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作為一個新興的民族國家迅速崛起於東亞地區，先後擊敗了中國、俄國等傳統強國，躋身於列強隊伍，成為了遠東地區乃至世界格局中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數十年內取得如此成就，與明治政府期間日本通過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全方位的改革息息相關。在這場可謂是日本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改革中，西鄉隆盛作為一名傳奇式人物發揮著重要作用。
▲日本明治維新
西鄉隆盛被稱為“最後的武士”，作為日本傳統武士的代表，他的事蹟在日本對外侵略過程中屢次掀起狂熱。在日本民間，更是先後掀起了四次冠以“西鄉隆盛熱”之名的群眾運動。從表面上看，這四次“西鄉隆盛熱”與日本近代民族主義思潮好像並沒有直接的關聯性，但實際上每一次爆發於日本對外侵略時間節點上的西鄉熱都與日本近代民族主義逐步的極端化緊緊聯繫在一起。可以說，在這種思潮的引導下，一種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早已深深地滲入近代日本的社會結構中，在推動了日本走向富強的同時，也埋下了日後擴張性軍國主義思想發展的伏筆。
▲西鄉隆盛銅像
本文將以“西鄉隆盛熱”入手，以天皇信仰、“徵韓論”、“亞細亞主義”的勃興、武士道精神的演變為切入點，分析“西鄉隆盛熱”運動與極端民族主義思想之間的關係，並帶來自己的思考和總結。
一、“西鄉隆盛熱”：日本近代民族主義發展的隱秘邏輯
在探究“西鄉隆盛熱”與日本近代民族主義關係的隱秘邏輯過程中，應聚焦於日本近代民族國家的構建以及在該框架基礎上形成的獨特民族主義。當一個民族在其政治一體的意識尚未充分發育就遭遇來自外部的壓力和威脅的時候，通常需要統治階層或者精英階層藉助某些特定的媒介來啟發民族認同意識，以此為核心凝聚民眾形成共同體，從而構建一個強有力的國家體制，即民族國家。
“民族主義的原生形態有兩種類型，一類是以英國和法國為代表的政治民族主義；另一類則是以德意志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義。”
對於英國和法國而言，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形成可以被稱之為“從國家到民族"。其民族主義的出現打破了基督教藉由其在西歐社會精神層面的一統地位而獲得的社會各階層的效忠情感。但是德意志相對而言，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形成應被稱之為“從民族到國家”，它清晰的體現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由民族語言和傳統所塑造的“民族精神”建立起來的民族文化認同，進而形成民族；第二個階段則是在前一步的基礎上，封建王權與民族主義相結合，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實現國家的政治統一。
▲德意志的統一
日本近代民族主義與德意志民族主義形態更為接近。日本近代民族國家並非在和平的過程中形成的，主要是因為“黑船事件”所引發的一系列外部威脅的壓力下構建的。在這種壓力催化下，日本統治階層不可能也來不及等待日本民眾自發形成民族意識並充分令其發展，因此日本民族意識的形成只能依賴於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從民族傳統和文化中探尋形成民族精神的源泉。
明治政府利用日本的傳統神道觀為工具，將傳統神道中一切的舶來品都作為“異質”，進行了非理性的排斥和全方位的攻擊，並試圖以此建構以神國史觀為內核的日本民族的文化認同，將其具象化後既是以忠君愛國和天皇崇拜為核心理念，要求全體日本臣民無條件遵從的國家意識形態。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族和民族國家的構建並不是因此與德意志民族主義完全相同，因為其形成過程完全不是“從民族到國家”。形成“日本”與形成“日本人”並不是分裂為兩個清晰的階段，而是體現以同時進行、相互交織的方式同步進行的兩個過程，即通過權力的集中化和政治參與的擴大化，使王權、國權與民權合而為一，甚至還被賦予了大量神權色彩。由此可見，
日本近代民族主義從成因層面分析就帶有了強烈的排他性和擴張性，國家政治意志的意味十分明顯，那麼以天皇製作為制度基礎，日本近代民族主義披著“西鄉隆盛熱”的外衣不斷向極端民族主義乃至軍國主義嬗變也就不足為奇了。就此而言，日本近代民族主義具有較強的獨特性。
▲黑船事件
二、“徵韓論”向“大亞細亞主義”的嬗變
“西鄉隆盛熱”背後民族主義的變遷實際上是從“徵韓論”到“大亞細亞主義”嬗變的過程，前者在西鄉等人因失敗而暫時告一段落，而後者卻漸漸發展，最後演化為包含了“徵韓論”的大陸政策，並長期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綱領。
▲二戰時日本的大陸政策
（1）“徵韓論”的實質
