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天命觀

《三國演義》是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全書立意在於敘史存義，但在情節鋪排中，卻攙雜著許多有關天命星象、卦兆災異等的內容。這些內容，不僅是《三國演義》思想內容的不可忽略的組成部分，而且相當全面地反映了《三國演義》的天命觀。

《三國演義》的天命觀及書中有關天文星象、卦兆災異等的描寫，主要是受了中國古代“天人感應”神秘學說的影響。西漢經學家董仲舒是“天人感應”學說的始創者。他認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萬物之祖”；認為“理”，即“天理”或“天道”，是宇宙的本體，是萬物的本原（董仲舒《遺書》）。是最高範疇。他將“天道”與人事相比附，認為天人相應。認為天能干預人事，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是天表示對人的譴責和嘉獎的兆示。他認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天心”是“仁愛人君”的，“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董仲舒《對賢良策一》）同時，董仲舒又認為人君的政治措施和行為，人們的某些宗教儀式等也能感動上天，促使上天改變天意對人事的安排。他的這種“天人感應”學說，是以儒家學說為主，吸收了法家及先秦各家學派的思想而建立起來的神學唯心主義體系，其本質和目的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宣揚的“君權神授”製造“理論”根據。

孟子、朱熹等唯心主義哲學家認為“天”是“理”的本原，人所具有的觀念（理）是出自於“天”的。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朱熹為孟子所言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三國演義》對於“天”的認識與孟子、朱熹的認識是一脈相通的。書中並沒有關於靈霄殿、冥府、龍宮等神仙機構場所的描寫，也沒有出現玉皇上帝、

《三國演義》第86回中，寫蜀國的學士秦宓向吳國的使臣張溫言天之理，說：“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所言之“天”似當為由物質所構成，但他仍不知“輕清之外”“還是何物”，而自稱“無所不通”、“無所不覽”的張溫也“無言可對”。他們對於“天”的認識相對是膚淺的，唯物的觀點很抹糊，而更多的人物對“天”的認識則是唯心的，認為天是有“天命”、“天理”、“天道”、“天運”和“天數”的。

《三國演義》認為“天”有“天數”，而地上國家則有“氣數”，“天”的“天數”決定人間國家的“氣數”。國家存亡繫於天命。書中寫漢朝的傳國玉璽上鐫刻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字，“漢家氣數”是由“天數”決定的。書中雖然也說漢末“致亂之由”是“桓靈二帝”的政治腐敗，但同時也強調：“漢朝天數當桓靈”（4回）、“漢家氣數已盡”（8回）；作為對漢末三國晉初歷史變化的歸結，書中借後人之詩說：“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119回）；“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120回）。點明“天下大勢”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由“天運循環”決定的。正是認為“天數”決定國家“氣數”命運，三國時期政要人物都注重以“天數”、“天意”為自己的政治行為辯護。曹丕為奪取政權，讓他的心腹王朗逼迫漢獻帝禪位，就強調漢室“氣數已盡”，而“天之歷數”已在曹氏（80回）；蜀漢為建立封建割據政權，也借“天意”製造輿論，諸葛亮勸劉備做皇帝時稱：“天與弗取，反受其咎”，劉備登基自稱是“天命不可以不答”，也是借“天命”為自己做皇帝加以遮飾。他們都稱自己的“君權”是“天意”神授的。

《三國演義》認為“天”是變化著的精神本體。“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14回），書中許多有影響的人物都有這種思想。曹丕逼漢獻帝禪位時冊曰：“天命不於常”（80回）；諸葛亮北伐前說：“天道變易不常”（91回）；王朗與諸葛亮爭論時說：“天數有變”（93回）；司馬師也說：“天道三十年一變。”（108回）但是《三國演義》中所表述的天數的變化並非是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是沒有質變的量變過程，是一種“天數”的循環。由這種天數的循環導致的天下大勢分合的循環，自然也是一種量變過程而非是一種質變過程。

《三國演義》認為“天”是有意志和情感的。所謂“天心”、“天意”、“天威”、“天怒”的說法書中隨處可見。董卓死後遷葬，“天降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其棺，屍首提出棺外，”以至“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為雷火消滅”，書中說：“天之怒卓，可謂甚矣！”（10回）《三國演義》中人物也深信有“天意”。龐統、法正等勸說劉備謀殺劉璋，奪取益州，劉備便深恐“上天不容”，而法正則認為是“順天命”，是“天與（天意讚許）”（60回）；諸葛亮擒獲孟獲，蜀軍歷遭“啞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而能無恙，諸葛亮也以為“豈非天意乎？”（89回）；諸葛亮與王朗論辯，也說：“今幸天意不絕炎漢”（93回）；而諸葛亮臨終為自己未能完成“恢復中原，重興漢室”的大業而遺憾之時，仍認為不是自己不“竭忠盡力”，而是“天意如此”（104回）。可見劉備、諸葛亮都認為“天”是有意志的，而且這種“天意”主宰著人事，令人警懼。

