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明王朝的最後一位皇帝朱由檢懷著無限的怨恨與遺憾，自縊於煤山的一顆歪脖樹，統治中國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此覆滅。
與歷史上其他亡國之君不同的是，崇禎帝並不是那種荒淫無道、懶惰成性之君。相反，他很想有一番作為，他“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完全是一派明君的做法，但就是這樣一位君主偏偏成為了亡國之君。幾百年過去了，仍然有很多人對崇禎帝充滿同情與悲憫之心，他們將崇禎帝的悲劇歸結於生不逢時，他們認為崇禎帝接手時的大明王朝是一個亂攤子。《明史》對其更是給予高度評價：
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
就連李自成對其評價也是“君非甚暗”。客觀的來說，明朝的滅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導致的，但崇禎帝作為“第一負責人”對明朝的滅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筆者今天就崇禎皇帝的性格缺陷導致的決策失誤與大家學習交流。
猜疑心重，急功近利
俗話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崇禎帝卻偏偏犯了這個大忌。崇禎帝的猜疑心主要體現在對武將的極度不信任。崇禎帝在罷內監不久之後，又重新啟用了內監，畢竟只有這群人才能讓生性多疑的崇禎帝放心。自崇禎二年四月任用曹化淳提督南京織坊開始，此後又派太監王應朝監視京城的軍隊，派太監馮元升去核實各路軍隊的人數，據此統計的人數讓戶部發放軍餉，又派太監呂直去代替崇禎慰問犒勞眾將士，最讓人想不到的是認命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到了崇禎四年乾脆恢復了太監監軍制度，派往邊鎮的叫“監視”，派往內地的叫“監軍”，並且賦予他們極大的權力，位在督撫之上。崇禎還暗中派廠衛人員去監視軍隊。試想一下，一群什麼都不懂的太監去負責軍隊，統軍的將領們能心悅誠服地聽命於他們瞎指揮嗎？在這種情況下，統軍的將領感受到的是皇帝對他們的極度不信任，他們缺乏最起碼的安全感，哪裡還有心情為崇禎賣命打仗？於是軍隊與皇權之間埋下了離心離德的禍根。
袁崇煥的悲劇更是將崇禎帝的猜忌心表現的淋漓盡致。崇禎帝以袁崇煥“咐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及至城下，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 ”的罪名將其打入大牢，而後凌遲處死。雖說這些罪名都成立，但崇禎帝真正害怕的不是這些罪名，而是害怕袁崇煥通敵。在己巳之變後，皇太極故意放風“袁巡撫有密約”，兵困京城是為了迫使朝廷同意袁與後金的和談。同時，有意讓“獲明太監二人”偷聽到袁崇煥與皇太極私下交易，放他們逃回去“詳奏明帝”。這對於一向猜忌心重的崇禎帝來說足以要了袁崇煥的命。“自崇煥死，邊事更加無人”，加之遼東守將祖大壽等人害怕走上袁崇煥的老路，擔心哪天崇禎帝心情不好就把他們給辦了，於是紛紛投降皇太極。至此，後金兵所到之處“如入無人之境了”。《劍橋中國明代史》稱：
“他( 崇禎 )相信了謠言於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殺了他最有才能的將領袁崇煥。”很多人認為崇禎帝殺袁崇煥是自毀長城，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崇禎帝的猜疑心與急功近利合而為一，主要體現在內閣成員的頻繁更換。崇禎在位十七年，共用過五十多位內閣成員，要知道終明一朝，內閣成員一共才一百六十多位。自秦朝以來，國家核心圈子這樣長期、頻繁的更換實屬罕見，在尚屬人治的封建社會，人去必然言空，
因此內閣政策的連續性在崇禎時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上求治頗急 ，召對群臣，多不稱旨，每加謂潔，群臣愈惶諫能對”正是由於崇禎帝急於求治，使文武百官手足無措，不能發揮出他們最真實的才能，當他們達不到崇禎帝的要求時，急於“中興”的崇禎帝必將他們撤職。於是事與願違，崇禎帝的目的沒達到，朝政反而每況愈下。龔煒在 《巢林筆談》中說道: “ 崇禎朝未嘗無仁賢，而信之不專 ，用之不久，則債事之小人日進，而國亡矣”張岱也曾說：“先帝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行於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潮更。耳目之前，尚有一翻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勵哉！”
由此可見，崇禎時期並不是沒有優秀的文武百官，而是崇禎的猜疑心重、急功近利在作祟，將這些國之棟樑扼殺在了搖籃之中。
盲目自信，剛愎自用
崇禎帝十八歲登基時，正是血氣方剛、年輕氣盛的年齡，他雄心壯志，一心想要振興處在風雨飄搖中的大明王朝。
在剷除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之後，崇禎帝自以為大勢已定，以至於他對於自己的能力過於自信，並逐漸變為自負、剛愎自用。一次大臣讚揚崇禎帝，將他比作唐太宗，按理說崇禎帝應該十分高興，但崇禎帝卻說：“唐太宗掃蕩群雄，朕愧無其才。若閨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之矣。”崇禎帝這段話其實是瞧不起唐太宗這位千古一帝的。
