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地图
今天打开社交媒体，发现“上海法租界”这个词突然很火，我想有必要讲讲上海法租界是怎么回事了。熟知上海滩故事的人都知道，在旧中国的上海滩有个法租界，大流氓黄金荣就是依附于法租界巡捕房发迹的，电视剧里的冯敬尧也是法租界卵翼下的流氓头子。
但是，上海法租界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大多数人是不清楚的。法租界的历史要从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谈起。1844年8月14日，法国公使拉萼尼挟兵舰8艘抵达澳门，开始与清廷展开交涉，以求签订有关五口通商之后中法贸易关系条款细则。
直至10月24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和法国公使拉萼尼分别代表中法两国政府在广州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船“阿吉默特”号上签订了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因该条约在黄埔签订，亦称《黄埔条约》。在这个条约的第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带往中国之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市埠地方居住、贸易，平安无碍，常川不辍”。在条约第二十二款中，有更进一步的细则规定：
凡佛兰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地方官会同领事官，酌议定佛兰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处，彼此在事人务须按照地方价值定议。中国官阻止内地民人高抬租值，佛兰西领事官亦谨防本国人强压迫受租值。在五口地方，凡佛兰西人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俾佛兰西人相宜获益。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中法《黄埔条约》
中法《黄埔条约》是日后上海法租界产生的法理依据，但是法租界的真正建立则是数年之后的事情了。1847年1月，法国政府任命敏体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Montigny，1805年－1868年）出任首任法国驻上海领事。
1848年1月25日，敏体尼才到达上海，而当时“英国国旗已经在英国驻沪领事馆上空飘扬了三年多了，英租界诞生也已经两年了。”当时，敏体尼只能向在上海的天主教主教赵方济租借了洋泾浜和上海县城之间的一处房屋（今四川南路）为领事馆。
19世纪中叶的上海，经济尚没有起飞，法国商人也没有在此经营贸易。当时在上海的侨民，基本上都是宗教人士，聚居于西郊的徐家汇。徐家汇得名于晚明名人徐光启，今日已是寸土寸金的繁华之区，而在当时尚属荒凉。据当时来华法国人描述，这里“到处都是坟墩，低矮肮脏的茅屋，其实是竹子和干泥搭成的破棚子”。
1848年7月底，一个在广州经营小规模钟表和酒类生意的法国商人雷米向领事敏体尼致函，要求购买土地。因而，敏体尼据此正式向清朝上海道台提出租界要求，其依据自然还是《黄埔条约》的相关条款。
当时的上海道台吴健彰是一个有着相对丰富涉外经验，兼具买办和官僚双重身份的人物。对于敏体尼的要求，吴建彰先是以复杂程序为由加以拖延。在敏体尼一再的坚持下，吴建彰又在即将卸任之际，提出从英租界内划出一部分供法国人租借，建议“贵领事应先征得英国领事”的同意。
吴建彰的目的自然是为法国人租地制造麻烦，甚至挑起英法领事争执。对此，敏体尼自然不会同意，照会吴建彰称“我大而强的法国是按条约规定向中国的天子租地，并非向大英国租地”。
吴健彰
吴建彰之后，满人麟桂出任上海道，他在租界问题上比其前任更加倾向于妥协，不仅是法租界开辟问题，也包括英租界拓展的问题。到1849年4月6日，法国驻沪领事敏体尼终于和清朝道台麟桂议定，在“南至城河，北至洋泾浜，西至关帝庙诸家桥，东至广东会馆沿河至洋泾浜东角，注明界址”，即当时的上海县城北郊，上海英租界和县城之间，三面都沿着可航行的水路，面积986亩的狭长地段开辟上海法租界。
在上海开埠之前，日后被圈定为法租界的这这块地方河沟纵横交错，坟墓遍野，一片脏乱、潮湿的郊野景象。据当时来上海的外国人记载，“英租界和上海县城城墙之间的一段地区，尤其泥泞，在黄浦江边“满是污泥的斜坡上有一些受水侵蚀、破烂不堪的房子”。“每年大潮讯的时候，潮水把河里的淤泥带到这块低洼的土地上。它的整个外貌像一个城市的郊区，阴沉、肮脏，······”。
这986亩的土地就是近代上海法租界的开始，租界条款同时规定“倘若地方不够，日后再议别地”，这就为日后法租界的扩张埋下了伏笔。
1853年的小刀会起事，破坏了清廷在淞沪地区的统治秩序，也冲击了租界。随着冲突升级，上海县城为小刀会占领，大批中国难民“不断地像潮水般地逃到两个租界上来”，洋泾浜北边的中国居民原先只有五百人左右，而在上海县城失守之后，“已经剧增到两万以上”。
难民的涌入，打破了租界“华洋分居”的格局，同时也抬高了租界的地租、房租。上海租界，包括法租界的洋人们几乎都投身于地产投机之中，“所有的人都投入这个投机事业里去，并且都从中赚了钱，上海泡在黄金里”。
相较于租界建立之初，这一时期，伴随着洋商狂热租地，也是法租界城市空间初步成型期，“坟墓、沼泽、池塘不见了，棋盘式路网取而代之。”值得一提的是，1857年法租界成立了市政行政管理机构——道路管理委员会，筑路、修桥等市政工程得以有序实施，“它还阔气地装上了煤油路灯”。
