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一文中，我们提到，史官的主要工作是修史和注记。我们还发现，蜀汉是设有史官的。它不是“史官言景星见”的那个太史，而是东观秘书郎。问题似乎圆满解决了。

但是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蜀汉有史官制度，但不意味着一直有史官制度；蜀汉有史官制度，却依然存在史料简略的问题。要进一步解释蜀汉史料简略的问题，还得更细致地探究蜀汉史官制度的来龙去脉。

比较尴尬的是，正是由于蜀汉史料简略，所以对蜀汉史官制度的探求本身，直接的史料也较少，因此推论会比较多。我希望尽量接近历史真实，但毕竟不一定就是真实。

刘备重用的这几位“文化人”都不是史官

依照目前的史料来看，蜀汉建立较完备的东观秘书制度，在诸葛亮去世前后（具体考证见后）。也就是说，在蜀汉前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在刘备和诸葛亮时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史官。

近来常有把蜀汉博士许慈列入史官者，理由是《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中有许慈“普记载籍掌典旧文”之语，那么许慈就是一名注记官，当然就是史官。

其实提到许慈，就不得不把胡潜、孟光、来敏都带上。

先来看许慈和胡潜，这俩人关系比较“密切”。据《三国志》卷42《蜀书十二·许慈传》记载：

（许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

他擅长郑玄之学，必然要治群经，属于通才。

胡潜就专一得多。《许慈传》云：

潜虽学不沾洽，然卓荦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

在学识渊博方面，胡潜跟许慈没得比。好在胡潜记性好，对礼仪制度倒背如流，甚至到了你有疑问，他张嘴就能解决的地步，是如假包换的礼仪专家。

刘备定蜀后，“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传》）。刘备重振学业，目的是恢复“历纪”。因此，刘备这时急需专家整理文献资料，并根据所学来为自己确定礼仪制度。

故而，擅长诸经（当然也包括礼）的通才许慈、礼仪制度专家胡潜都被刘备任命为博士。这是因为东汉以来，制定礼仪和校勘图书都是博士的职责。

许慈还经常与胡潜因为学术观点互怼，甚至到了打架斗殴（“时寻楚挞”）的地步。胡潜是礼仪制度的专家，许慈与他因为学术观点开撕，撕的也只能是礼仪制度问题。

因此，许慈的“普记载籍，掌典旧文”，是博士整理校勘书籍的本职工作，未必跟注记有关系。所谓“载籍”“旧文”，不过是旧文献罢了。至于“普记载籍，掌典旧文”的目的，则是为了制定蜀汉的礼仪制度。

这一点，在《孟光传》中也有所体现。

《许慈传》称许慈、胡潜“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然而与经学家许慈、礼学家胡潜相比，孟光更接近于史学家。《孟光传》云：

（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呵《左氏》。

虽然孟光也治《公羊传》，但最突出的成就还是在《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方面。尤其对汉朝的制度、典章、惯例，孟光非常了解。因此，刘备定蜀后，便拜孟光为议郎，“

与许慈等并掌制度”。（《孟光传》）

可见，《许慈传》里孟光的“典掌旧文”与《孟光传》里孟光的“并掌制度”其实是一回事。许慈、胡潜、孟光的工作，都是整理文献，制定礼仪制度。

来敏要特殊些。刘备定蜀后，任命来敏为典学校尉。听这名字也知道，和教育工作有关。联系到“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之语，来敏的工作更多是针对“学业衰废”而言。

来敏没有进入制礼小组，或许与来敏的个性或态度有关。《来敏传》裴注引《诸葛亮集》中诸葛亮后来发布的教令说：“昔成都初定，议者以为来敏乱羣，先帝以新定之际，故遂含容，无所礼用。”这个典学校尉或许就是“无所礼用”的安慰鼓励奖。

总而言之，博士许慈、博士胡潜、议郎孟光、典学校尉来敏，本职工作都是整理文献，许、胡、孟进一步负责制定礼仪制度，来敏名义上负责教育。他们都不是史官，也没有明确约定他们要负责注记；至于修史，那就更说不上了。

