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週的《當代》40年欄目，與大家一起溫故創刊20週年往事回顧座談會的現場實錄。歷任編輯在現場談到了《當代》的誕生以及刊物名稱的由來，還有他們心中關於《當代》的記憶。一起閱讀，帶你走進歷史深處的《當代》。
記憶，在敘述中重顯
——紀念《當代》創刊二十週年往事回顧座談會
本刊記者 | 孔令燕
《當代》的誕生
《當代》雜誌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大型文學期刊，作為文壇“四大名旦”之一，她的誕生可說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
孟偉哉 （前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前《當代》主編）說起《當代》的誕生，還算是一個小題目。來的路上我想了，《當代》的誕生有這麼幾個條件。第一，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掀起了全黨全國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學開始重振旗鼓。這才有了《十月》和《當代》的誕生以及《收穫》的恢復。第二，是本單位領導人的作用。當時的社長嚴文井，總編輯韋君宜，黨委書記周遊，是成立《當代》的重要決策人。第三，在當時的大氣候下，文化部出版局的有些領導也給予了很大支持。第四，有同志偶然建議。我還記得第一次談話是1978年11月，當時韋君宜和屠岸同志都在，是我提出了這個建議。當然了，我不是在給自已請功。沒有我，歷史的必然性會以另外一種偶然表現出來。反正總有人會提出來，當時的氣候就是這樣的嘛。（笑）不過，我還有個建議，不要把任何讀者感興趣的事都寫出來，有些事情不好說呀。
朱盛昌 （前《當代》主編，現任顧問）就是嘛，大部分都如此。
孟偉哉 要麼說，歷史在人們還活著的時候不好寫。好了，我先說這些。下面該誰了？
楊匡滿 （《中國作家》副主編，前《當代》詩歌編輯）我還接著剛才的話題說。《當代》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文壇‘四大名旦’之一，而且總是處於全國一流文學刊物的位置，我覺得她的成功經驗還是值得深思的。剛才老孟也說了，首先，抓住了三中全會的好時機。當時，全國人民對精神食糧的需求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飢渴狀態，文學刊物只有《解放軍文藝》《人民文學》和《十月》。《當代》可謂是得風氣之先。所以能達到發行55萬（1981年第一期）的最高記錄。再一個是堅持了正確的辦刊傳統。始終堅持現實主義文學道路。主張貼近讀者，貼近生活的辦刊宗旨。第三，有一個團結民主的編輯隊伍，是《當代》一直在堅持奮鬥的中堅。團結協作的當代人已經成為過去和現在的《當代》編輯部的一貫特色。第四，有開明領導的支持。再有，希望《當代》能在新的時期有新的開拓和發展。
屠岸 （前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當代》顧問）事情過去這麼多年，有些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但是大的軌跡都還記得。《當代》的誕生，像老孟說的，是得益於三中全會的召開。這是個根本。如果沒有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當代》不可能產生。但我覺得，還可以再向前推一點。我的記憶中，不單是三中全會，更早一些，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之後，思想就開始活起來了。這大約是在78年的中間，哪個季度......
