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勤政廉政，怎麼會落得個亡國上吊的下場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被“憤青”現象所綁架。
老天爺曾給崇禎四次機會，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必上吊，不用當大明的末代皇帝，甚至有可能成為復興王朝的英雄。但是，“憤青”們把他和明朝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機會是封后金（清）首領為王。在與明王朝不斷周旋過程中，努爾哈赤一直希望明廷封其為王，以號令東北各少數民族。皇太極的實力雖比父親努爾哈赤時大為增強，但一直希望同明保持友好，發展貿易。
即使是在攻明戰爭屢次勝利時，他在議和文書上也低明皇帝一字書寫，並接受了明廷要其尊明正朔、取消“偽號”的要求，在尚未達成議和協議之時，不書天聰年號只寫干支。當其羽翼已豐，多次攻入內地，明朝已無法招架之時，他仍然多次發佈告示說，願與明友好、議和。其實，封王的做法在明朝並非無先例，但這樣做明朝需要付出代價，即承認後金（清）實體的存在，劃出地區供其統治。
這雖然損害了明統治者的威望，卻可以平息戰火，安定遼東，國家減輕困擾，而保持明朝“天朝大國”的地位不變。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嗣昌就曾在上疏中指出：“我朝撫賞為弱敵之第一策”，是為國家“久遠真切之計”。無奈滿朝文武之中，持這種見解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不敢公開說出來。
第二次機會是與清軍議和，分界而治。松錦失守之後，崇禎便想和清軍議和，以便專心對付李自成起義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皇帝籌劃講和。皇太極曾主張分界而治，提出“兩國和好宜先議定疆界”。
皇太極熱情接待了馬紹愉等明朝來使，給予他們優厚的賞賜，經過半個多月的談判磋商後，崇禎十五年(1642年)農曆六月三日，在馬紹愉等人離開盛京時，皇太極派官將他們送到十五里之外設宴餞別，並命軍士將使團護送到明朝控制的連山（今遼寧省葫蘆島市連山區）境內。
皇太極給崇禎皇帝寫了一封長信，托馬紹愉轉呈。信中追溯了後金（清）與明朝開戰的歷史淵源後，又談到儘管清兵已處勝勢，但仍願議和通好。
這封信的內容後來被收入《清太宗實錄》得以保存。從行文看，皇太極態度比較謙恭，一番客套話後，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停戰四項條件，字裡行間完全沒有威脅的意味。
儘管如此，皇太極對明朝的誠意並沒有信心，他在信的末尾發出了最後通牒：“若不願和好，再勿遣使致書……約九月不至則治兵。”言外之意，和談一旦無望，只有兵戎相見了。
不料，當馬紹愉返回京師，將議和的情況寫成書面材料呈送給他的頂頭上司、兵部尚書陳新甲後，陳新甲因為著急上朝議事，將信件隨手放在几案之上，他的書童誤以為是“塘報”（朝廷抄送諸臣的報告，上登一般的上諭與奏章——筆者注），未請示陳新甲就拿出去交給各部門傳抄。
這一下可惹了大禍，本來是保密的議和經過，一下子被群臣百官閱覽，朝野為之譁然，很多大臣紛紛上書彈劾陳新甲貪生怕死、妥協求全、私定議和條款。崇禎皇帝極為憤怒，起初他還想袒護陳新甲，對他的大意洩密沒有追究，還將大臣們的奏疏壓下不發，希望不了了之。
但過了不久，輿論鼎沸，難以平息，迫於壓力，一向以中興君主自居的崇禎皇帝在思想上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的內心不願意給別人留下一個無法應付時局、向“蠻夷”低頭的印象，感到議和是自己的恥辱，於是將責任一股腦兒地推給陳新甲，降旨責令陳悔過。
實際上，崇禎皇帝很信賴和賞識陳新甲，這個處分完全是為了平息朝廷中的輿論，就處罰來看，是十分輕的。事到如此，雖然議和之事已不能再提，但陳新甲若能識時務明哲自保，還是可以保全性命和官位的。然而陳新甲明顯不夠老練，他覺得議和自始至終都是在皇帝指示下進行的，自己並沒有在其中增添額外內容，便有恃無恐，不但“不引罪，反而自詡其功”，更引用皇帝給自己寫的敕諭中的話語為自己標榜。陳新甲的言行終於使崇禎皇帝惱羞成怒，下令將陳新甲處死。
崇禎帝這樣做雖然保全了面子，卻又一次關上了本是由他授意打開的議和大門。一次本來很有成效的議和，一次可以改寫歷史的救國良機，表面上是因為崇禎皇帝死要帝王的面子和陳新甲的不謹慎導致最終草草收場，實質上是朝廷內外為“憤青”的思維定式和輿論所綁架。
李自成直搗金鑾殿之後，那些政治堅定的部長們第二天就排隊去請求安排工作。
第三次機會是遷都。李自成大軍挺進山西，兩個月就可攻進北京，形勢瞬息萬變。大臣李明睿建議南遷，他認為，只要向南進行戰略轉移，就能緩過氣來。當年宋高宗趙構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榮富庶的南宋，趙家天下又延續了150多年。
大明的條件比那時強多了，地方大物產豐富，關鍵是祖宗當年遷都北京時，設南京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在。李明睿敦促：只要您下決心南下，東山或可再起，大明中興有望。沿途的河北、山東、江蘇的情況目前還不錯，安全不是問題。
總之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儘快動身為好。誰知，宰相陳演反對南遷，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揚揚，謠言四起，人心大亂。他還指使人上奏章，攻擊南遷是別有用心，是“邪說”，要求嚴肅處理李明睿。
絕大多數官員和“憤青”們站在一起堅決反對南遷，為什麼呢？
因為士大夫階層長期被正統教育洗腦，堅信撤退可恥，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加上如果南遷，官員們的美宅良田不可能帶走，丟了北京還不知便宜誰。最要害的問題在於，南遷之後，南北兩個政府一合併，肯定要裁員，官員們思量的是：俺的位子還有沒有、好不好？
官員們唱高調唱了一個多月，李自成大軍此時已攻下了居庸關和昌平，北京危殆。崇禎終於忍不住了，毅然決斷：“不管他們了，這事我說了算，咱們立刻南遷！”李明睿嘆口氣：“來不及了，沿途我軍都被打散了，北京城連只蒼蠅都飛不出。”
第四次機會是與李自成議和。李自成本是個苦力出身的粗人，並不具備政治家的戰略眼光，對迅速的勝利毫無思想準備，也不太清楚進了北京意味著什麼。
三月十七日都打到今北京城的復興門一帶了，他居然在次日上午給崇禎寫信，要求割讓西北一帶給他，西北實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報告工作；朝廷撥付100萬銀兩慰問金給他，他替朝廷打擊敵對勢力，包括虎視眈眈的東北清軍。
然而大臣們個個慷慨陳詞，調子一個比一個高，要與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禮，根本不在明朝最後一次御前會議的議題之內。崇禎本想乘著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從安定門、朝陽門到前門，沒有一個門為他打開。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獨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後僅3個小時，李自成拍馬直搗金鑾殿。
那些政治堅定、慷慨激昂的部長們血戰到底了嗎？第二天他們就去李自成辦公室外，排隊請求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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