼位昭示著梁氏的覆沒，很快，在宦官單超、具瑗、唐衡、左倌四人的慫恿下，梁氏被一舉消滅，而這四個宦官皆被封侯，由此，宦官專權的局面形成了。
在漢靈帝時期，又出現了非常有名的十常侍，這段歷史在《三國演義》中有著精彩的描寫，先是大將軍何進被殺，然後董卓進入洛陽，宦官勢力被徹底剪除。
結語
可以說，東漢政治自建立之初便是一種妥協的產物，光武帝憑藉豪強士族起事，同樣也因為豪強士族而被束縛住拳腳。而光武帝有心將權力收歸已有，但是其“柔軟”的個性並不能讓他在根本上剷除地方勢力，而之後的明章等皇帝同樣不能在根本上削除政治上的積弊。
即使在東漢全盛的頂峰，皇帝能夠憑藉自身的威望統御全國，但是政治上的巨大漏洞，隨著人事的變遷引發了更大的騷動。東漢的皇帝大都壽命不長，漢明帝48歲，漢章帝34歲，漢和帝27歲，這樣在皇位繼承的問題上便出現了巨大的問題。
小皇帝繼位之後，依靠外戚進行治理，皇帝長大後，便依靠宦官勢力剪除外戚，如此週而復始，政治角逐在外戚與宦官之間不斷上演，最終因為黃巾之亂達到一個無法調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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