日本自“黑船事件”之後接連不斷遭受外族侵略，與西方列強發生激烈的衝突，而日本多年的師從對象中國也早就在英國大炮下開始屈辱的近代史，如何使國家擺脫西方列強的擺佈，反身擠進列強之林，是日本當時的時代主題。在強大的外部壓力存在下，日本的民族自我認同受到強烈地刺激，特別是在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這種熱情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政府以“神國觀”觀念的引導下很快就轉化為了對外擴張的要求，試圖以此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
此外，日本近代民族國家建立之後，其舊的等級體系社會並沒有因為政府的一紙號令而立刻瓦解。由武士等級轉化而來的下級氏族仍然是政府的支柱，社會底層的人民還沒有在國家的輿論下成為“方便利用”的群體。在傳統歷史書籍的敘述下，明治初期實行的以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富國強兵為代表的政策成為被描述為推進日本發展的得力措施，然而明治初期的政府高層在國力尚贏弱，百廢待興之際，優先選擇“富國”還是“強兵”亦或是“公議輿論”是政府不得不面臨的一個抉擇。
政府高層分成數派，各執一端，皆認為自己的主張是當務之急。其中，以西鄉隆盛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應率先實現強兵方針，提出“徵韓論”。
▲日本武士
“徵韓論”之爭最終以西鄉隆盛為首的“徵韓派”下野，以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為首的“內治優先派”勝出落下了帷幕。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僅僅時隔兩年，已經獲得統治權的原“內治派”就發動了對朝鮮的武裝行動，曾經口口聲聲來反駁西鄉、標榜內治優先的官僚們迅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這樣一來，西鄉因“徵韓”下野與現實中朝鮮迫於武力而開國之間，儼然形成了強烈的反諷。
表面上看這似乎具有極強的矛盾性，但是如果從“徵韓論”背後隱藏的民族主義向軍國主義嬗變的邏輯線出發進行觀察，一切都能解釋的通了。“徵韓論”之爭，其實質是以西鄉為代表的士族軍國主義集團與大久保利通等人為代表的官僚軍國主義集團關於對外侵略擴張具體策略與步驟的分歧，二者不僅在本質，屬性上都同屬於極端民族主義驅動下對外領土的強烈擴張欲和佔有慾，甚至在侵略目標的選定上都保持一致，二者的差別僅僅體現在對外領土擴張戰爭發動時機的認識以及雙方在新成立的政府中權力的最終分配。
▲大久保利通
（2）“亞細亞主義”的勃興
“徵韓論”作為發生在明治政府高層之間的論爭，為近代日本萌芽的民族主義深深植入了軍國主義色彩，並使得日後西鄉隆盛成為“萬世英雄”並引發歷次“西鄉熱”成為一種必然。但值得注意的是，“徵韓論”更多的是以始作者的身份為“西鄉熱”奠定基礎，而將西鄉隆盛逐步推向神壇，使民族主義的種子根植進日本民間並引導其不斷進行異化的是一股力量更為強大猛烈的思潮——“亞細亞主義”。
“亞細亞主義”是指近代西方列強不斷加劇對東方侵略之時，圍繞著對“東洋”與“西洋”的認識問題而形成的關於日本人亞洲觀的一種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關行動。從發展階段角度來講，“亞細亞主義”經歷了從日本民間具有聯亞抗歐情懷的“亞細亞連帶論”向以“支那保全論”為幌子、意圖成為“東洋盟主”的“大亞細亞主義”轉變，最終畸變成本質目的是侵略擴張的“大東亞共榮圈”理論，從而完成了“興亞”到“侵亞”的質變。
▲大東亞共榮圈宣傳畫
這股思潮歷經的多階段的嬗變，實際上正是一步步引導日本近代民族主義從理想樸素向極端擴張畸變，最終成為軍國主義蠱惑人心有力工具之一的幕後推手。
三、武士道精神內核的畸變
無論是“徵韓論”還是“亞細亞主義”，這種理論性的爭執和變遷往往主要存在於精英階層，並不能直接作用於日本臣民。 因此，意欲將這些理論付諸實踐，真實地對日本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產生影響並對之加以引導為其所用，就需要一個能夠左右民眾心理使之能夠前赴後繼去執行政策的工具。日本統治者將目光投向了武士道，於是一場將武土道與軍國主義相結合的“改造工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
武士道是在日本近代社會前就已經形成並比較成熟的一種武家倫理傳統，日本的軍國主義則是明治之後的產物。而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所說：
“實際上武上道的倫理在德川時代及近代已成了國家倫理，至少佔有了國家倫理的大部分。”
這就意味著，這二者的結合有一個過程，將武士道改造成為軍國主義的宣傳工具，日本政府頗費了一番心思。可以說，日本把武土道與軍國主義傳統進行結合，大體經歷了從“批判”到“復活”再到最後“結合”的過程。
▲武士道