在《三國演義》中許多人物都認為“天”不僅主宰著無窮世事和人的命運，而且還能區別善惡而給人以佐助或懲罰。書中人物得助或成功之時，多言“天佑”、“天助”、“天授”、“天賜”一類的話語，而乏助或失敗之時，則多言“天滅”、“天亡”、“天喪”、“天敗”一類話語。劉備、關羽、張飛三人桃園結義，祭過天地，有客人來投，並獻良馬金銀等相助，劉備就認為這是“天佑”（1回）；漢少帝被常侍張讓劫持，迷路，“正無可奈何”之際，“忽有流螢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飛轉”，陳留王便認為這是“天助”（3回）；官渡戰敗，袁紹身處絕境，自己便以為是“天喪”（31回）；劉備身處危境，“前有伏兵，後有追兵”，便自認為是“天亡我也！”（64回）。其實書中這些人物並非真的受到“天”的佐助或懲罰，而是他們從自己的理念心態出發，將自己在現實中的處境以“天意”加以解釋。

《三國演義》認為行德政者和有德者是天命之所歸，“天命不於常，唯歸有德”（80回）；“天數有變，神氣更易，而歸有德之人”（93回）。書中以蜀漢體現德政，故蜀漢人物多得“天佑”和“天助”。

《三國演義》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主宰，而且“天”又是公正的，“天意無私曲”（9回），所以書中便十分強調“順天命”。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對劉備說：“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乎？”（37回），他強調“人”不能與“命”爭，“理”不得違“數”，就是說人不能與天數、命運相對抗，而應順從天命。曹丕心腹王朗與諸葛亮論辯時，更借古人之言提出“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觀點（93回），肯定“天”是決定國家昌盛和敗亡命運的主宰者。諸葛亮與王朗論爭，不僅不否認天意，而且也以“天意”立論，說“不絕炎漢”也是“天意”。司馬懿指出諸葛亮勉強攻打中原是“自負才智，逆天而行”，因此結局必然是“自取敗亡也”（102回）；諸葛亮自己也承認：“‘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103回）；他得知自己“命在旦夕”後，曾設法祈禳避災，但終於沒有成功，便深有感慨地說：“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103回）。諸葛亮本是一位胸懷大志，富於才智，而又欲有所作為的人物，他都無奈於天意，難逃定數，其他凡夫俗子就更應順從天命了。人的生死成敗繫於天命，人的才智在天數天意之下是難有作為的，這種消極的思想使《三國演義》中許多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染上了悲劇的色彩。

《三國演義》在強調順天命的同時，還強調天人合一，認為只有順人應天，政權才能鞏固，功業方能成功，所以書中許多政要人物都大談“順人應天”。董卓廢少帝，立陳留王為獻帝，策文就說這是所謂“應天順人”（4回）；王允假意勸董卓效“禹之繼舜”的方式即帝位，也說是“正合天心人意”（8回）；謀士郭圖勸袁紹聯結劉備剿滅曹操，說是“上合天意，下合民情”（22回）；闞澤至曹營下詐降書時對曹操說：“某等非為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47回）；孔明等人勸劉備即帝位，也說是“應天順人”（73回）；孫權勸曹操“早正大位”，也說是“應天順人”（78回）。書中三國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場合環境中，一再強調“天與人歸”、“天人之應”、“應天合人”、“天心人意”，強調“上合天心，下順民情”、“上合天意，下合民情”。這種把“天道”與“人道”合一的思想正是漢儒和宋儒頗為提倡的，董仲舒說：“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程顥說：“天人本無二”（《二程全書?語錄》）；朱熹說：“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朱子類語》），《三國演義》中的順天應人的天人合一說顯然是受漢儒和宋儒思想影響的結果。

在《三國演義》中，所謂“天意”是通過天文乾象、吉凶預兆、星卦謠讖、感應夢幻等一套完整的預示體系顯現出來的。書中認為預兆吉凶，星辰明晦，天文乾象變化，謠讖夢幻暗示等都是“天意”的表現，故此書中非常重視各種預言、預兆等的描寫。

