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朱由檢在位17年，勤政治國，欲挽狂瀾於既倒，但是他生不逢時，終成亡國之君，不由讓後人感嘆。
紫禁城
天啟七年（1627）八月，玩了一輩子木工活的明熹宗朱由校病逝。臨終前，遺命信王朱由檢繼承大統，改年號為崇禎，史稱明思宗朱由檢為崇禎帝。
崇禎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為複雜的一個。
在他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
當然，複雜性格的背後，是複雜的政治形勢。
農民大起義、後金軍隊的入侵、災荒、朝廷黨爭……
任何一個選項，都是當政者頭痛不已的難題。
處理這樣的難題，成功或者失誤都屬於正常。
李自成起義軍
初登帝位的明思宗朱由檢嶄露頭角，談笑間剷除了權傾天下的魏忠賢閹黨集團，顯示了他敢作敢為的性格，也反映出他具有相當的謀略和耐力，給已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帶來了中興的希望，但是隨後的一系列的錯誤卻埋葬了他實現中興的夢想。
此時的大明王朝已積重難返：外有後金步步緊逼，內有流民起義愈演愈烈，而朝廷上黨爭不絕……
面對危機四伏的政局，崇禎則是勤於政務，事必躬親，經常召對大臣，探求治國方策……
曾有人作了一個統計，稱朱由檢平均每天只睡兩個時辰，可謂是明朝最勤政的皇帝。
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崇禎求治心切，急於求成，很想有所作為。
為了改變前朝怠政、昏庸的政治局面，崇禎採取一系列措施：
平反冤獄，給楊漣、左光斗等大批遭受閹黨迫害的人平反昭雪，起用天啟年間許多被罷黜的官員；
全面考核官員，禁止朋黨，力戒廷臣結交宦官；
整飭邊政，任用被百姓稱為“袁長城”的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尚方寶劍，託付其收復全遼的重任。
這些做法，使崇禎朝政局與前朝相比有了明顯改觀，令朝野士民刮目相看，朱由檢也被人視為“明君”。
崇禎皇帝畫像
但由於崇禎在童年和少年時代，無法享受到常人能有的父母之愛、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親歷了“紅丸案”和“移宮案”等駭人聽聞的政治陰謀，使他養成了急躁偏狹、敏感多疑、剛愎自用的性格，這些在他性格缺點施政過程中產生了嚴重的消極作用，使他在執政中屢鑄大錯。
當時明朝最大的敵人還是東北的後金，即後來的滿清政權。
但在與後金戰爭的緊要關頭，崇禎心急、多疑的致命弱點，使他中了多謀善斷的愛新覺羅·皇太極的反間計，冤殺了一代名將袁崇煥，使遼東防衛幾近崩潰。
明朝失去了唯一的東北屏障，八旗軍隊得以馳騁東北大地，如人無人之境。
後金軍隊
崇禎，心急、多疑的性格不僅表現在擅殺大將，自毀長城，而表現在對朝中大臣的不信任、不滿意。
敏感多疑的崇禎更是頻繁地更換官員，其更換官員之繁也是前所未有的。
據後人統計，崇禎檢當了17年皇帝，先後任用了50位宰相，17位刑部尚書，其變換之快，真是讓人嘖舌。
而這當中任期較長的兩人，分別是溫體仁和周延儒，卻被列入《明史》中的奸臣傳。
總共17年間，被殺的大學士有兩人，被譴戍的大學士也有兩人，即錢龍錫、劉鴻訓。
在六部尚書中，刑部尚書換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貞被處死，韓繼思、鄭三俊、劉之鳳、李覺斯、徐石麒等先後下獄，獄中瘐死2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終。
作為皇帝最親信的大臣，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尚書輕易落到這樣的下場，實在令大臣們寒心。
而地方督撫中，總督中被誅者7人：鄭崇儉、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範志完、趙光忭；
巡撫被戮者11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衝、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另外還有河南巡撫李仙鳳被逮自殺。
這些大臣，都是應對遼東戰事和平息農民起義的將領，他們動輒遭罪被殺，也難怪崇禎在軍事上會一敗塗地了。
崇禎皇帝劇照
對於言官，崇禎也是非常嚴厲的。
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十一月，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上疏言官場貪汙之風甚盛。
當然，韓一良只是為了在領導面前留下好印象，並不明指誰人貪汙，誰人受賄，韓一良還沒有傻到要幹得罪人的事。
但是，崇禎可不這樣想，非要韓一良指名道姓，說出到底是誰來。韓一良只好推脫說是“風聞”。
崇禎不禁大怒：“難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內指名來。”
按崇禎的意思，既然言官忠心為國，就要敢於破除情面。
韓一良無奈只好找一些已經有議論的官員來搪塞。
但是，較真的崇禎豈肯放過韓一良，對韓一良疏中“臣兩月內辭卻書帕已五百金”糾纏不休，非要韓一良說出500兩銀子是哪些人送的。
這時，韓一良再不肯說。
於是，韓一良被革職為民。
僅僅數月之間，從表彰到革職，還算敢言的韓一良卻得到這樣的對待。
在晚明社會中，官場中的弊端自然不少。相互間送書帕（書儀）是極正常的事。
崇禎希望一舉之間杜絕這種社會風氣，卻又著意在懲罰官員，這樣官員們最終只是互相袒護，不敢再說真話了。
這也充分體現了明思宗朱由檢急於求治的急躁心理。
崇禎皇帝劇照
皇帝督責越嚴，臣下越不敢擔當；皇帝焦勞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
晚明著名的學者劉宗周就在批評明思宗朱由檢的奏疏中這樣說：“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釀為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為壅蔽。”
不信任臣工的崇禎，最後又走上寵信宦官的老路。
剛愎自用的崇禎不得不再次重用宦官，並給予宦官行使監軍和提督京營大權。
於是，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鎮，凌駕於地方督撫之上。後來甚至讓宦官總理戶、工二部，將戶、工二部尚書擱置一旁，致使宦官權力日益膨脹，統治集團矛盾日益加劇。
無奈之中，崇禎不斷反省，四下罪己詔，減膳撤樂，又在宮中設壇，祈求上天降福消災。
在對天帝及各類神仙失望之餘，崇禎甚至一度對天主教產生興趣，召外國傳教士入宮講解教義。
但這一切已經無法挽救大明王朝的危亡。
孟子說，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國與役處。
就是說，一個亡國的君主總是將他的臣民視為奴役。崇禎恰恰正是這麼一個人。
雖說在明代君主高度專權的政治環境中，皇帝是不可能以“師、友”的態度來對待臣民的。但是，崇禎對於大臣的態度，其嚴峻和刻薄已經超出想像。
作為一個自律甚嚴、急於求成的皇帝，總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長期以來政府的陋習。
陝嗣宗曾上疏崇禎說:"日趨於紛苛而不自知”。
一個過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難出現敢於擔當的大臣的。
所以，倒是無為而治的明孝宗、明穆宗時代名臣輩出。
無怪乎後代歷史學家常感嘆崇禎朝“有君而無臣”。
一個勤政、自律、立志有為的崇禎皇帝朱由檢無奈成為亡國之君，固然使人同情；
然而，朱由檢因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馭下之嚴，卻也加速了明王朝覆亡。
明亡是崇禎的個人悲劇，亦是他性格的悲劇！
崇禎皇帝殉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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