西鄉隆盛在““徵韓論”之爭失利後下野，並隨後發動了對政府的進攻，因此，當時他也被稱為“賊軍大將”。除了對武士個體代表的批判，政府還在發佈的《軍人敕諭》對過去日本歷史上的武家政治進行嚴厲的批判。但是，後來隨著政府的對武士及武上所承載的武士道利用的需要，政府對武土的批判漸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進行大加褒獎。
日本政府一方面運用媒體大加宜傳，一方面在宣傳中加入軍國主義的色彩，這可以說是武士道復活的代表。武士道與軍國主義結合的代表則是井上哲次郎的“國民道德論”的武土道論和和遷哲郎的“死亡美學”的武上道論。前者把原來專屬武士等級或者說是武士個人的道德色彩論述為整個日本國民的武士道德，這就在道德說辭上賦予了日本國民武士特性；後者則把武士道進行一個狹義的定義，認為《葉隱聞書》式的武士道才是武士道，以前所言的受到所謂儒者影響的士道的武土道不是日本精神的真正代表。
▲軍國主義下的日本
經過這種改造過的武士道，其內核已經徹底發生改變。它不再是武士所遵循的武家倫理，而是成為一種無條件效忠天皇的信仰。這種對天皇忠誠的觀念凌駕於其他任何倫理道德之上，使得全民的思想道德納入到維護天皇制軍國主義的軌道，將全體國民都束縛在天皇周圍為其效命。終於，在“徵韓論”點燃民族主義異變之火後，“亞細亞主義”的嬗變與武上道內核的畸變互為表裡，共同將日本近代民族主義思潮引入了軍國主義的錯誤方向。
四、“西鄉隆盛熱”現世的餘溫及警示
隨著二戰日本的戰敗，其極端的軍國主義思想暫時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但是，歷經數次“西鄉隆盛熱”所激發出的民族主義思想已經不僅深刻烙印在日本政治體制和國家運轉之中，而且也根植於日本民眾內心。因此，民族主義思潮轉為一股暗流，在世界推翻法西斯主義後蓬勃開展和平重建的大背景下進入了蟄伏狀態。
▲二戰時日本戰敗
但到了20世紀70—80年代，日本再度成為亞洲的經濟大國，這種可謂是從“白手起家”建立起來的輝煌成果再一次點燃了日本的民族自豪感。與這種民族自豪感同時復活的是曾經的“東洋盟主論”，不過這一次日本選擇了以經濟發展模式為表徵的一種更為隱秘的“亞細亞主義”邏輯。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新一輪的“西鄉隆盛熱”興起，“日本文化熱”和“日本人論”出現，為日本的民族主義和東亞的局勢帶來新的影響和衝擊。從90年代中後期開始，日本國民意識的保守化傾向日益明顯：
“以國家主義觀點和政治軍事大國為目標的新民族主義思潮已在日本社會的各個領域匯合成一股政治潮流，並已經開始在日本國家的內政外交的重大方針政策中有所反映。這種冷戰前後興起的日本民族主義思潮被稱為新民族主義。”
這個命名在其本質方面具有皇國史觀、否認侵略戰爭等含義，從根本思想上依舊是近代民族主義的精神。這種情況的出現實際上在意料之中，因為皇國史觀下“萬世一系”的歷史教育造就的一體感，對日本人形成較強的國家、民族意識產生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每當日本陷入政治或經濟危之際，日本人所謂的“民族感”、“愛國心”就格外強烈 。日本的這一行為引起了中、韓、朝三國的抵制，他們開始反思日本激進的民族主義是否有死灰復燃的可能性並正在採取一定措施應對。
▲日本天皇夫婦
從長遠來看，在引導民族主義問題上，最好的方式就是對東亞民族主義進行“整合”，即以日漸增多的“共同利益”為紐帶，培育地區認同，讓地區主義成為民族主義(民族國家利益)與全球主義(全人類利益)之間的橋樑。
可以說，通過建立和運行有效合作機制確保東亞的持久和平，在此基礎上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才是新時期亞洲各國政府引導民族主義的邏輯起點。結語
在日本近代民族主義的演變中，亞細亞主義從思想根源的層面引導著日本近代民族主義的嬗變；天皇製為日本政府煽動民間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礎；而武士道則成為左右民眾心理使之前赴後繼去執行政策的工具。
在亞細亞主義、天皇制以及武士道精神的共同作用下，日本近代民族主義從樸素的民族意識覺醒逐步嬗變成為極端的軍國主義，而“西鄉隆盛熱”正是其悄然嬗變過程中的催化劑和具體體現。西鄉隆盛也不僅從“賊軍大將”轉變為“萬世英雄”，更是成為了一個民族主義的符號和標誌，誘導著日本民眾的集體意識導向。
▲二戰時狂熱的日本人
面對著當代社會不斷變化的世界局勢，我們應該在時刻警惕日本極端民族主義重新抬頭的同時，更加註重對民族主義的引導。通過亞洲各國間彼此相近的文化傳統和互為依存的經濟聯繫，相互理解、尊重，防止民族主義再次走進極端化、軍國主義化的歧路，而是朝著健康、理性的方向不斷髮展轉化，為亞洲的共同建設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菊與刀》
《武士道》
《民族與民族主義》
《武士道嬗遞的歷史軌跡》
《日本近代史上的沙文主義》
《天皇制國家的支配原理》
《最後的武士》
《近代日本的立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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