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国家迅速崛起于东亚地区，先后击败了中国、俄国等传统强国，跻身于列强队伍，成为了远东地区乃至世界格局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内取得如此成就，与明治政府期间日本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方位的改革息息相关。在这场可谓是日本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中，西乡隆盛作为一名传奇式人物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本明治维新
西乡隆盛被称为“最后的武士”，作为日本传统武士的代表，他的事迹在日本对外侵略过程中屡次掀起狂热。在日本民间，更是先后掀起了四次冠以“西乡隆盛热”之名的群众运动。从表面上看，这四次“西乡隆盛热”与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好像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但实际上每一次爆发于日本对外侵略时间节点上的西乡热都与日本近代民族主义逐步的极端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在这种思潮的引导下，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早已深深地渗入近代日本的社会结构中，在推动了日本走向富强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扩张性军国主义思想发展的伏笔。
▲西乡隆盛铜像
本文将以“西乡隆盛热”入手，以天皇信仰、“征韩论”、“亚细亚主义”的勃兴、武士道精神的演变为切入点，分析“西乡隆盛热”运动与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并带来自己的思考和总结。
一、“西乡隆盛热”：日本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隐秘逻辑
在探究“西乡隆盛热”与日本近代民族主义关系的隐秘逻辑过程中，应聚焦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及在该框架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民族主义。当一个民族在其政治一体的意识尚未充分发育就遭遇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威胁的时候，通常需要统治阶层或者精英阶层借助某些特定的媒介来启发民族认同意识，以此为核心凝聚民众形成共同体，从而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体制，即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的原生形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类则是以德意志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
对于英国和法国而言，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可以被称之为“从国家到民族"。其民族主义的出现打破了基督教藉由其在西欧社会精神层面的一统地位而获得的社会各阶层的效忠情感。但是德意志相对而言，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应被称之为“从民族到国家”，它清晰的体现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民族语言和传统所塑造的“民族精神”建立起来的民族文化认同，进而形成民族；第二个阶段则是在前一步的基础上，封建王权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
▲德意志的统一
日本近代民族主义与德意志民族主义形态更为接近。日本近代民族国家并非在和平的过程中形成的，主要是因为“黑船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外部威胁的压力下构建的。在这种压力催化下，日本统治阶层不可能也来不及等待日本民众自发形成民族意识并充分令其发展，因此日本民族意识的形成只能依赖于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从民族传统和文化中探寻形成民族精神的源泉。
明治政府利用日本的传统神道观为工具，将传统神道中一切的舶来品都作为“异质”，进行了非理性的排斥和全方位的攻击，并试图以此建构以神国史观为内核的日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将其具象化后既是以忠君爱国和天皇崇拜为核心理念，要求全体日本臣民无条件遵从的国家意识形态。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构建并不是因此与德意志民族主义完全相同，因为其形成过程完全不是“从民族到国家”。形成“日本”与形成“日本人”并不是分裂为两个清晰的阶段，而是体现以同时进行、相互交织的方式同步进行的两个过程，即通过权力的集中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使王权、国权与民权合而为一，甚至还被赋予了大量神权色彩。由此可见，
日本近代民族主义从成因层面分析就带有了强烈的排他性和扩张性，国家政治意志的意味十分明显，那么以天皇制作为制度基础，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披着“西乡隆盛热”的外衣不断向极端民族主义乃至军国主义嬗变也就不足为奇了。就此而言，日本近代民族主义具有较强的独特性。
▲黑船事件
二、“征韩论”向“大亚细亚主义”的嬗变
“西乡隆盛热”背后民族主义的变迁实际上是从“征韩论”到“大亚细亚主义”嬗变的过程，前者在西乡等人因失败而暂时告一段落，而后者却渐渐发展，最后演化为包含了“征韩论”的大陆政策，并长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纲领。
▲二战时日本的大陆政策
（1）“征韩论”的实质
