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啊，一起做學渣啊”，近日一篇名為“南京家長已瘋”的網文被刷屏，也引發網友熱議。在文中，作者聲情並茂地“描述”南京正在推進的減負政策的效果，並感慨：也許用不了多久各位的孩子就會成為一個活潑靈動、熱愛生活、輕鬆愉悅、心智健康的學渣；“南京家長在快樂與痛苦的交織中，終於瘋了”。
10月28日，浙江省教育廳會同省委網信辦等14部門聯合起草《浙江省中小學生減負工作實施方案（徵求意見稿）》，規定初中生晚10點未完成作業可以拒絕寫，小學所有學科不得組織期中考試，嚴禁發佈考試成績和排名等等。同樣，引起了強烈的反彈。
減負，遭到了部分家長的激烈反對。據說，已有南京家長公開向有關部門投訴此次減負政策。雖然“南京家長已瘋”此類網絡熱文對其中的矛盾和焦慮實際有所放大，不盡真實，但是背後反映了大家對個別地區減負一刀切做法的反彈。
最近20多年來，減負是繼治理應試教育之後，教育部門持續不斷強調的教育大政方針之一。但是，政府殫精竭慮的減負政策，卻不斷遭到一些家長反對。在減負上，出力不討好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後一次。
為什麼？顯然是個別地區一刀切的做法存在問題。
首先，這種一刀切的做法，顯然和很多中國家長的期望相左。
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我們多數家長對孩子的期望值是很高的，而高期望值，也必然是辛苦的，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美國著名記者愛德華休姆斯曾經寫過一本書：美國最好中學怎麼煉成的。在這本書的第一章，紀錄了舊金山著名中學惠妮中學一名高三學生的一天——魔鬼數字4：睡4個小時，喝4杯咖啡，考4.0的GPA。這位同學如此辛苦，原因就是對自己有很高的目標與追求。我所認識的優秀的美國中學生下半夜睡覺是家常便飯。
這世界上，從來不可能輕輕鬆鬆就獲得成功的，“幸福的生活是奮鬥出來的”！
目前個別地區這種一刀切的減負，顯然與一部分對自己有高期望的學生或對孩子有期望的家長存在嚴重衝突。因此，對於這些學生與家長，我們的確不應該限制其偉大的追求，也就是說，至少應該給他們辛苦的機會。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個別地區這種一刀切的減負，也不符合教育的基本規律：因材施教。
人是有區別的，對於一部分同學吃力的東西，對於另外一部分人顯然吃不飽。即便是美國公立體系，也普遍存在“天才班”，目的就是給一些人單獨跑的機會。美國還給學有餘力的中學生提供大學先修課程（AP），鼓勵一部分同學多學，多考，AP也成為了美國著名大學錄取時重要的參照系數。
一刀切的做法，顯然是無視這種區別的。對部分學有餘力的學生，顯然應該提供條件，讓他們可以多學一點，多寫一點作業，晚回家一會，而不是必須都不得超綱學習，不是都必須在幾點放學。
如果承認有遠大的期望與定位，必然是辛苦的；如果承認中國絕大多數家長對孩子有著更高的追求；如果承認人是有區別的，那麼我們就知道，在減負上絕對不能一刀切！我們有必要在學校體系裡，對那些有較高期望的學生，對有天分學有餘力的學生，提供多學多教的機會，而不是一刀切地不允許，不準。
遺憾的是，伴隨近年一些地方一刀切的減負措施，學習負擔大規模向課外輔導班轉移，形成了所謂的課內減下來，課外加上去，客觀上造成了課外輔導機構的風光無限。
2018年減負的“大刀”砍向了課外輔導機構，我們回看幾家上市公司的財報，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沒有用！無論新東方還是好未來，收入與在學人數大幅度躍升，根本原因還在於老百姓樸素的追求、需求，這些培訓機構的錢，都是家長自己排隊繳的，沒有人逼，顯然是現實需求。
不給課內機會，就轉課外，負擔沒有減下來，卻增加了經濟負擔。從一個維度看，這種減負，實際上進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響了教育公平的實現，這的確是減負政策所沒有料到的，也需要考慮的。
江蘇著名中學海安中學校長呂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驕傲地說：海安中學方圓幾公里內沒有培訓機構，海安中學沒有一個孩子會去課外輔導機構補課，放學後家長們不用帶著孩子到處跑，到處補習。為什麼？海安中學根據家長與學生的需要，在學校裡提供了多種機會，即便週六也可以選擇到學校上學（據說不是強制的，是自選的）。
海安中學在某種程度上給了我們一個良好的示範。最大程度的減負，可能不是絕對地做減法，強制性地降低標準，而是需要實事求是，面對中國特殊的國情文化，面對家長哪怕是不合理的、過高的教育追求，提高學校教育的質量，最大程度地提供更多的選擇，包括多學一點，多教一點，最大程度把負擔降到最低。
在承認家長對孩子高期望的現實基礎上，在正確認識負擔的基礎上，區別化減負，採取各種措施，提高校內教學質量，提供更多更高教育追求的選擇，最大程度上在學校內滿足這些需求，可能是一個有效的辦法，才能真正把負擔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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