朱盛昌好像是下半年。
屠岸而三中全會到年底才開的。我記得是在1978年底的一次黨委會上，我提了一個建議，說當時的思想氣氛比較活躍，我們應該開一次作家座談會，開展中長篇小說的討論。這個建議在會上引起了大家的興趣。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建議，因為當時的小說北組的同志跟我說，我們應該和作家談談，作家有一些想法，出版社也有一些想法，應該交流一下。以社裡的名義，召集全國的我們聯繫較多的作家開一次座談會，大家交流交流創作思想。兩天之後，韋君宜同志（當時人文社總編輯）找我說，她跟嚴文井（當時人文社社長）和周遊（當時人文社黨委書記）都說過了，同意我的建議。於是，1979年1月，在西苑賓館召開了中長篇小說討論會。在這之前，我還向韋君宜同志提過，要成立一個大型刊物。她聽了之後很高興，說還有同志已經提過，大概就是老孟。而且我說，這本刊物應該有一位在全國文學界很有威望、壓得住臺的主編，就是秦兆陽同志（前《當代》主編）。她也告訴我已經定了，正是他。如今回想起這些事情來，心裡有許多感慨，也有許多振奮。如果不是《當代》這次活動，都想不起來了。
秦兆陽
李景峰 （大眾文藝出版社總編輯，《當代》創刊籌備組成員之一）應該宣傳《當代》的創刊，因為《當代》確實是新時期文學解放最早樹起的一面旗幟。而且，人民文學出版社對於她的誕生起了很大作用。這一點我感受很深。當時，人文社是文學的一面旗幟。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在社裡反響很大。三中全會還沒有開，“兩個凡是”仍在禁錮著文學的創作，兩種衝突非常激烈。有一些問題還是很敏感的。但人文社就是在這個時候召開了全國中長篇小說座談會，會上有三部小說討論激烈，《生活的路》《大牆下的紅玉蘭》和《鋪花的歧路》是反映整個文學界的解放的。社裡是想發又不敢發，最後經茅盾先生首肯，全部出版。這在當時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的。所以說人文社的作用不可忽視。而且在《當代》創刊之後，社會上的文學大刊紛紛出動。這些刊物帶動了中篇小說的繁榮。
朱盛昌 剛成立的時候人很少，編制非常簡單。社裡專管是韋君宜，由老孟具體負責，李景峰和葉冰如（《當代》創刊籌備組成員之一，現病休在家）一起工作。實際上就是個三人小組。
“當代”名稱的由來
“當代”名稱的由來也成為會上的熱點話題。老同志們深切的回憶為今天敘寫當代文學史的重要事件提供了素材。
朱盛昌《當代》成立20年了，名字也叫了20年。20年了，日子過的又快又慢。想想經過的人和事，真是“物是人非事事休”了。我記得當時的社領導不主張成立編輯部，主要由現編室來負責，當時主任是屠岸同志，副主任是老孟。有關刊物出版的內容、題目、篇目等都由社裡......
屠岸
孟偉哉由社長、總編輯、副總編輯、有關的小組長等集體開會研究來決定。
朱盛昌對，我那時是個副組長。而且，《當代》創刊時不叫“當代”，叫“叢刊”。為此還開了一個會，大家意見不一。我提議叫“文學”，因為三十年代上海有一個刊物叫“文學”。後來有人說太泛了，加兩個字吧，叫“當代文學”。又有人……是誰我記不清了，說乾脆把“文學”去掉，就叫“當代”......
劉茵 （《中華文學選刊》副主編，前《當代》編輯，現任編委）我插一句。好像是韋君宜。有一次我們去醫院看望她，說到《當代》時，我記得她含糊不清地說：“《當代》的名字還是我起的呢。”
常振家 （《當代》副主編，編輯部主任）（笑）我記得有一年去看望嚴文井同志，他說《當代》的名字是他起的。
朱盛昌 反正會上是七嘴八舌，也說不準是誰定的了。
屠岸 還有另外一種說法。保留在我腦子中的記憶是另外一種。當時把《當代文學》報到出版局，王子野同志大筆一揮，就把“文學”兩個字去掉了。
何啟治（《當代》主編）（笑）這可能是比較權威的版本了。
孟偉哉不對。我還有一個版本。當時創刊之後徵求我的意見，我就寫了一個報告，提了兩個名字，一個是“當代”，另一個是“當代文學”或“作家作品”之類的。所以說，“當代”這個名字是孟偉哉提出的。
李景峰我的意見是這樣的。因為當時就有我、老孟、葉冰如，我們三個具體工作，名字是老孟提議的。
朱盛昌 還有，“當代”這兩個字是中央工藝美院的何建民寫的。
“搖籃”