日本自“黑船事件”之后接连不断遭受外族侵略，与西方列强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日本多年的师从对象中国也早就在英国大炮下开始屈辱的近代史，如何使国家摆脱西方列强的摆布，反身挤进列强之林，是日本当时的时代主题。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存在下，日本的民族自我认同受到强烈地刺激，特别是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这种热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政府以“神国观”观念的引导下很快就转化为了对外扩张的要求，试图以此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
此外，日本近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其旧的等级体系社会并没有因为政府的一纸号令而立刻瓦解。由武士等级转化而来的下级氏族仍然是政府的支柱，社会底层的人民还没有在国家的舆论下成为“方便利用”的群体。在传统历史书籍的叙述下，明治初期实行的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为代表的政策成为被描述为推进日本发展的得力措施，然而明治初期的政府高层在国力尚赢弱，百废待兴之际，优先选择“富国”还是“强兵”亦或是“公议舆论”是政府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抉择。
政府高层分成数派，各执一端，皆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当务之急。其中，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应率先实现强兵方针，提出“征韩论”。
▲日本武士
“征韩论”之争最终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下野，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治优先派”胜出落下了帷幕。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仅仅时隔两年，已经获得统治权的原“内治派”就发动了对朝鲜的武装行动，曾经口口声声来反驳西乡、标榜内治优先的官僚们迅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这样一来，西乡因“征韩”下野与现实中朝鲜迫于武力而开国之间，俨然形成了强烈的反讽。
表面上看这似乎具有极强的矛盾性，但是如果从“征韩论”背后隐藏的民族主义向军国主义嬗变的逻辑线出发进行观察，一切都能解释的通了。“征韩论”之争，其实质是以西乡为代表的士族军国主义集团与大久保利通等人为代表的官僚军国主义集团关于对外侵略扩张具体策略与步骤的分歧，二者不仅在本质，属性上都同属于极端民族主义驱动下对外领土的强烈扩张欲和占有欲，甚至在侵略目标的选定上都保持一致，二者的差别仅仅体现在对外领土扩张战争发动时机的认识以及双方在新成立的政府中权力的最终分配。
▲大久保利通
（2）“亚细亚主义”的勃兴
“征韩论”作为发生在明治政府高层之间的论争，为近代日本萌芽的民族主义深深植入了军国主义色彩，并使得日后西乡隆盛成为“万世英雄”并引发历次“西乡热”成为一种必然。但值得注意的是，“征韩论”更多的是以始作者的身份为“西乡热”奠定基础，而将西乡隆盛逐步推向神坛，使民族主义的种子根植进日本民间并引导其不断进行异化的是一股力量更为强大猛烈的思潮——“亚细亚主义”。
“亚细亚主义”是指近代西方列强不断加剧对东方侵略之时，围绕着对“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关于日本人亚洲观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及其相关行动。从发展阶段角度来讲，“亚细亚主义”经历了从日本民间具有联亚抗欧情怀的“亚细亚连带论”向以“支那保全论”为幌子、意图成为“东洋盟主”的“大亚细亚主义”转变，最终畸变成本质目的是侵略扩张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从而完成了“兴亚”到“侵亚”的质变。
▲大东亚共荣圈宣传画
这股思潮历经的多阶段的嬗变，实际上正是一步步引导日本近代民族主义从理想朴素向极端扩张畸变，最终成为军国主义蛊惑人心有力工具之一的幕后推手。
三、武士道精神内核的畸变
无论是“征韩论”还是“亚细亚主义”，这种理论性的争执和变迁往往主要存在于精英阶层，并不能直接作用于日本臣民。 因此，意欲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真实地对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产生影响并对之加以引导为其所用，就需要一个能够左右民众心理使之能够前赴后继去执行政策的工具。日本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武士道，于是一场将武土道与军国主义相结合的“改造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武士道是在日本近代社会前就已经形成并比较成熟的一种武家伦理传统，日本的军国主义则是明治之后的产物。而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所说：
“实际上武上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有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
这就意味着，这二者的结合有一个过程，将武士道改造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日本政府颇费了一番心思。可以说，日本把武土道与军国主义传统进行结合，大体经历了从“批判”到“复活”再到最后“结合”的过程。
▲武士道
西乡隆盛在““征韩论”之争失利后下野，并随后发动了对政府的进攻，因此，当时他也被称为“贼军大将”。除了对武士个体代表的批判，政府还在发布的《军人敕谕》对过去日本历史上的武家政治进行严厉的批判。但是，后来随着政府的对武士及武上所承载的武士道利用的需要，政府对武土的批判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进行大加褒奖。