《三國演義》言及“夜觀乾象”、“仰觀天文”、“夜觀星象”之事約有二十餘處。多以星象天文預應政事大局和將帥傑出人物的吉凶。如太史令王立“仰觀天文”，便預言“大漢氣數將終，魏晉之地，必有興者。”（14回）暗應曹魏立國乃天意所定。又如官渡之戰前夕，謀士沮授仰觀天象，預言“恐有賊兵劫掠之害”，袁紹不聽其言，就被曹操燒了烏巢糧草。曹操見“南方旺氣燦然”，心中就想到東吳孫權”恐未可圖也”（33回）。譙周見“北方旺氣正盛”，就勸諸葛亮不要勉強伐魏（91回）。至於描寫孫堅、周瑜、龐統、關羽、張飛等人之死，天上都有將星隕落，諸葛亮見“三臺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隱”便知自己“命在旦夕”等，均是強調天人相應，而人則據天象揣知所謂“天意”。《三國演義》中善觀天象、預測吉凶的人物並不多，以諸葛亮為最善，其他如譙周、殷馗、沮授，以至曹操、劉備、司馬懿等也都程度不同地通曉天文星象。

《三國演義》描繪吉凶之兆的地方約三十餘處。孫堅、董卓、張飛、趙雲、曹丕、孫權、諸葛恪等人之死均有凶兆，或“狂風驟起”、或“城門無故自崩”，或“江海湧濤”，非止一端。董卓將死，其母感到“肉顫心驚”（9回）；關羽被害，劉備“自覺混身肉顫，行坐不安”（77回）；張飛遇難，劉備也是“心驚肉顫，寢臥不安”（81回）。這種相關人物感官心態的反應，也是一種兆示。一般說來，《三國演義》言及國家、人物兇難幽微之時，往往都有凶兆。漢代桓靈失政，國祚將終，書中便言有狂風、青蛇、地震、海水泛溢、雌雞化雄、黑氣飛入溫德殿等“種種不祥”。魏室衰敗，則有陰風滅燈等凶兆。而天子出生出行，或朝代興起，又往往有吉兆異兆相伴。例寫曹丕出生，有“青紫色雲”“覆於其室”（32回）；阿斗被難，有“紅光”相護等。書中一方面顯示世事先兆，一方面也寫政要人物尋求兆示以祈避禍得福。曹魏代漢自立，要報稱有“鳳凰來儀”、“麒麟出現”（79回）；蜀漢立國，也稱說有“祥風慶雲”之瑞（80回）。把兆示作為說明本集團的封建政權的合法性的根據。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等人很重視世事先兆，凡兆幾乎都要追問主何吉凶，而每一個兆示，在書中無不應驗。劉備接應關羽，行間青旗倒卷，一鴉自北南飛，連叫三聲而去，諸葛亮占課知“長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將”，果然關羽攻取長沙，又得黃忠、魏延二位降將（53回）；諸葛亮正計議出師，忽一陣大風，自東北角上而起，把庭前松樹吹折，諸葛亮就佔一課，便定“此風主損一大將”，果然應在趙雲病重而死（97回）。藉助占卜解釋兆示，預測吉凶，在《三國演義》中也是事事必應的。《三國演義》中有不少佔卜的高手，諸葛亮之外，還有孫翊之妻徐氏及呂範、龐統、管輅等。徐氏一日卜《易》，得一大凶卦象，勸其夫孫翊慎行，孫翊不聽，結果被邊洪所殺（38回）；管輅堪為神卜，他應曹操之請為卜天下之事，預言：“三八縱橫，黃豬遇虎；定軍之南，傷折一股”，後果應建安二十四年己亥正月曹操大將夏侯淵被黃忠殺死（69回）；管輅又卜，勸曹操“未可妄動”，預言“來春許都必有火災”，連一向多疑的曹操也信之不疑（69回）。占卜成為預言家們用無不驗的預測吉凶的手段。

《三國演義》中有幾位精於“數”學的高士，他們明於天命數學，預言吉凶前程無不準驗。紫虛上人在劉備入西川前便預言諸葛亮與龐統二人的吉凶“定數”，說：“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雛鳳墜地，臥龍昇天。一得一失，天數當然。見機而作，勿喪九泉。”（62回），果然道號鳳雛的龐統先卒於落鳳坡。又如異人李意，當劉備向他問及發兵伐吳的休咎之時，他口不言語，卻畫了四十餘張描繪兵馬器械的圖畫，然後一一扯碎，再又畫了一人仰臥地上，被人埋葬，再書一個“白”字，方稽首而去（81回）。行為雖似狂癲，實則天機深邃，後劉備被東吳大將陸遜大敗於彝陵，損兵折將，終痛悔而病死於白帝城。而李意的字、畫早已預示了劉備的結局下場。至於管輅預言夏侯淵之死、曹丕貴為天子；諸葛亮於摩天嶺立石碣，言“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預言鍾會、鄧艾內訌身亡等均有仙機妙算之功。這些人物在《三國演義》中被描繪成了有超凡能力的半人半仙似的人物，實際上他們也是書中藉以預示天命仙機的代言人。

