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遺址考古隊隊長許宏先生的一段話作為開場白：“就現有材料而言，二里頭遺址既不能確認為商都也不能確認為夏都，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大部分青銅禮器應是屬於二里崗（商）文化系統的”。
目前可以確認：二里頭遺址不屬於夏文化系統，而是屬於商文化系統。有人會有疑問，二里頭是3800～3500年前的遺址 ，依據夏商周斷代工程，應該屬於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呀，怎麼會全部屬於商呢？其實夏商周並非類似元明清的繼承關係，而是屬於並列關係，就好像武功鄭家坡遺址有4500年的歷史，但它也屬於先周文化，和夏商沒有瓜葛。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也是認可夏商周三代是並列關係的， 它們之間長期存在部落交錯的現象。
探尋“夏都”或許夏文化，有一個東西至關重要，它就是“食鹽”。食鹽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從古到今一直是硬通貨，甚至是權力的象徵。現在我們吃的只有一種叫“專控食用鹽”，但在古代，食鹽有好多種，譬如：海鹽、井鹽、礦鹽、湖鹽、土鹽、西羌山鹽、胡中樹鹽等，其中池鹽以河東池鹽為最優，井鹽以自貢井鹽為最好。在史前，關隴、四川、河東、安徽，福建等都有食鹽生產，福建生產海鹽的歷史幾乎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但河南恰恰不產古鹽。
根據《史記•夏本紀》的記載，有唐堯、虞舜、夏禹幾位先聖。在夏禹時代舜是天子，帝都就在河東，即冀州，當時的冀州指的就是晉南河東地區，古有冀國，也稱“中州”，“冀州”的概念延伸到太行山以東的河北那是很晚的事情了。九州給舜帝上貢幾乎都是走水路到河東的。食鹽是戰略物資，近水樓臺先得月，舜帝的“帝都”基本可以確認就在今天的陶寺遺址。陶寺因鹽而興，估計也是因爭奪食鹽資源而戰廢。從河東到自貢是一條著名的鹽道，一個池鹽一個井鹽，給川陝地區帶去了繁榮。近代以來，可以確認山陝商人從自貢運河返回陝西甚至進行更廣泛的貿易，自貢的山陝會館修的更是富麗堂皇，看來食鹽貿易的利潤還是很豐厚的。從秦晉之好到山陝會館，再到山陝梆子、眉戶，河東地區歷來和關中語言相同，文化相同，打成一片，這既有歷史的緣由，也有文化的相通。
根據《史記•夏本紀》記載，夏禹治水有兩個得力干將，一個是周人始祖后稷；一個是秦人始祖伯益，恰恰缺了殷商之人。從殷甲骨文中，確實找不到一個“夏”字，也沒有任何類似成湯滅夏的蛛絲馬跡。恰恰出土於甘肅禮縣的秦公簋“受天命鼏宅禹跡”的金文，記錄夏禹的事蹟。當然，大禹治水最早就是在渭河中上游，渭河也被當地人稱為“禹河”。
《史記•夏本紀》：“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史記•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
從《史記》的記述我們知道，周祖后稷是帝嚳的元妃（嫡妻）所生，姬姓；商祖契為帝嚳的次妃（妃子）所生；后稷和契乃同父異母的兄弟，后稷為嫡子，繼續留在關中渭水流域發展，庶子契則被“封於商，賜姓子氏”（《史記•殷本紀》），“商”即現在的陝西商洛。東漢鄭玄：“商在太華之陽”。《帝王世紀》：“商契始封於商，在《禹貢》太華之陽，今上洛商是也”。《括地誌》：“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
那麼夏祖禹呢？其父鯀，被封於崇，姒姓，夏禹算是后稷和契的叔侄輩。《國語•周語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鯀。《史記•周本紀》“崇侯虎”下《正義》引皇甫謐說：崇國蓋在豐、鎬之間。《詩》雲：“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是國之地也”。崇，一般解讀為在陝西戶縣。還有種說法，現在發現的陝北“石峁遺址”為古崇國，鯀就出生在那裡。“夏”又稱“西夏”，夏來自西北，可能與大夏河有關。“西夏東殷”之說由來已久。《博物志•異聞》費昌問馮夷曰：“何者為殷？何者為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清華簡《尹誥》稱“夏”為“西邑夏”。《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夷，東方之人”，夷從大從弓。朱駿聲曰：“就全地言之，中國在西北一小隅。故陳公子少西字夏，鄭公孫夏字西”。《方言》第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夏意為大，周人也自稱“有夏”。一般認為夏人祖先也來自西羌，發源於大夏河，然後在關隴繁衍，在河東建立都邑，夏的核心區域基本和晉語區重合。後來的歷史我們知道，宋時有西夏國，唐時有竇建德在河北建立大夏國，按推測這應該屬於夏人後裔東西遷徙的遺存。
那麼二里頭遺址的主人是從哪裡來的呢？為什麼我說它屬於商文化呢？經過論證，二里頭屬於一個先商遺址，源頭就在渭南華縣的太平莊文化，這屬於一個尊奉“玄鳥”的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後遷徙到商洛，順雒河東去到達二里頭，再到二里崗（晚於二里頭），再到安陽殷墟（比二里崗晚），再南返北蒙朝歌（比殷墟晚）被周所滅。這大概就是殷商族人的一個遷徙過程，中間當然也會有其他民族或者部落的加入。
夏周和殷商是不同的文化系統，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先生在《夷夏東西說》中論述：“三代及三代以前，古族有東西二系，夏與周屬西系，夷與商屬東系。殷周間的劇烈變革蓋民族代興之故，是兩個民族兩種文明之間的交替。源於陝西的華夏文明最終取代了夷商文化，重振華夏文化風氣，從而成為中華文明的奠基者”。
《尚書·禹貢》載：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豫地“其土壤，下土墳壚”。“下土”就是最低等的土地；墳壚：高起的黑色硬土。在3800年前，豫地基本是一片荒蕪的灘塗地，一是農耕還沒有大規模開啟，二是人煙稀少。許宏先生關於二里頭遺址是“廣域王權”的定位本人是不認可的，目前的考古發掘還不足以支撐此理論。雖然二里頭遺址出土的文物和石峁遺址、陶寺遺址有很多共性，但二里頭只能是一個部落遺址，就像出土了青銅器精品“四羊方尊”的湖南炭河裡遺址一樣也屬於一個部落遺址。
根據研究，在大禹時代，石峁遺址、陶寺遺址和良渚遺址之間的文明交流應該是很頻繁的，之間有聯姻，甚至大禹本人就在浙江去世。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所發佈的這三個大遺址考古的深入，我相信那個時代的歷史會逐步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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