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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關羽一步步走進神廟，是因為他所代表的“忠義”二字，而周倉代表的則是更純粹的“義”。即便沒有關羽，周倉也是一個腦門上刻著大大“義”字的草莽英雄。他不僅僅是一個虛構的人物，更是幾千年來草莽英雄們的精神化身。
當關公從一員武將一步步走上神壇後，他身上殘存的草莽氣息被逐漸淡化直至消亡，“義”的意味也隨之淡化。因為義，用在民間似乎更有力量。讓高高在上的關王爺、關帝去表達民間的價值觀“義”，多少有些不那麼匹配。於是，周倉應運而生，這個具象化的人，被賦予一個神聖的使命——承載“義”，草莽之義。
因此，關羽、關平、周倉的組合，就分別代表了忠、孝、義三種精神力量和價值觀。關羽雖然被定義為“忠義無雙”，但是，在被曹操捉降之前，他已經是劉備的人了。他們“情同手足、恩若兄弟”，但本質上仍舊是主從關係。所以關羽與曹操的約法三章和他的千里走單騎，表現的都是忠大於義，或者乾脆就是單純的忠。義最多隻是一個附庸。
周倉呢？周倉壓根兒沒見過關羽，如果不是心中有高高在上的“義”，他是不可能從臥牛山上一位當家的首領，甘願捨棄一切為關羽執鞭隨鐙、“千萬裡我追尋著你”的，因此，他體現出的是更加純粹的義。他的忠更像是附加在義上的。當週倉站在關羽身後的時候，因他的存在，關羽身上忠義的精神內涵被進一步放大，形成了1+1>2的效果。
周倉對關羽的正面形象，起到了極其明顯的放大效果。因為
“唯有忠義之人才能招來如此有義之士，真正的有義之士只會追隨如此忠義之人”。沒有人會在仰望關公的時候，忽視周倉的存在。當一個人內心為周倉膜拜的時候，對關羽，豈不是更要把頭抬得更高去看？在這樣的考量下，羅貫中才塑造了周倉這樣一個形象。當然，周倉並非羅貫中首創，而是在前代說書人嘴中已經誕生，又被收錄進《全相平話三國志》（元代刊印）。但他們卻沒能像羅貫中這樣對他進行如此程度的加工。周倉的成功，是源於他對關羽的形象進行了更加深刻的表達。
所以，如果我們反過來去看，要是沒了周倉，關羽父子站在廟前顯得有多麼孤單。父子忠烈，死後卻無人陪伴，豈不令人唏噓？而加入一個本與他們無關的周倉後，在唏噓之外，又讓人感受到一份溫暖。這份溫暖，足以彌補很多人內心的遺憾。
其實，從周倉身上，也就解釋了為何本來是關羽親子的關平，會被演義為“義子”。親兒子對父親孝順乃是天經地義，但一個毫無血緣關係的“義子”甘願與義父同生共死，除了加強關平本身形象的“孝”外，更進一步突出了關羽個人非凡的魅力。而這份魅力的背後，則是民間文化推崇的傳統文化精神內核中的“忠義兩全、義薄雲天”。
這就不僅為了迎合讀者、聽眾的喜好，而是從文學層面，給予了“義”字很高的地位。回顧整個過程，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互相促進的旅程：民間崇拜—文學誇讚—為民間崇拜背書—拔高義和關羽的地位—為關羽走進神堂做足準備。
所以迴歸到問題的起點。周倉走進神堂接受供奉，與他是否是真實的歷史人物無關，而只與他所代表的精神內核有關。因為他所代表的是普世的價值觀“義”，因為他是草莽英雄的代言人。所以，他走進神堂就意味著“義”走進了神堂，就意味著草莽英雄被認可。這種認可，不僅僅是民間層次的，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統治階層的認可。雖然這種認可背後，是冷冰冰的利用——關羽效忠的可是代表“正統”的劉皇叔啊！周倉間接效忠的不也是皇權嗎？
關羽不向曹操稱臣、他“身在曹營心在漢”，這是統治階級迫切需要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草莽英雄造反？呵，只怕分分鐘就可以拉出一支部隊，因為他們是民間力量的典型代表。秀才們已經被“之乎者也”牢牢按在了書桌前，筆桿子能影響的也只剩筆桿子了。下一步，就要瞄準這幫令人頭疼的草莽英雄，對他們該如何約束呢？
於是周倉的應運而生也就不足為奇，他從單純作為一個輔佐關羽形象的陪伴者，一步步隨同關羽走入神廟、走上神壇。政府的認可和推波助瀾，也就沒什麼高尚可言了。
不過那又如何？對百姓而言，這個人值得我們認可，值得我們去叩拜，那就管他背後的蠅營狗苟呢？況且，將周倉一同請進神廟的帝王們，何曾想過，最終顛覆兩大王朝（元明）的竟然都是草莽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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