刘备和诸葛亮都没有设立史官

从刘备定蜀到刘备建国，还有一段时间。但无论是称王还是称帝，从目前史料来看，刘备都没有重建东汉的东观秘书制度，也没有配备相应的兼职史官。

当然，没有史官，不等于没有从事历史著述的人员。修史的工作固然没有，但注记的工作还要进行。

一个理由是，蜀汉前期历史的史料远远比后期要丰富，《先主传》《诸葛亮传》等记载虽然仍显不够详细，但也绝非简略。尤其是蜀汉早期的政治大事件，如称王、称帝、封皇后、封太子、封丞相、封大将，群臣奏议、刘备策书也是一应俱全。由此可见，蜀汉前期的档案还是有所保存的，人物事迹也不是完全没有记录。

不过这种记录最初可能比较原始，也就是我们在《 》提到的，以原始档案为代表的“甲类注记”。注记人员由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公务人员担任。这时不仅没有专职注记官，甚至连兼职注记官也称不上，完全是东汉以前的状态。

这种状态，反应在史官制度上，就是没有完备的东观秘书制度，没有校书秘书官，也自然没有东汉制度下的兼职史官。

刘备时期，成都应该还是有“图书馆”的。刘备要“鸠合典籍”，许慈等人要“典掌旧文”，没有藏书之处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典掌旧文”的人员很杂，并没有出现东观郎这样的专职图书管理员；而且“旧文”的数量也不会太多。

众所周知，刘备去世前，在给刘禅所下的遗诏中提到：

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卷32《蜀书二·先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

刘备想让刘禅看几本书，还得让身在永安的诸葛亮亲自书写，再派人带回成都，可见这几本书成都是没有的。这从侧面也表现出，蜀汉宫廷藏书有限，秘书制度或不健全，或根本就没有。

刘备时代如是，诸葛亮时代亦如是。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与东观秘书制度有关的工作人员可考者有五人，分别是郤正、陈寿、王崇、司马胜之和习隆。其中，郤正的履历揭示出了蜀汉东观秘阁制度的一些线索。

据《三国志》卷42《蜀书十二·郤正传》：

（郤正）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至令”；“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

蜀汉灭亡之时（263年），郤正已经在“内职”有30年了，也就是说郤正出任内职的时间是建兴十二年（234年）。

查郤正履历，所任者先后为秘书吏、秘书令史、秘书郎、秘书令，即皆为秘书官。蜀汉所设东观秘书当在宫中，所谓任内职30年，就是当了30年的秘书官。因此，郤正弱冠而任秘书吏的时间，正是建兴十二年（234年）。这是目前所见五位秘书官里，任职时间最早者（其他四位时间详见后）。

建兴十二年（234年）的蜀汉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丞相诸葛亮去世。

如果郤正任秘书官的时间，正好就是蜀汉设立东观秘书的时间，那么这座“国家图书馆档案馆”有很大可能就是在八月诸葛亮病故以后设立的。

当然也不排除在建兴十二年（234年）以前，也就是诸葛亮在世时，就设立了东观秘书。毕竟蜀汉史料稀缺，相关记载没有流传下来也是可能的。不过现存史料还找不到相关证据。

反而是陈寿在发完牢骚，吐槽完“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以后，马上吐槽“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陈寿没有将“国不置史，注记无官”的责任归于刘备，而是归于诸葛亮，看来陈寿是认为，蜀汉掌权者从刘备到诸葛亮，应该从“无史”走向“有史”了。

诸葛亮不设史官，害怕史书对自己不利？

关于这个问题，还得要回顾一下曹、刘、孙三家早期历史著述工作的情况。刘备方面含糊不清，曹操和孙权则明确选择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封魏王后，即仿效东汉朝廷的秘书监，设立了魏王国自己的秘书令、秘书丞、秘书郎等秘书官。秘书监是东汉末年的国家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兼修国史的地方。曹操设立的秘书官，至少在形式上继承了东汉的兼职史官制度。

不过曹操的秘书官又并非东汉的秘书官。据《宋书》卷40《百官志下·秘书监》载：

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秘书丞。秘书典尚书奏事。

秘书令的主要职责是分尚书之权，管图书都成了次要职责，更别提是兼职的历史著述了。

曹魏的秘书官回归到东汉秘书制度，是曹丕黄初初年。同书云：

文帝黄初初，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掌艺文图籍。

此时秘书已经回归了图书管理员的职责，但仍然隶属少府。魏明帝青龙末年，王肃任秘书监，秘书才从少府独立出来，真正与东汉的东观相当。嘉平年间第二次修国史时，秘书监王沈还参与其中。然而在此前，魏明帝已经设立了著作郎作为专职史官。

