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周的《当代》40年栏目，与大家一起温故创刊20周年往事回顾座谈会的现场实录。历任编辑在现场谈到了《当代》的诞生以及刊物名称的由来，还有他们心中关于《当代》的记忆。一起阅读，带你走进历史深处的《当代》。
记忆，在叙述中重显
——纪念《当代》创刊二十周年往事回顾座谈会
本刊记者 | 孔令燕
《当代》的诞生
《当代》杂志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作为文坛“四大名旦”之一，她的诞生可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孟伟哉 （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前《当代》主编）说起《当代》的诞生，还算是一个小题目。来的路上我想了，《当代》的诞生有这么几个条件。第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起了全党全国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学开始重振旗鼓。这才有了《十月》和《当代》的诞生以及《收获》的恢复。第二，是本单位领导人的作用。当时的社长严文井，总编辑韦君宜，党委书记周游，是成立《当代》的重要决策人。第三，在当时的大气候下，文化部出版局的有些领导也给予了很大支持。第四，有同志偶然建议。我还记得第一次谈话是1978年11月，当时韦君宜和屠岸同志都在，是我提出了这个建议。当然了，我不是在给自已请功。没有我，历史的必然性会以另外一种偶然表现出来。反正总有人会提出来，当时的气候就是这样的嘛。（笑）不过，我还有个建议，不要把任何读者感兴趣的事都写出来，有些事情不好说呀。
朱盛昌 （前《当代》主编，现任顾问）就是嘛，大部分都如此。
孟伟哉 要么说，历史在人们还活着的时候不好写。好了，我先说这些。下面该谁了？
杨匡满 （《中国作家》副主编，前《当代》诗歌编辑）我还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当代》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坛‘四大名旦’之一，而且总是处于全国一流文学刊物的位置，我觉得她的成功经验还是值得深思的。刚才老孟也说了，首先，抓住了三中全会的好时机。当时，全国人民对精神食粮的需求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饥渴状态，文学刊物只有《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和《十月》。《当代》可谓是得风气之先。所以能达到发行55万（1981年第一期）的最高记录。再一个是坚持了正确的办刊传统。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主张贴近读者，贴近生活的办刊宗旨。第三，有一个团结民主的编辑队伍，是《当代》一直在坚持奋斗的中坚。团结协作的当代人已经成为过去和现在的《当代》编辑部的一贯特色。第四，有开明领导的支持。再有，希望《当代》能在新的时期有新的开拓和发展。
屠岸 （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当代》顾问）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有些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大的轨迹都还记得。《当代》的诞生，像老孟说的，是得益于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是个根本。如果没有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当代》不可能产生。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向前推一点。我的记忆中，不单是三中全会，更早一些，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思想就开始活起来了。这大约是在78年的中间，哪个季度......
朱盛昌好像是下半年。
屠岸而三中全会到年底才开的。我记得是在1978年底的一次党委会上，我提了一个建议，说当时的思想气氛比较活跃，我们应该开一次作家座谈会，开展中长篇小说的讨论。这个建议在会上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因为当时的小说北组的同志跟我说，我们应该和作家谈谈，作家有一些想法，出版社也有一些想法，应该交流一下。以社里的名义，召集全国的我们联系较多的作家开一次座谈会，大家交流交流创作思想。两天之后，韦君宜同志（当时人文社总编辑）找我说，她跟严文井（当时人文社社长）和周游（当时人文社党委书记）都说过了，同意我的建议。于是，1979年1月，在西苑宾馆召开了中长篇小说讨论会。在这之前，我还向韦君宜同志提过，要成立一个大型刊物。她听了之后很高兴，说还有同志已经提过，大概就是老孟。而且我说，这本刊物应该有一位在全国文学界很有威望、压得住台的主编，就是秦兆阳同志（前《当代》主编）。她也告诉我已经定了，正是他。如今回想起这些事情来，心里有许多感慨，也有许多振奋。如果不是《当代》这次活动，都想不起来了。
秦兆阳
李景峰 （大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当代》创刊筹备组成员之一）应该宣传《当代》的创刊，因为《当代》确实是新时期文学解放最早树起的一面旗帜。而且，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她的诞生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我感受很深。当时，人文社是文学的一面旗帜。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在社里反响很大。三中全会还没有开，“两个凡是”仍在禁锢着文学的创作，两种冲突非常激烈。有一些问题还是很敏感的。但人文社就是在这个时候召开了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会上有三部小说讨论激烈，《生活的路》《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铺花的歧路》是反映整个文学界的解放的。社里是想发又不敢发，最后经茅盾先生首肯，全部出版。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所以说人文社的作用不可忽视。而且在《当代》创刊之后，社会上的文学大刊纷纷出动。这些刊物带动了中篇小说的繁荣。
朱盛昌 刚成立的时候人很少，编制非常简单。社里专管是韦君宜，由老孟具体负责，李景峰和叶冰如（《当代》创刊筹备组成员之一，现病休在家）一起工作。实际上就是个三人小组。
“当代”名称的由来
“当代”名称的由来也成为会上的热点话题。老同志们深切的回忆为今天叙写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事件提供了素材。
朱盛昌《当代》成立20年了，名字也叫了20年。20年了，日子过的又快又慢。想想经过的人和事，真是“物是人非事事休”了。我记得当时的社领导不主张成立编辑部，主要由现编室来负责，当时主任是屠岸同志，副主任是老孟。有关刊物出版的内容、题目、篇目等都由社里......
