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水滸》《三國》走上神壇,淺析明代專業評論家引導社會文化

導言

書籍想要大賣,必須要做宣傳。無論是作者自己的宣傳還是書商所進行的宣傳,其效果都比不上名家的批評,古今皆如此。所以,明朝書商在全力推出一個作品時,總是要請名家進行批評。如果請不到名家或不願花大價錢請名家,則自己操筆或請“才人”、“學究”之類的槍手假冒名家的名頭批評。當然,這裡的“批評”既是點評,更是鼓吹。名家批評遂為明代市民文學的一大特點,催生出“遠勝”《史記》的《水滸傳》,以及天下“第一奇書”《三國演義》。

永樂時期的評論家認不清趨勢,也無意鼓吹

為市民文學作品作序的明代第一位名人,應推永樂時期的翰林院侍讀學士曾棨。曾棨是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永樂二年(1404)狀元,在當時大名鼎鼎。他與《剪燈餘話》的作者李昌祺既是同鄉,又是同年進士,還是姻親,這些,他都毫不諱言寫進《剪燈餘話》的序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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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學者或文人為小說做宣傳從永樂年間就開始了

同時為《剪燈餘話》作序的還有翰林院侍講王英、翰林修撰工部侍郎羅汝敬、庶吉士刑部主事劉敬及張光啟等。而為《餘話》中的《至正妓人行》作跋者,除上面五人外,還有翰林侍講李時勉、翰林檢討錢習禮、吏部主事鄧時俊、翰林修撰蕭時中和周述、翰林編修周孟簡,還有以“布衣”的身份召入翰林院的“木天老人”高廷禮,這些也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或文人。

但是,這些名人如同《剪燈新話》和《剪燈餘話》一樣,其知名度主要還是在城市知識分子中。一般的市民,沒有文化的文盲市民,或許還沒有多少人知道曾棨,知道瞿佑、李昌祺,知道《剪燈新話》《剪燈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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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燈新話》《剪燈餘話》雖有名人推廣,卻沒有人多少人知道

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說:

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著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演進,後者可做革命。演進是無意識的,很遲緩,很不經濟,難保不退化的。有時候,自然的演進到了一時期,有少數人出來,認清了這個自然的趨勢,再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進,使這個自然進化的趨勢趕快實現,時間可以縮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

按這個標準來看,曾棨們還遠遠達不到“認清”趨勢、“有意”鼓吹的程度,因此他們的宣傳也不可能起著推動文學革命的作用。

嘉萬時期的批評家領導社會思潮的發展方向

在明代,認清了趨勢並進行有意的鼓吹、對市民文學的發展起著推動作用革命作用的,是另外一群批評家。這些批評家包括成化、弘治時期的李夢陽,嘉靖時期的李開先,隆慶、萬曆以後的汪道昆、李贄、湯顯祖、袁宏道、鍾惺、陳繼儒、金聖嘆、李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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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推動文學革命的,都是大名鼎鼎且家喻戶曉的人物

他們的地位有尊卑、見識有高下,但都是當時大名鼎鼎、家喻戶曉的人物,也都是市民文學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有人還直接從事市民文學的創作。

他們又不只是市民文學的鼓吹者,還是社會思潮的先行者,他們的思想和言論,在一定程度上領導著社會思潮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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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夢陽和李開先是第一批有意識地為市民文學進行鼓吹的名人

因而,他們的宣傳,他們的鼓吹,才能真正在明代市民文學發展的過程中起著促進革命的作用,書商才會千方百計請他們或利用他們的名頭進行鼓吹,擴大自己產品的知名度。

李夢陽和李開先是第一批有意識地為市民文學進行鼓吹的名人。他們對民歌時調十分推崇,並極力宣傳。李夢陽在前七子中,在弘治、正德時期,是領導風氣的人物,而且性格倔強,兩次因上書言事下獄,出獄後竟在“大市街”當眾用馬鞭擊落孝宗張皇后兄弟壽寧侯張鶴寧的兩顆門牙。李開先也曾“慨然欲以功名自見”。當他們將在政治上的這種執著精神用於對市民文學的宣傳時,其力度的強烈和影響的廣泛就不難想象了。