曹魏走的是利用东汉秘书兼职史官的制度，使史官制度正规化的路线。孙权则走了一条非正规化的路线。

早年孙权割据一方时，以长史、主记作为注记人员。长史张纮、张昭都曾负责书记，“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结，常令（张）纮、张昭草创撰作”。（《三国志》卷53《吴书八·张纮传》）这与东汉太尉长史记事一脉相承。

此外，负责注记的还有主记室史。如“孙权为讨虏将军，召骘为主记”。（《三国志》卷52《吴书七·步骘传》）主记就是主记室史的省称，据《续汉志》卷28《百官志五》，其职责是“主录记书，催期会”。

然而长史记事、主记记事，都是东汉官员记事的延续。其注记成果显然属于“甲类注记”的范畴。

孙权称帝建国十分漫长，为三国最晚；其史官的正规化也很晚。以目前史料来看，东吴最早的史官太史令，直到孙权晚年（大约250年左右）才履行史官职责。据《三国志》卷53《吴书八·薛综传》载华覈上疏：

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

曹魏能够走史官专业化路线，首先得益于东汉朝廷长期掌握在曹操手中，朝廷虽然是傀儡，但基本框架还在。曹魏建国后，可以直接将东汉的史官框架移植到曹魏政权中。

此外，曹魏有东汉禅代的合法性，自居正统，孙权一度俯首称臣，刘备一度陷入绝境，曹魏境内又率先实行九品官人法，这都使得曹魏比东吴、蜀汉更早地走出以扩张为首要目标的“战争状态”，进入以内政为首要目标的“治理状态”。

相反，孙权割据一方，最缺乏合法性，且需要进行江东本土化，因此东吴建国漫长，长期（至少在名义上）处于“战争状态”，史官设立相对较晚。

刘备与蜀汉，虽然号称正统，实际上更类似于孙权，而形势更为严峻。刘备自入蜀以来，定蜀之役、湘水之盟、汉中会战、关羽败亡、火烧夷陵，几乎年年征战。我在

《从“天府殷富”到“民皆菜色”——季汉经济新探》（本文后面会在公众号发布，感兴趣的朋友可找史君开小窗）提到，蜀汉在战争的拖累下非常疲惫，刘备去世时蜀汉经济已经跌至谷底。

而设置史官，进而集注起居、编修国史，是一个烧钱的事情。迫于生存压力，刘备不得不岁岁出兵，政权的经济建设全部围绕军事行动进行，即柿沼阳平提出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

在这种不打仗就不能生存、只能砸锅卖铁支持打仗的情况下，刘备当然不会对史官制度给予财政支持。

诸葛亮时代与刘备时代相似。诸葛亮接手的蜀汉危机四伏，尤其在建兴初年，整个蜀汉经济在严重损耗的形势下，即将走到崩溃的边缘。其后经过诸葛亮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形势有所好转，但迫于内外的生存压力，蜀汉的国策仍然是积极北伐、兴复汉室。

蜀汉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又无法结束“战争状态”进入“治理状态”；财政自然就倾向于军事扩张，而不是修史著述。这又是蜀汉比东吴更加严峻的条件，迫使蜀汉前期无法建立史官制度的原因。

至于像某些文章提出的，诸葛亮之所以没有设史官，其中主要原因是害怕史官记录他的不好言行，阻碍他行权做事，则属于无稽之谈。

首先不设置史官，不代表没有人记录史事。只要东汉的文书制度和记事传统还在，“甲类注记”就仍然存在。陈寿能写出长篇大作《诸葛亮传》，本身就说明了史料无法通过不设史官消灭。

其次，自古害怕自己历史名声败坏的，无不通过修史来为自己洗白。比如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当年就命应璩以侍中典著作，开始第二次集中编修魏国官方史书《魏书》；不仅如此，司马懿还特设著作佐郎作为著作郎的佐官；而这次修史在曹魏三次修史活动中，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

换句话说，诸葛亮如果怕历史记录对自己不利，更应该设立史官，或集中修史，或集中处理档案，人为将史料全部转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而不是通过“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任由史料散佚——和前者相比，后者的效率太差，效果也不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