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北方，是第一次被北方遊牧民族長期統治的時期。自從漢武帝驅逐匈奴之後，中國北方進入了相對安定的時期，許多遊牧民族也被安置在漢朝國境之內。在這個時期的遊牧民族受到漢學的薰陶，其行為方式與思考方式都與漢人逐漸趨同。

在西晉永嘉之亂後，中國北方諸多少數民族政權崛起，統治北方長達百餘年，其中既有其能征善戰的因素，也因為其相對於漢族士大夫，更有兩漢之遺風。

故藉此機會，我們由苻堅義釋慕容垂入手，探析東晉時期，少數民族凌大人與漢族士大夫風骨之異同，分析北方漢族衰落的原因。

引言

苻堅作為東晉時期北方前秦政權的最高領導人，在丞相王猛以及大將慕容垂的幫助下開拓了當時北方最大的統一政權。但是王猛向來忌憚慕容垂的狼子野心，於是設下金刀記陷害慕容垂，希望苻堅可以除掉這個心腹大患。可是事發之後，苻堅卻寬宏大量地原諒了慕容垂，並繼續委以重任。

據《晉書》記載：“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

王猛金刀記陷害慕容垂

之後淝水之戰苻堅大敗於謝玄，帶著殘兵敗將投奔慕容垂時，左右皆勸說慕容垂誅殺苻堅，篡奪前秦基業，但是慕容垂拒絕了他們的提議，並且將自己剩下的所有兵馬都交還給了苻堅，親自保護其返回都城。

據《晉書》記載：“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寡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

由這兩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出雖然苻堅與慕容垂都是北方少數民族，但是他們深明大義，為人光明磊落，頗有兩漢遺風，相較於東晉時期的部分漢族文人，實在勝出太多。

東晉與前秦的淝水之戰

下面我將從文人精神傳承，以及胡人漢化兩方面分析造成這種局面的具體原因。

漢族世家興起與中央政權道統的衰敗

東漢自桓、靈二帝以來，外戚專權的現象屢見不鮮，中央政府的權力逐漸喪失。尤其是在對於地方的控制力度上，逐漸形成各州刺史擁兵自重，中央政府無力管轄的局面。

在東漢末年之時，大部分士大夫已經開始漠視中央權威，轉而為地方勢力，以及世家大族效忠，這也讓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逐漸退化成戰國時期的功利主義思想。漢武帝以來的獨尊儒術逐漸被廢除，法家學說漸有抬頭之勢。

有《資治通鑑》記載：“漢末廣陵太守張超為曹操所殺，其故吏臧洪，袁紹任為東郡太守，怨紹不救超，遂與紹絕。與紹書，謂：‘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請師見拒。使洪故君淪滅，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

魏文帝曹丕篡漢稱帝

之後自魏文帝曹丕篡漢之後，中央政府更替。曹魏政府不似漢朝得國以正道，因此便不能再堅持以“忠孝”行天下的儒家學說。曹操多次發佈詔書聲明唯才是舉，就是將國家的政治理念重新歸到法家的路數之上。

但是由於其對於漢王室不忠的行為有違當時的道德觀念，因此雖然曹魏政權也獲得了一些人才，但是畢竟與秉承忠孝的士大夫們觀念不合，因此難以在統治階層中籠絡人心。

據《資治通鑑》記載：“曹操迎獻帝都許，帝謂操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以事誅董貴人，帝以貴人有孕，累請不得。又勒兵收伏後，華歆發壁牽後出，後披髮徒跣行泣過帝，曰：‘不能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至於後面篡位的司馬氏而言，他們發現想要籠絡士大夫們，就必須提倡德行，宣揚忠孝，讓他們可以認可中央政權的權威性。但是司馬氏終於不敢自稱忠義，因此只得對外宣稱晉朝是以孝道立國。

但是其卑劣行徑世所共知，終究還是不能得到天下人民和士大夫階層的支持。而且兩晉一朝也效仿曹魏崇尚法制，然而在沒有得人心的中央政府的情況下，一切法制規章都不可能得到好的實施。

晉武帝司馬炎稱帝

道統衰敗對於漢族士大夫的影響

由於國家政權缺乏名正言順的統治理由，因此當時的“名士”們出於追求自己名聲的原因，不願意入世為官，他們開始崇尚交遊，重視名節，而不再務實，人才的選拔也逐漸以名聲為主要依據，不再考察其才能，這就導致官員們能力的下降。