《水滸》因汪道昆和李贄的“鼓吹”而名聲大噪

受書商之託為市民文學作序的第一位名人或者應是汪道昆。汪道昆的《水滸傳敘》作於萬曆十七年(1589),時為兵部侍郎致仕家居。也許是受地位和名氣的羈絆,汪道昆用了一個化名:“天都外臣”。當然,這個化名也會使人想到汪道昆。天都峰是黃山三大主峰中最為險峻者,意為天上都會,當時已名揚天下;汪道昆是徽州歙縣人,就在黃山腳下,當時徽州的最顯赫人物,自然當推汪道昆,且致仕家居,正是“外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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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道昆的《水滸傳敘》是第一篇專門鼓吹《水滸傳》的文字

因為目前流行的《水滸傳》最早的刻本即為汪道昆作敘的這個刻本,所以這也是現在所知的對《水滸傳》進行鼓吹的第一篇專門文字。在這篇敘中,汪道昆實事求是又不無誇張地將《水滸傳》的內容概括成宋代社會的全景圖,並稱贊其寫作有章法,敘事有繁簡,如良史之善繪,如精工之善織。汪道昆的鼓吹,自然比作者的自我推銷和書商的自我標榜有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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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教主”之一的李贄也被書商用來為《水滸傳》做宣傳

或許是受到這篇敘文的啟發,萬曆三十八年杭州容與堂刻《水滸傳》,便有了比汪道昆名氣更大的李贄的《忠義水滸傳敘》: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競,冠屨倒施,大賢處下,不肖處上。馴至夷鍬處上,中原處下。一時君相,猶然處堂燕鵲、納幣稱臣,甘心屈膝於犬羊已矣。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是故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為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心腹,烏乎在?在水滸!

這篇敘收在李贄《焚書》中,名為《忠義水滸傳序》。《焚書》在李贄的生前已經刊印,風行一時,雖然一再遭到禁燬,卻是越禁影響越大。在這篇序文中,李贄將《水滸傳》與《說難》《孤憤》並列,視為“賢聖”的發憤之作;而欲發憤,又無法指望醉生夢死的宋朝君臣,而只能寄希望於被稱為盜賊的水滸“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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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因《焚書》而名聲大噪

這種觀點本身就已十分大膽,等於直斥本朝政府不如《水滸傳》中的“強人”。《焚書》之被焚,也在情理之中。這篇序的宣傳效應在於,它認為《水滸傳》是一切為人君者、為人臣者必讀的政治教科書,讀了《水滸傳》,天下必太平,不讀《水滸傳》,天下必大亂。這種宣傳雖然危言聳聽,但對於小說的傳播,對於書籍的銷路又確實有效。

假冒李贄之名的容與堂

容與堂刊《水滸傳》刊本發行於萬曆三十八年,李贄於萬曆三十年便在北京監獄中自殺,而《焚書》版刻更在萬曆三十年之前。為了使人們認為李贄這篇序專為本坊所作,容與堂的主人在落款時玩了一個小小的花樣,說是“溫陵卓吾李贄撰,庚戌仲夏日,虎林孫樸書於三生石畔”。序言既見於李贄生前版刻的《焚書》,為李贄所作自然沒有問題;但是否專為容與堂版刻《忠義水滸傳》所作,卻無法證實,但書商就這麼巧妙地打了一個擦邊球,讓讀者以為專為容與堂本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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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堂刊刻印的作品幾乎都打折李贄的幌子

不僅是《水滸傳》,凡容與堂刻印的作品,幾乎都打著李贄“批評”的幌子,如《李卓吾先生批評幽閨記》《李卓吾先生批評紅拂記》《李卓吾先生批評玉合記》《李卓吾先生批評琵琶記》《李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而這些作品,大多也是萬曆三十八年前後刻印的,而此時的李贄早已不在人世,這些所謂的李贄批評,顯然出於冒名偽作。但只要當時的讀者不提出疑問,書商的促銷就算成功了。何況即使有人提出疑問,又有誰真正予以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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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在內的諸多作品,多出於葉畫之手

據清初周亮工《書影》記載,當時有位名叫葉畫的無錫人,專以名人特別是李贄的名義偽作“批評”:

葉文通,名畫,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學,故為詭異之筆,跡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溪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藏》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文通自有《中庸頌》《法海雪》《悅容編》諸集。今所傳者,獨《悅容編》耳。文通甲子、乙丑遊吾梁,與雍丘侯五汝戡,倡為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鐫一集以行。中州文集之盛,自海金社始。

甲子年為天啟四年(1624),容與堂諸本均在萬曆三十八年前後,正是葉文通生活的時代,連同《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在內的容與堂諸本“批評”或批點作品,或者多出於葉畫之手。但李贄又確實“批評”過這一類作品,正因為李贄自己曾經批點過《水滸傳》《西廂記》《琵琶記》等,書商尋找槍手冒名偽作就更有依據和欺騙性。

《水滸傳》遠勝《史記》,金聖嘆推向極致

早在汪道昆、李贄這樣的真名人和葉畫這類假冒名人的槍手對《水滸傳》進行系統而專門的宣傳之前,郭勳、崔銑、熊過、唐順之、王慎中、陳束、李開先等人就曾對《水滸傳》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所以郭勳才請人改編《水滸傳》,所以崔銑等人才稱讚《水滸傳》“委曲詳盡、血脈貫通,《史記》而下,便是此書。且古來更無一事而二十冊者”。從文字上看是將《水滸傳》與《史記》並稱,言下之意卻是《水滸傳》勝於《史記》。繼汪道昆、李贄之後,袁宏道便公然宣稱《水滸傳》遠勝於《史記》和六經:“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學益奇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聽君酣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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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公然宣稱《水滸傳》遠勝於《史記》和六經

司馬遷是公認的史家第一人,《史記》是公認的史家第一書,素以結構宏大、敘事委婉、論事明晰為後世所稱道。為了宣傳《水滸傳》,崔銑、袁宏道等人便將史書《史記》作為小說《水滸傳》的墊腳石,全然不顧二書性質與體例的不同。在他們的啟發下,明末金聖嘆將對《水滸傳》的宣傳推向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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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聖嘆為貫華堂本《水滸傳》作序,宣稱所有的書都不如《水滸傳》

金聖嘆為崇禎十四年版刻的貫華堂本《水滸傳》寫了三篇序文。在這三篇序文中,金聖嘆介紹了自己讀書的經歷,分析了《水滸傳》的特點,而後宣稱,所有的書都不如《水滸傳》,所有的作者都不如施耐庵:“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又寫了一篇《讀第五才子書法》,其中一段專論《水滸傳》勝於《史記》的理由:

《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卻有許多勝似《史記》處。若《史記》妙處,《水滸》已是件件有……某嘗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卻不是亂說。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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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等小說更能發揮作者的想象力,更能吸引讀者

他認為,《水滸傳》的寫作方法從《史記》中來,卻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史記》的妙處,《水滸傳》都有;《水滸傳》的妙處,《史記》卻未必有。將兩部完全不同類型的著作放在一起進行厚此薄彼的比較,顯屬無稽之談。但他所指出的《史記》與《水滸傳》或者史書與小說的區別,則頗具眼力:《史記》或史書是“以文運事”,即以事實為根據,通過文字去描述已經發生的事情;《水滸傳》或小說卻是“以文生事”,即全無事實根據,通過文字去編造故事。因此,《水滸傳》或小說便更能發揮作者的想象力,更能吸引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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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假冒名人到公開署名,反映了專業小說評論家產生的一般過程

葉畫是通過假冒李贄之名偽作“批評”而使自己小有名氣,金聖嘆則全靠著自己對市民文學的宣傳而名聲大噪。二者之間似有高下之分,但從葉畫到金聖嘆,從假冒名人而出名到堂堂正正地署名,則反映了專業小說評論家產生的一般過程。清人王應奎《柳南隨筆》說金聖嘆之不凡:

(聖嘆)少年以諸生為遊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為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某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卟者”,即指聖嘆也。聖嘆自為卟所恁,下筆益機辨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莊)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嘆書,幾於家置一編。