小刀会起义
截至1858年，法租界已辟筑了十条道路，已覆盖了西至北门路，南达城墙和舟山路，东到黄浦江，北至洋泾浜的范围。这一时期形成的路网结构初步奠定了法租界城市空间的基础，之后的五年基本是这一结构的外延。
由于太平天国战乱，逃难的人大量涌入租界，诱发了房地产商机，“据说中国难民多的不计其数，得给他们房子住”，这样“西人于是大营建筑的投机，以最迅速的工程，最简陋的材料，就空地兴建大批房屋，以供给华人居住”，“大家都赶着造房子，适合当地人习惯的房子象耍魔术般地一片片建造起来”。
到了1860年时，“法租界人口日渐增多，地产的投机狂热，促使租界逐向东西两方推广”。1860年，法国驻沪领事爱棠以皇家邮船公司向法领事租地却又无地可租为由，向清朝上海地方当局提出扩界要求，“将本国所有已定租界加与广阔”。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谈判，1861年法租界实现第一次扩界。
随着租界的初步拓展，现代化的市政管理机构渐次成立，1862年4月，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会成立，宣称“为谋求法租界内秩序、安全和公共福利”。公董局与英租界内的工部局类似，是在法租界内的法国工商资本家的自治市政机构，当然也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
1862年6月4日，公董局董事会首先宣布延长或者开辟五条交通干道。1863年，公董局决定动手填平四明公所附近的沟渠和水潭，同时还决定在其北面修筑一条和公馆马路平行的新马路，然后把神父路延长至县城的城河浜。1860年至1865年，法租界的建成区向南扩展至舟山路至小东门一带，向西扩展至新桥路一带。
法租界巡捕房
1900年，在“东南互保”的背景下，法租界实现了第二次扩张。1899年6月，法国总领事白藻泰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所派代表议定法租界新界址：北至北长浜(今延安东路西段、延安中路东段)，西至顾家宅关帝庙(今重庆中路、重庆南路北段)，南至丁公桥、晏公庙、打铁浜(今方浜西路、西门路、顺昌路、太仓路)，东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1900年1月 27日，上海道台余联沅颁布告示，承认上述法租界界至，新拓展面积达1075亩，法租界的面积扩展了接近一倍，总共达2135亩。
1914年开始，法租界进一步大幅扩张，进而成立法新租界。1920年以后，法租界新区的道路网络在早期越界筑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密。至1920年，霞飞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福开森路、巨籁达路、杜美路、善钟路、毕勋路、古拔路、祁齐路、辣斐德路等路段，逐步铺设了下水道、供水管、供气管等基础设施。随着市政建设的进步，到20世纪20年代，法租界，尤其是新法租界已经发展成上海最好、最高级的住宅区。
不可否认，包括上海法租界在内的近代中国境内的租界是传播现代文明的窗口。但是，归根结底，租界的存在是中国主权沦丧的体现，它们享受着“国中之国”的非法特权，凌驾于中国法律制度之上。
上海的法租界历经晚清民国，一直存在，直到1940年代才发生变化。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成立。为了欺骗人民和世界舆论，在日本的支持下，汪伪政府展开了所谓的去殖民化运动，其中包括废除治外法权、接受日本交还日租界、收回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
汪精卫
1943年1月9日，日汪签署“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条约后，汪伪政府在日本军部支持下，数度与法国维希傀儡政府驻华代表“往返磋商”，终于迫使法国维希政府“自动”发表声明，表示将“撤废”在华治外法权，“交还”北京使馆区、上海及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以及上海、天津、汉口、广州专管租界。7月22日，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法国维希政府驻南京大使馆参事柏颂斯互换照会，确认法国维琪政府“放弃”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
1943年7月22日，汪伪政府与法国维希政府签署了《关于法国交还上海法国专管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7月30日，汪伪政府任命上海市长陈公博为“接收”委员，主持上海法租界的“收交”仪式，并在该地改设第8区公署和第3警察局，由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任首脑，归并汪伪政府的上海市政府管辖。
紧接着，汪伪政府开始废除法租界中各种“洋地名”，譬如原法租界中的“福开森路”就被改为“武康路”，“毕勋路”改名为“汾阳路”······。这一切看上去充满民族主义的正名运动，却是一个汉奸政府的操作。至此，存在近100年的上海法租界走到了历史的尽头，然而上海的半殖民地地位并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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