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地圖
今天打開社交媒體，發現“上海法租界”這個詞突然很火，我想有必要講講上海法租界是怎麼回事了。熟知上海灘故事的人都知道，在舊中國的上海灘有個法租界，大流氓黃金榮就是依附於法租界巡捕房發跡的，電視劇裡的馮敬堯也是法租界卵翼下的流氓頭子。
但是，上海法租界究竟是怎麼產生的，大多數人是不清楚的。法租界的歷史要從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的第一批不平等條約談起。1844年8月14日，法國公使拉萼尼挾兵艦8艘抵達澳門，開始與清廷展開交涉，以求籤訂有關五口通商之後中法貿易關係條款細則。
直至10月24日，清朝欽差大臣耆英和法國公使拉萼尼分別代表中法兩國政府在廣州黃埔的一艘法國兵船“阿吉默特”號上籤訂了中法《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因該條約在黃埔簽訂，亦稱《黃埔條約》。在這個條約的第二款中規定法國人“可帶往中國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市埠地方居住、貿易，平安無礙，常川不輟”。在條約第二十二款中，有更進一步的細則規定：
凡佛蘭西人按照第二款至五口地方居住，無論人數多寡，聽其租賃房屋及行棧貯貨，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蘭西人亦一體可以建造禮拜堂、醫人院、周急院、學房、墳地各項，地方官會同領事官，酌議定佛蘭西人宜居住、宜建造之地。凡地租、房租多寡之處，彼此在事人務須按照地方價值定議。中國官阻止內地民人高抬租值，佛蘭西領事官亦謹防本國人強壓迫受租值。在五口地方，凡佛蘭西人房屋間數、地段寬廣不必議立限制，俾佛蘭西人相宜獲益。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
中法《黃埔條約》
中法《黃埔條約》是日後上海法租界產生的法理依據，但是法租界的真正建立則是數年之後的事情了。1847年1月，法國政府任命敏體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Montigny，1805年－1868年）出任首任法國駐上海領事。
1848年1月25日，敏體尼才到達上海，而當時“英國國旗已經在英國駐滬領事館上空飄揚了三年多了，英租界誕生也已經兩年了。”當時，敏體尼只能向在上海的天主教主教趙方濟租借了洋涇浜和上海縣城之間的一處房屋（今四川南路）為領事館。
19世紀中葉的上海，經濟尚沒有起飛，法國商人也沒有在此經營貿易。當時在上海的僑民，基本上都是宗教人士，聚居於西郊的徐家彙。徐家彙得名於晚明名人徐光啟，今日已是寸土寸金的繁華之區，而在當時尚屬荒涼。據當時來華法國人描述，這裡“到處都是墳墩，低矮骯髒的茅屋，其實是竹子和幹泥搭成的破棚子”。
1848年7月底，一個在廣州經營小規模鐘錶和酒類生意的法國商人雷米向領事敏體尼致函，要求購買土地。因而，敏體尼據此正式向清朝上海道臺提出租界要求，其依據自然還是《黃埔條約》的相關條款。
當時的上海道臺吳健彰是一個有著相對豐富涉外經驗，兼具買辦和官僚雙重身份的人物。對於敏體尼的要求，吳建彰先是以複雜程序為由加以拖延。在敏體尼一再的堅持下，吳建彰又在即將卸任之際，提出從英租界內劃出一部分供法國人租借，建議“貴領事應先徵得英國領事”的同意。
吳建彰的目的自然是為法國人租地製造麻煩，甚至挑起英法領事爭執。對此，敏體尼自然不會同意，照會吳建彰稱“我大而強的法國是按條約規定向中國的天子租地，並非向大英國租地”。
吳健彰
吳建彰之後，滿人麟桂出任上海道，他在租界問題上比其前任更加傾向於妥協，不僅是法租界開闢問題，也包括英租界拓展的問題。到1849年4月6日，法國駐滬領事敏體尼終於和清朝道臺麟桂議定，在“南至城河，北至洋涇浜，西至關帝廟諸家橋，東至廣東會館沿河至洋涇浜東角，註明界址”，即當時的上海縣城北郊，上海英租界和縣城之間，三面都沿著可航行的水路，面積986畝的狹長地段開闢上海法租界。
在上海開埠之前，日後被圈定為法租界的這這塊地方河溝縱橫交錯，墳墓遍野，一片髒亂、潮溼的郊野景象。據當時來上海的外國人記載，“英租界和上海縣城城牆之間的一段地區，尤其泥濘，在黃浦江邊“滿是汙泥的斜坡上有一些受水侵蝕、破爛不堪的房子”。“每年大潮訊的時候，潮水把河裡的淤泥帶到這塊低窪的土地上。它的整個外貌像一個城市的郊區，陰沉、骯髒，······”。
這986畝的土地就是近代上海法租界的開始，租界條款同時規定“倘若地方不夠，日後再議別地”，這就為日後法租界的擴張埋下了伏筆。
1853年的小刀會起事，破壞了清廷在淞滬地區的統治秩序，也衝擊了租界。隨著衝突升級，上海縣城為小刀會佔領，大批中國難民“不斷地像潮水般地逃到兩個租界上來”，洋涇浜北邊的中國居民原先只有五百人左右，而在上海縣城失守之後，“已經劇增到兩萬以上”。
難民的湧入，打破了租界“華洋分居”的格局，同時也抬高了租界的地租、房租。上海租界，包括法租界的洋人們幾乎都投身於地產投機之中，“所有的人都投入這個投機事業裡去，並且都從中賺了錢，上海泡在黃金裡”。
相較於租界建立之初，這一時期，伴隨著洋商狂熱租地，也是法租界城市空間初步成型期，“墳墓、沼澤、池塘不見了，棋盤式路網取而代之。”值得一提的是，1857年法租界成立了市政行政管理機構——道路管理委員會，築路、修橋等市政工程得以有序實施，“它還闊氣地裝上了煤油路燈”。