天下“第一奇書”——《三國演義》

清人毛宗崗仿效金聖嘆,作《讀三國志法》,說《三國演義》勝於《史記》;張竹坡作《讀金瓶梅法》,說《金瓶梅》勝於《史記》。用的還是金聖嘆那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史記》的各篇是分開做的,而《三國演義》《金瓶梅》卻是將所有的人和事放在一起做的,猶如合本紀、世家、列傳於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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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家的鼓吹之下,《三國演義》成為天下“第一奇書”

李贄、袁宏道、金聖嘆宣傳《水滸傳》,毛宗崗宣傳《三國演義》、張竹坡宣傳《金瓶梅》,李漁則將四大“奇書”一併宣傳,並用“四大奇書”中的另外三部來襯托《三國演義》。所以,他的著力點乃在提出《三國演義》為奇書中之奇書,為天下“第一奇書”: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夢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遊》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史不類;《西廂》系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然野史類多鑿空,易於逞長。若《三國演義》,則據實指陳,非屬臆造,堪與經史相表裡。由是觀之,奇又莫奇於《三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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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聖嘆、馮夢龍等人對一批作品的“套裝”宣傳,其影響力遠超對單本書的宣傳

其實,李漁倒是錯誤理解了王世貞的意思。王世貞所列的“四大奇書”,《史記》是史部之奇,《南華》是子部之奇,《水滸》是說部之奇,《西廂》是曲部之奇,各代表一大類。後來金聖嘆分別評點《莊子》《離騷》《史記》《水滸》《西廂記》和杜甫的詩,也是在各類作品中選其優者。而馮夢龍所說的“四大奇書”,則是單指說部之奇。

當然,王世貞、金聖嘆、馮夢龍、李漁等對一批作品的“套裝”宣傳,其影響力自然遠遠超過對單本書的宣傳。讀者無論是出於好奇還是出於對批評者的質疑或迷信,都願意去讀這些書,看它奇在何處。

結語

除《三國》、《水滸》有李贄、袁宏道、金聖嘆、李漁等人的宣傳之外,其他較為著名的長篇章回小說作品也都有名人或偽託名人作序或評點進行宣傳:《西遊記》——李贄,《封神演義》──鍾惺,《列國志》──陳繼儒,《東西漢演義》──袁宏道,《唐書志傳演義》──陳繼儒,《混唐後傳》──鍾惺,《北宋志傳》──湯顯祖,《精忠傳》──李春芳、鄒元標,《金瓶梅》──謝肇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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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繼儒以八十二歲的高齡,在晚明各階層中都有極大的影響

李贄、袁宏道、湯顯祖、鍾惺、李春芳、鄒元標、謝肇淛都是進士出身的名人,唯陳繼儒與金聖嘆相似,為諸生。但與金聖嘆專以評述通俗文學為務及文學生命短暫不同,陳繼儒以八十二歲的高齡,活動時間幾乎貫穿萬曆、天啟、崇禎三朝,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具風致,書法蘇米,兼能繪事,名重一時,在晚明各階層中都有極大的影響。明末大名士張岱自制墓文,便以被陳繼儒稱做“小友”為榮。《柳南續筆》列舉了一件事情:

崇禎初,華亭錢龍錫以相召,過辭陳眉公。眉公從容言曰:“拔一毛而利天下。”龍錫莫知所謂。入都,則總督袁崇煥以誅島帥毛文龍為請。龍錫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報袁,令速誅之。未幾,邊事益壞,上大以誅毛為悔,袁論磔,而錢以檻車徵,幾不免。或曰:“士大夫謁眉公者,必強令贈言,不得則不歡。眉公一再讓,後則緩頰,不暇計當否矣。”

如果此事屬實,陳繼儒顯然是針對當日官場腐敗而提出的告誡,希望作為大學士的錢龍錫在牟求私利的同時,幹些拔一毛而利天下的好事,而不要“一毛不拔”。錢龍錫則將陳繼儒的告誡視為讖語。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都可見陳繼儒在士大夫中的地位,所以朱彝尊說陳繼儒“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守令之臧否,由夫片言,詩文之佳惡,冀其一顧”,攪動了整個明朝社會。以如此的身份和影響對文學作品進行評點,自然使作品身價倍增,書商假託或冒名,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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