屠岸
孟伟哉由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有关的小组长等集体开会研究来决定。
朱盛昌对，我那时是个副组长。而且，《当代》创刊时不叫“当代”，叫“丛刊”。为此还开了一个会，大家意见不一。我提议叫“文学”，因为三十年代上海有一个刊物叫“文学”。后来有人说太泛了，加两个字吧，叫“当代文学”。又有人……是谁我记不清了，说干脆把“文学”去掉，就叫“当代”......
刘茵 （《中华文学选刊》副主编，前《当代》编辑，现任编委）我插一句。好像是韦君宜。有一次我们去医院看望她，说到《当代》时，我记得她含糊不清地说：“《当代》的名字还是我起的呢。”
常振家 （《当代》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笑）我记得有一年去看望严文井同志，他说《当代》的名字是他起的。
朱盛昌 反正会上是七嘴八舌，也说不准是谁定的了。
屠岸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保留在我脑子中的记忆是另外一种。当时把《当代文学》报到出版局，王子野同志大笔一挥，就把“文学”两个字去掉了。
何启治（《当代》主编）（笑）这可能是比较权威的版本了。
孟伟哉不对。我还有一个版本。当时创刊之后征求我的意见，我就写了一个报告，提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当代”，另一个是“当代文学”或“作家作品”之类的。所以说，“当代”这个名字是孟伟哉提出的。
李景峰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就有我、老孟、叶冰如，我们三个具体工作，名字是老孟提议的。
朱盛昌 还有，“当代”这两个字是中央工艺美院的何建民写的。
“摇篮”
会议间，老一代的当代人不仅回忆了《当代》创刊成长的历史，而且回忆了对《当代》的眷恋。几乎每个人的发言中都包含着对旧时岁月和《当代》编辑部的款款深情。
杨匡满《当代》杂志能有今天的规模和成绩，开明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记得有一次我要赶写一部书稿，想请一个月的假。但不是给我们出版社，所以请假的时候心里没底。但我和韦君宜同志一说，她非常支持，说“不论你是给哪个出版社写，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我们大力支持。”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好多，我们能真切感受到领导对编辑能力的重视和培养。而且，不仅是对编辑，对作者的培养更是如此。不是说“《当代》是培养作家的摇篮”嘛。
朱盛昌我还有一点补充，就是扶植新人的问题。《当代》从创刊一直在这方面非常重视。我记得严文井同志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要多发一些文学新人的作品”，秦兆阳同志也很重视。所以，我们规定，每期必发新人新作，而且，每期都有一个新人简介。
孟伟哉我记得，这个建议是朱盛昌具体提出的。
朱盛昌 这个提议公开发表之后，就是编辑部的自我加压。每个编辑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每期发稿之前，都强调有哪些新人的作品重点发表。在《当代》创刊5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华侨大厦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古木向我们祝贺，说“《当代》在三个方面领先，一是贴近现实；二是扶植新人新作；三是广大的读者群。”其中就有扶植中青年作者这方面。希望《当代》在这方面越做越好。
白舒荣 （《海外华人文学》社长，前《当代》编辑）这一点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今是两会期间，会上许多代表都是《当代》培养起来的，和在《当代》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如此看来也应是《当代》的成绩。而且《当代》也是培养编辑的好地方。我们这些人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当代》给予我们的真的是很多很多。如果没有在《当代》的工作经历，也许我们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白舒荣
贺嘉（《民间文学》主编，前《当代》编辑）这一点我感触也很深。记得老孟在怀念秦兆阳同志的一篇文章里说:“在人的一生中，值得回忆的时候不是很多的。但是在《当代》的这段生活，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讲，是在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我觉得，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最值得回忆和留恋的就是《当代》。我常说“生是当代人，死是当代鬼”，的确如此。有几点让我尤其感动。一是《当代》一贯的敬业、拼搏精神。二是《当代》不仅是培养作家，也是培养编辑的摇篮。我现在的成绩真是离不开《当代》对我的培养。第三，也是最让我难忘的，《当代》的团结协作精神。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却很快乐......
在这些情真意切的回忆中，对作品的回顾是他们的重头戏。因为身为编辑，工作的最大乐趣和最高奖励就是发现好的作品，将它公布于世。如今，翻看新时期的文学史，有那么多的浓墨重彩都与在座一些编辑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如《冬天的童话》《芙蓉镇》《赤橙黄绿青蓝紫》《将军吟》《活动变人形》《钟鼓楼》《古船》《老井》《白鹿原》等名作名篇的出世都蕴蓄着编辑们的点滴匠心。几乎每一部作品后面都有一个或浓或淡、或大或小的故事。就是这些故事形成了编辑、作品、作者之间的情感纽带。
热烈深情的“纪念《当代》杂志创刊20周年往事回顾座谈会”在不绝的话语声中步入尾声。新老当代人都在感怀，如今的《当代》已是铅华洗尽的《当代》，八十年代的辉煌灿烂已如过眼烟云般消逝在回忆的天边了。然而，老一代的当代人可以在旧日的历史中品味沧桑，新一代的当代人却不能有半点逍遥，他们只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合中整装待发，去创造新的历史和新的辉煌。文学在变革，市场在侵入，《当代》在坚持，在纪念，在期待新“当代”时代的到来。
文章选自《当代》199 9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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