小刀會起義
截至1858年，法租界已闢築了十條道路，已覆蓋了西至北門路，南達城牆和舟山路，東到黃浦江，北至洋涇浜的範圍。這一時期形成的路網結構初步奠定了法租界城市空間的基礎，之後的五年基本是這一結構的外延。
由於太平天國戰亂，逃難的人大量湧入租界，誘發了房地產商機，“據說中國難民多的不計其數，得給他們房子住”，這樣“西人於是大營建築的投機，以最迅速的工程，最簡陋的材料，就空地興建大批房屋，以供給華人居住”，“大家都趕著造房子，適合當地人習慣的房子象耍魔術般地一片片建造起來”。
到了1860年時，“法租界人口日漸增多，地產的投機狂熱，促使租界逐向東西兩方推廣”。1860年，法國駐滬領事愛棠以皇家郵船公司向法領事租地卻又無地可租為由，向清朝上海地方當局提出擴界要求，“將本國所有已定租界加與廣闊”。經過很長一段時間談判，1861年法租界實現第一次擴界。
隨著租界的初步拓展，現代化的市政管理機構漸次成立，1862年4月，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會成立，宣稱“為謀求法租界內秩序、安全和公共福利”。公董局與英租界內的工部局類似，是在法租界內的法國工商資本家的自治市政機構，當然也是對中國主權的侵害。
1862年6月4日，公董局董事會首先宣佈延長或者開闢五條交通幹道。1863年，公董局決定動手填平四明公所附近的溝渠和水潭，同時還決定在其北面修築一條和公館馬路平行的新馬路，然後把神父路延長至縣城的城河浜。1860年至1865年，法租界的建成區向南擴展至舟山路至小東門一帶，向西擴展至新橋路一帶。
法租界巡捕房
1900年，在“東南互保”的背景下，法租界實現了第二次擴張。1899年6月，法國總領事白藻泰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所派代表議定法租界新界址：北至北長浜(今延安東路西段、延安中路東段)，西至顧家宅關帝廟(今重慶中路、重慶南路北段)，南至丁公橋、晏公廟、打鐵浜(今方浜西路、西門路、順昌路、太倉路)，東至城河浜(今人民路西段)。1900年1月 27日，上海道臺餘聯沅頒佈告示，承認上述法租界界至，新拓展面積達1075畝，法租界的面積擴展了接近一倍，總共達2135畝。
1914年開始，法租界進一步大幅擴張，進而成立法新租界。1920年以後，法租界新區的道路網絡在早期越界築路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密。至1920年，霞飛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福開森路、巨籟達路、杜美路、善鍾路、畢勳路、古拔路、祁齊路、辣斐德路等路段，逐步鋪設了下水道、供水管、供氣管等基礎設施。隨著市政建設的進步，到20世紀20年代，法租界，尤其是新法租界已經發展成上海最好、最高級的住宅區。
不可否認，包括上海法租界在內的近代中國境內的租界是傳播現代文明的窗口。但是，歸根結底，租界的存在是中國主權淪喪的體現，它們享受著“國中之國”的非法特權，凌駕於中國法律制度之上。
上海的法租界歷經晚清民國，一直存在，直到1940年代才發生變化。1940年3月，汪精衛的偽國民政府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卵翼之下成立。為了欺騙人民和世界輿論，在日本的支持下，汪偽政府展開了所謂的去殖民化運動，其中包括廢除治外法權、接受日本交還日租界、收回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等。
汪精衛
1943年1月9日，日汪簽署“交還”租界和“撤廢”治外法權條約後，汪偽政府在日本軍部支持下，數度與法國維希傀儡政府駐華代表“往返磋商”，終於迫使法國維希政府“自動”發表聲明，表示將“撤廢”在華治外法權，“交還”北京使館區、上海及廈門鼓浪嶼公共租界，以及上海、天津、漢口、廣州專管租界。7月22日，汪偽外交部長褚民誼與法國維希政府駐南京大使館參事柏頌斯互換照會，確認法國維琪政府“放棄”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權。
1943年7月22日，汪偽政府與法國維希政府簽署了《關於法國交還上海法國專管租界實施細目條款》及《附屬瞭解事項》。7月30日，汪偽政府任命上海市長陳公博為“接收”委員，主持上海法租界的“收交”儀式，並在該地改設第8區公署和第3警察局，由汪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兼任首腦，歸併汪偽政府的上海市政府管轄。
緊接著，汪偽政府開始廢除法租界中各種“洋地名”，譬如原法租界中的“福開森路”就被改為“武康路”，“畢勳路”改名為“汾陽路”······。這一切看上去充滿民族主義的正名運動，卻是一個漢奸政府的操作。至此，存在近100年的上海法租界走到了歷史的盡頭，然而上海的半殖民地地位並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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