當清軍越過長城大舉南下的時候，明軍正在全力以赴的對付國內的起義軍。
崇禎帝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決策中，不顧無數將士用生命換來的有利戰局，不顧孫傳庭等人的極力勸阻，一意孤行的把孫傳庭從“安內”戰場調到“攘外”戰場。讓李自成逃到商洛山，得到了緩氣的機會，多年的剿匪成果到最後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毀於一旦，由於崇禎帝的剛愎自用，他犯的這個戰略錯誤足以讓明朝滅亡。之後由於軍隊糧餉吃緊，崇禎帝決定加派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名義上是“暫累吾民一年”，實際上是常稅，加之地方官的橫徵暴斂，導致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有大臣向崇禎帝建議停止加派三餉，崇禎帝視為耳邊風，執迷不悟，致使百姓餓殍遍野，紛紛逃亡成為流民，最後加入到了農民起義軍之中。崇禎帝的這一舉動與李自成的“迎闖王，不納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如多爾袞所說“前朝弊政，莫如加派，遼餉外又有剿餉、練餉，數倍正供”。
而將崇禎帝剛愎自用的性格體現的淋漓盡致的是周皇后臨死前說的一番話:“臣妾跟從今上18年，陛下沒有聽過妾一句話，以致有今日耳。陛下命妾死，妾怎能不死？”言畢解帶自縊而亡，周皇后與崇禎帝感情和睦、即便如此崇禎帝都不曾聽過她的勸諫。連朱元璋那樣的猛人都還聽馬皇后的勸諫，足見崇禎帝的剛愎自用到了怎樣的地步了。
明朝這艘早已千瘡百孔的戰艦，由崇禎帝這樣的艦長負責，駛向覆滅也是預料之中的。
冷酷無情，沽名釣譽
崇禎帝的冷酷無情主要表現在對官員的殺戮與關押。縱觀崇禎時期，可謂人才濟濟。武官有袁崇煥、洪承疇、孫傳庭等，文官有文震孟、錢謙益、劉宗周等，可謂文能安邦，武可定國。但十分可惜，這些人的下場都很悲慘。據統計，在崇禎統治的十七年間，共誅殺輔臣二人、尚書四人、總督七人、巡撫十一人，被他用嚴酷手段進行關押、毆打、判刑、流放或間接逼死的巡撫和尚書、侍郎都有幾十人，其他侍郎以下的各級官員更是不計其數。據《明史》記載：
“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帝自即位以來，誅總督七人，崇儉及袁崇煥、劉策、楊一鵬、熊文燦、範志完、趙光抃也。”
崇禎後期，被關押在大牢裡的三品以上的官員達145人。雖然有些人是犯了錯被關進去的，但有一部分是由於崇禎身邊的特務打小報告，從而被崇禎帝輕率的逮捕下獄。崇禎帝濫行誅殺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君臣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一向渴望拜相入閣的士大夫，一度將這一職業看作高危職業，因為哪天要是得罪了這個喜怒無常的皇帝，腦袋都得搬家，和做官相比，命還是最重要的。想讓這些官員輔佐崇禎帝完成“中興的偉業”，無異於痴人說夢。
崇禎帝注重所謂的虛名，本應由他承擔的責任，他卻一味的諉過於臣下。面對兩線作戰，崇禎帝清醒的認識到應該先與清軍議和，集中全力對付農民起義軍。於是他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全權主持議和的事情。但因行事不密，被言官所知，於是滿朝譁然。之後書生意氣的士大夫們紛紛上書，痛斥議和，以宋朝類比，將議和者比作秦檜。雖然崇禎帝也知道這些人基本上是空談誤國，但是為了維護其聖明的形象，他不可能會承擔責任，最後只得讓陳新甲來替他承擔責任。“人臣無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新甲私款辱國，當失陷城寨律， 斬”。其實很多人都明白陳新甲是冤死的，沒有崇禎帝的首肯，他敢私自議和嗎？但是面對崇禎帝這樣剛愎自用的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其次，關於南遷之事崇禎帝他希望南遷的動議由大臣首先提出來，然後他自己再做個順水推舟。大臣也知道，一旦他日局勢穩定了，崇禎帝絕對會追究他們棄城南遷的責任。於是大臣們也裝聾作啞，
就在雙方僵持之際，李自成已經將崇禎帝南遷的路線掐斷，使明王朝得以苟延殘喘的最後一線生機破滅。
可見，正是崇禎的性格缺陷讓明朝失去了最後的希望。
結語
談遷在《國榷》中對崇禎的評價可謂一針見血
：“先帝 (崇禎 )之患 ，在於好名而不根於實，名愛民而適痛之，名聽言而適拒之，名亟才而適市之；聰於始 ，愎於終，視舉朝無一人足任者。”幾百年後的今天再來審視這段歷史，崇禎帝雖不是荒淫懶惰的暴君，但是他的性格缺陷最終導致了他不是一位合格的帝王。崇禎帝必須要為大明的滅亡承擔他該承擔的責任，而不是一句“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來為自己開脫，正如龔煒在《巢林筆談》所言 : “ 明懷宗言，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甚矣，其自怒也！”。【1】《明史》
【2】《國榷》
【3】《巢林筆談》
【4】《清史列傳》
【5】《石匱書後集》
【7】《劍橋中國明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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