《三國演義》中有十五六處人物夢境的描寫，這些夢境都是人物吉凶之兆的幻想化的表現形式。吳太夫人曾在生長子孫策時，“夢月入懷”，後生次子孫權，“又夢日入懷”。卜者認為有此夢兆，“其子大貴”，果然孫策、孫權成就江東基業（38回）；曹操修築建始殿，伐梨樹為梁，夜間便夢見梨樹之神來報復，並言其數已盡，醒後就頭痛難忍（78回）；後主劉禪在成都，夜夢成都錦屏山崩倒，果然與諸葛亮病死軍中相應合（105回）。《三國演義》中諸多夢境都寓有現實人物處境遭遇、吉凶禍福的暗示，也是作者於夢境中透露出所謂天意命數。

《三國演義》中引有讖語和童謠約十餘處。這些謠讖之語多半都與天象、預兆、預言相配合，暗示人物吉凶或國家前程。如寫龐統與諸葛亮際遇，引童謠雲：“一鳳並一龍，相將到蜀中。才到半路里，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隨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63回）是暗示龐統將遇難，而蜀國只剩諸葛亮一位軍師的結局。又如許芝等逼漢獻帝禪位時，言過乾象之後，即引讖語云：“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80回）以此讖語證明魏當在許昌受漢禪。《三國演義》中童謠和讖語多數是預示人物吉凶，少數是書中人物藉以為自己奪權作藉口。

《三國演義》的描寫中，重於天命，而輕於鬼神，故天命描寫多，而鬼神描寫相對較少。有身影出現的只有化作婦人狀的火德星君（11回）、化作“弈棋者”的“南鬥”和“北斗”（69回）、化作老叟狀的“山神”等有限的幾位仙神，都不是大仙，而是小神。火德星君使糜竺免受焚財之失；南鬥和北斗使少年趙顏增壽；山神使中啞泉之毒的蜀兵得到解毒之法。他們各做了一件好事。又寫冤魂向曹操、曹睿、諸葛恪等肆殺者索命，是表現暴虐者的報應。值得注意的是三位神魂顯聖的人物，他們都是蜀國的臣將。關羽死後，一魂不散，常在玉泉山顯聖護民，後其魂纏定吳將呂蒙，呂蒙因之而七竅流血致死，關羽報了殺身之仇（77回）；關羽神魂又驚散吳將潘璋神魂，幫助關興殺死潘璋（83回）；伏波將軍馬援顯聖，救助了在啞泉中毒的蜀軍（89回）；諸葛亮顯聖，請求魏將鍾會入川后“勿妄殺生靈”（116回），保護了四川人民。他們三人雖已為鬼魂，但仍是忠於蜀漢事業，愛憎分明。

《三國演義》中，還有一些“得天書”、“行妖法”，以及呼風喚雨、飛砂走石之類怪異現象的描寫，多屬迷信妖妄、荒誕不稽之談。

總括《三國演義》的天命觀，其基本內容是以漢宋儒家“天人感應”的神秘學說為基礎，認為天是有意志、有情感、能明辨是非、有褒貶傾向，能對世事加以兆示影響，並最終主宰世間人事的精神本原；認為“天意”是人所不能違抗的，世事宿命天定，人只能順天而行；國家政權和人事功業只有順人應天才能存在和獲得成功，否則就只能國破人亡。“紛紛世世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120回）體現了《三國演義》天命觀的基本思想。

《三國演義》宣揚的天命觀屬於唯心主義的思想體系，本質上是封建階級用以統治人民的精神武器，也是佔統治地位的封建集團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中用以排斥其他封建集團爭奪政權的工具。這種天命觀為封建統治階級製造的用以麻痺人民群眾的君權神授的謊言提供了“理論”根據；這種天命觀所表現的宿命天定思想，與封建迷信、因果報應之說等相結合，成為封建階級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起著使人民群眾屈服於封建階級的統治，麻痺和毒害人民的思想精神的反動作用。作為意識形態，其唯心主義思想體系是不足取的，其反動本質是應加以批判的。但是，《三國演義》的天命觀又強調天命歸有德，表現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鮮明傾向，與全書褒揚仁政和忠義，肯定蜀漢為正統的命意是相一致的，對突出全書懲惡揚善、誅暴頌仁的主題具有一定積極作用，故對其積極因素應具體分析，不要簡單化地完全否定。