日本政府一方面运用媒体大加宜传，一方面在宣传中加入军国主义的色彩，这可以说是武士道复活的代表。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结合的代表则是井上哲次郎的“国民道德论”的武土道论和和迁哲郎的“死亡美学”的武上道论。前者把原来专属武士等级或者说是武士个人的道德色彩论述为整个日本国民的武士道德，这就在道德说辞上赋予了日本国民武士特性；后者则把武士道进行一个狭义的定义，认为《叶隐闻书》式的武士道才是武士道，以前所言的受到所谓儒者影响的士道的武土道不是日本精神的真正代表。
▲军国主义下的日本
经过这种改造过的武士道，其内核已经彻底发生改变。它不再是武士所遵循的武家伦理，而是成为一种无条件效忠天皇的信仰。这种对天皇忠诚的观念凌驾于其他任何伦理道德之上，使得全民的思想道德纳入到维护天皇制军国主义的轨道，将全体国民都束缚在天皇周围为其效命。终于，在“征韩论”点燃民族主义异变之火后，“亚细亚主义”的嬗变与武上道内核的畸变互为表里，共同将日本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引入了军国主义的错误方向。
四、“西乡隆盛热”现世的余温及警示
随着二战日本的战败，其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暂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历经数次“西乡隆盛热”所激发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不仅深刻烙印在日本政治体制和国家运转之中，而且也根植于日本民众内心。因此，民族主义思潮转为一股暗流，在世界推翻法西斯主义后蓬勃开展和平重建的大背景下进入了蛰伏状态。
▲二战时日本战败
但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再度成为亚洲的经济大国，这种可谓是从“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辉煌成果再一次点燃了日本的民族自豪感。与这种民族自豪感同时复活的是曾经的“东洋盟主论”，不过这一次日本选择了以经济发展模式为表征的一种更为隐秘的“亚细亚主义”逻辑。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新一轮的“西乡隆盛热”兴起，“日本文化热”和“日本人论”出现，为日本的民族主义和东亚的局势带来新的影响和冲击。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国民意识的保守化倾向日益明显：
“以国家主义观点和政治军事大国为目标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已在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汇合成一股政治潮流，并已经开始在日本国家的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政策中有所反映。这种冷战前后兴起的日本民族主义思潮被称为新民族主义。”
这个命名在其本质方面具有皇国史观、否认侵略战争等含义，从根本思想上依旧是近代民族主义的精神。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在意料之中，因为皇国史观下“万世一系”的历史教育造就的一体感，对日本人形成较强的国家、民族意识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每当日本陷入政治或经济危之际，日本人所谓的“民族感”、“爱国心”就格外强烈 。日本的这一行为引起了中、韩、朝三国的抵制，他们开始反思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是否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并正在采取一定措施应对。
▲日本天皇夫妇
从长远来看，在引导民族主义问题上，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东亚民族主义进行“整合”，即以日渐增多的“共同利益”为纽带，培育地区认同，让地区主义成为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利益)与全球主义(全人类利益)之间的桥梁。
可以说，通过建立和运行有效合作机制确保东亚的持久和平，在此基础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才是新时期亚洲各国政府引导民族主义的逻辑起点。结语
在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中，亚细亚主义从思想根源的层面引导着日本近代民族主义的嬗变；天皇制为日本政府煽动民间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础；而武士道则成为左右民众心理使之前赴后继去执行政策的工具。
在亚细亚主义、天皇制以及武士道精神的共同作用下，日本近代民族主义从朴素的民族意识觉醒逐步嬗变成为极端的军国主义，而“西乡隆盛热”正是其悄然嬗变过程中的催化剂和具体体现。西乡隆盛也不仅从“贼军大将”转变为“万世英雄”，更是成为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符号和标志，诱导着日本民众的集体意识导向。
▲二战时狂热的日本人
面对着当代社会不断变化的世界局势，我们应该在时刻警惕日本极端民族主义重新抬头的同时，更加注重对民族主义的引导。通过亚洲各国间彼此相近的文化传统和互为依存的经济联系，相互理解、尊重，防止民族主义再次走进极端化、军国主义化的歧路，而是朝着健康、理性的方向不断发展转化，为亚洲的共同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菊与刀》
《武士道》
《民族与民族主义》
《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
《日本近代史上的沙文主义》
《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
《最后的武士》
《近代日本的立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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