有《抱朴子》記載：“品藻乖類，名不準實。”“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

進入仕途之後，這些人也因為缺乏共同的政治理想而無心世事，這些士大夫開始醉心與道家學說，對於政事避而不談，以免對自己名節有損。其中最極端的當屬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等人，他們為了避免與政治接觸，選擇出世避嫌，但終究因其為世家大族，這樣的做法不為世道所容，最終被殺。他們的狂放不羈，其實更多是被世道所逼，單論其理想與品行，實在比為虎作倀的小人們高上不少。

名士葛洪不滿政府出世隱居

有《晉書》記載：“嵇康隱淪，然自謂：‘非湯武薄周孔，會顯世教所不容。’，果以殺身。”

在名士們崇尚黃老清談之後，由於他們的消極態度，最終難免走上驕奢淫逸的路途上去，不關心民間疾苦的他們，最終還是丟棄了中國自古以來最為珍貴的民族氣節與文人風骨。

《晉書》記載：“然曾既歷仕與魏晉，且為晉重臣。日食萬錢，猶雲‘無下箸處’。平居奢汰如此，而不聞為國事有獻替。”

竹林七賢飲酒於林中

胡人漢化以及其道德觀的構建

兩漢之時，自從武帝戰勝匈奴以來，便將少數匈奴人遷徙到漢朝的國境之內，讓他們接觸漢朝的文化。之後鮮卑，氐羌等少數民族的人民也都遷徙到漢境居住。這些人在漢末亂世之前，已經在漢朝統治下生活了幾百年，因此他們的子民也對漢朝文化有了很深的認同感。

他們自從進入漢境之後，感於漢朝文化的優越，因此讓自己的子民們易漢服，換漢姓，學習漢學，後世之人幾乎與漢人無異。再加上他們相比於士大夫階層更加遠離黑暗的中央政府，因此他們並沒有被當時頹廢的政府風氣傳染，依舊保持著相對高遠的抱負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

除了之前提到過的苻堅與慕容垂所代表的鮮卑氐羌這兩個漢化較好的民族之外，即使被漢人認為兇悍無謀的匈奴之主劉淵，也顯示出了高遠的政治理想，和光明磊落的行事風格。當西晉被鮮卑等少數民族攻擊的時候，他並沒有趁亂襲擊鄴城，而是按照之前的約定幫助西晉政權擊退了鮮卑的進犯。

《晉書》記載：“淵曰：‘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劉淵塑像

而之後後漢包圍西晉都城，晉愍帝派人出城投降，晉朝的索琳居然還以官位相邀，匈奴人不齒這種行為，將其使者斬首，並在入城之後，將授意的索琳處以極刑。由此可見，但是的士大夫們的道德情操已經遠遜於其時的遊牧民族上層。北方漢族政權的衰落由此可見是大勢所趨。

《晉書》記載：“愍帝被圍長安，使侍中宗敞送降書。索琳潛留敞，使其子說劉曜，曰：‘城中食猶支一年，若許琳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請以城降。’曜斬而送其首，曰：‘帝王之師以義行，琳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若兵食未盡，可勉強固守。’後既降，劉聰以索琳不忠，斬於東市。”

評價

在古代中國，自從周代以來，都奉行天道一說。統治國家之人都應遵循天道，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夠統治國家。但是從東漢末年，直至魏晉兩朝。中央政權的權力衰退以及後續政府的道德汙點，都很難讓士大夫階級甘心為之效力。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有學識的人反而選擇避世不出，朝堂之上充斥著奸佞小人。那些世家的子弟們也由於長時間的放縱而滑向墮落的深淵。

反而是之前被漢人瞧不起的少數民族們繼承了漢朝所崇尚的務實精神，擁有崇高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追求。因為他們之所以甘心漢化，就是被這種高貴的民族氣節所吸引。少數民族中的貴族自小也以成為高貴的士大夫為目標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較之那些不思進取，奢侈成風的漢族貴族而言可謂雲泥之別。

因此兩晉時期北方中國被少數民族執掌實在是因為漢朝統治階級的沒落，但是我們也要感謝這些遊牧民族的英雄人物能夠繼承中華民族的高貴品性，讓後人依然得以窺見秦漢風采。

參考文獻：《三國志》、《晉書》、《資治通鑑》、《綱鑑易知錄》、《國史大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