從藝術描寫的角度看，《三國演義》在情節中攙雜的與天命觀相關的天文星象、預兆讖謠的描寫在書中的作用更應具體分析。《三國演義》是一部歷史小說，採用七實三虛的藝術方法依史演義，其所敘漢末動亂、群雄割據、三國鼎立，以及西晉統一全國等約近百年的歷史變遷基本上均有史據，其中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戰爭，以及重要人物生平思想等也基本符合歷史實際。依史演義的情節是《三國演義》的基本情節和主要內容。《三國演義》在人物形象塑造、情節藝術描寫方面，也有藝術虛構。這種虛構多是據史事推衍生發，使情節更為生動，人物形象更為飽滿，傾向更為鮮明，因而使全書增加了藝術的真實。而有關天命觀的宣揚，有關天文乾象、吉凶預兆、星卦謠讖、感應夢幻的描寫等，多屬附會和攙雜，並不構成全書的主要內容，在全書整體情節結構中也不佔主要地位。而且，這些描寫在書中有時還有著某種特殊的作用。有關天文星象預兆讖謠的描寫與史事情節的敘述相配合，往往造成伏筆照應的藝術效果。描寫較好的部分，亦使作品增加了文學的意趣。例如第63回描寫龐統慘死於落鳳坡的情景，先寫蜀中豪傑彭姜提醒劉備天象不吉，“罡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地，當有不吉之事”，奉勸劉備“切宜慎之”。繼寫軍師諸葛亮特遣馬良奉書給劉備，再次言及“罡星在西方”，“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乾象“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提醒劉備“切宜謹慎”。兩事自然引起劉備重視，決定回荊州議論此事，不想卻引起龐統的誤會，以為是諸葛亮怕他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便反釋太乙數，說“罡星在西”，是劉備“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而“太白臨於雒城，先斬蜀將泠苞，已應凶兆矣。”因此，他力勸劉備不可疑心，“可急進兵”。劉備無奈，進兵雒城。他要取南小路而進，劉備慮及諸葛亮信中所言，擔心他的安危，遂以夜夢神人手執鐵棒擊其右臂之事勸他“還守涪關”，這又引得他大笑，說出對諸葛亮的誤會，說劉備是被“孔明所惑”，“心疑則致夢”，將了劉備一軍，使劉備只得同意繼續進兵。而行軍途中，又發生了“坐下馬眼生前失”，把他掀下馬來的不祥之兆，劉備明知坐下馬“臨陣眼生”，會“誤人性命”，仍不顧自己安危，與他更換所騎之馬，使他深為感動，言：“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體現了主臣情誼。他改騎劉備所騎白馬取小路來到落鳳坡，被蜀將張任誤認為是劉備，設下埋伏。而他見此地“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心下正疑”，又聞此地名為“落鳳坡”，方大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方欲退軍，卻慘死於亂箭之下。他死後，書中又補引東南童謠以相照應。整個情節把史事敘寫與星象謠讖等兆示相

《三國演義》宣揚天命觀，情節中攙雜有天文星象、卦兆謠讖等的描寫，一方面與作者的天人感應觀念、封建迷信思想、唯心史觀等直接相關，另一方面也與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創作傳統的影響有密切關係。在程朱理學佔統治地位的元明之際，君權神授的觀念是封建統治階級一貫宣揚的統治思想，羅貫中有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宿命天定等天命觀念是很自然的，無足怪的；當時社會群眾和小說讀者也都是普遍相信神鬼天命的。《三國演義》中宣揚天命觀，攙雜相關星卦謠讖的描寫，實際是作者思想的階級侷限和時代侷限在《三國演義》藝術創作中的反映。從中國古代小說發展進程看，《三國演義》的天命觀及相關描寫顯然是受了魏晉以來志怪小說和唐宋傳奇某些作品情節內容和藝術方法的影響。魯迅在分析魏晉南北朝時期志怪小說產生的社會原因時曾深刻指出：“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中國小說史略》）《三國演義》創作明顯受到志怪小說的影響，其部分題材即取自晉代幹寶《搜神記》等志怪小說。只是《三國演義》把志怪故事與天人感應觀念，與史事記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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