會議間，老一代的當代人不僅回憶了《當代》創刊成長的歷史，而且回憶了對《當代》的眷戀。幾乎每個人的發言中都包含著對舊時歲月和《當代》編輯部的款款深情。
楊匡滿《當代》雜誌能有今天的規模和成績，開明的領導是分不開的。記得有一次我要趕寫一部書稿，想請一個月的假。但不是給我們出版社，所以請假的時候心裡沒底。但我和韋君宜同志一說，她非常支持，說“不論你是給哪個出版社寫，寫作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我們大力支持。”類似這樣的事還有好多，我們能真切感受到領導對編輯能力的重視和培養。而且，不僅是對編輯，對作者的培養更是如此。不是說“《當代》是培養作家的搖籃”嘛。
朱盛昌我還有一點補充，就是扶植新人的問題。《當代》從創刊一直在這方面非常重視。我記得嚴文井同志在發刊詞中寫道“我們要多發一些文學新人的作品”，秦兆陽同志也很重視。所以，我們規定，每期必發新人新作，而且，每期都有一個新人簡介。
孟偉哉我記得，這個建議是朱盛昌具體提出的。
朱盛昌 這個提議公開發表之後，就是編輯部的自我加壓。每個編輯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在每期發稿之前，都強調有哪些新人的作品重點發表。在《當代》創刊5週年的時候，我們在華僑大廈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古木向我們祝賀，說“《當代》在三個方面領先，一是貼近現實；二是扶植新人新作；三是廣大的讀者群。”其中就有扶植中青年作者這方面。希望《當代》在這方面越做越好。
白舒榮 （《海外華人文學》社長，前《當代》編輯）這一點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今是兩會期間，會上許多代表都是《當代》培養起來的，和在《當代》發表過作品的作家。如此看來也應是《當代》的成績。而且《當代》也是培養編輯的好地方。我們這些人都是從這裡走出去的，《當代》給予我們的真的是很多很多。如果沒有在《當代》的工作經歷，也許我們今天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白舒榮
賀嘉（《民間文學》主編，前《當代》編輯）這一點我感觸也很深。記得老孟在懷念秦兆陽同志的一篇文章裡說:“在人的一生中，值得回憶的時候不是很多的。但是在《當代》的這段生活，對於我們當代人來講，是在一生中最值得回憶的。”我覺得，幾十年的編輯生涯中，最值得回憶和留戀的就是《當代》。我常說“生是當代人，死是當代鬼”，的確如此。有幾點讓我尤其感動。一是《當代》一貫的敬業、拼搏精神。二是《當代》不僅是培養作家，也是培養編輯的搖籃。我現在的成績真是離不開《當代》對我的培養。第三，也是最讓我難忘的，《當代》的團結協作精神。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雖然條件很艱苦，但卻很快樂......
在這些情真意切的回憶中，對作品的回顧是他們的重頭戲。因為身為編輯，工作的最大樂趣和最高獎勵就是發現好的作品，將它公佈於世。如今，翻看新時期的文學史，有那麼多的濃墨重彩都與在座一些編輯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如《冬天的童話》《芙蓉鎮》《赤橙黃綠青藍紫》《將軍吟》《活動變人形》《鐘鼓樓》《古船》《老井》《白鹿原》等名作名篇的出世都蘊蓄著編輯們的點滴匠心。幾乎每一部作品後面都有一個或濃或淡、或大或小的故事。就是這些故事形成了編輯、作品、作者之間的情感紐帶。
熱烈深情的“紀念《當代》雜誌創刊20週年往事回顧座談會”在不絕的話語聲中步入尾聲。新老當代人都在感懷，如今的《當代》已是鉛華洗盡的《當代》，八十年代的輝煌燦爛已如過眼煙雲般消逝在回憶的天邊了。然而，老一代的當代人可以在舊日的歷史中品味滄桑，新一代的當代人卻不能有半點逍遙，他們只能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合中整裝待發，去創造新的歷史和新的輝煌。文學在變革，市場在侵入，《當代》在堅持，在紀念，在期待新“當代”時代的到來。
文章選自《當代》199 9年第三期
閱讀更多 人民文學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