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怀着无限的怨恨与遗憾，自缢于煤山的一颗歪脖树，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此覆灭。
与历史上其他亡国之君不同的是，崇祯帝并不是那种荒淫无道、懒惰成性之君。相反，他很想有一番作为，他“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完全是一派明君的做法，但就是这样一位君主偏偏成为了亡国之君。几百年过去了，仍然有很多人对崇祯帝充满同情与悲悯之心，他们将崇祯帝的悲剧归结于生不逢时，他们认为崇祯帝接手时的大明王朝是一个乱摊子。《明史》对其更是给予高度评价：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
就连李自成对其评价也是“君非甚暗”。客观的来说，明朝的灭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但崇祯帝作为“第一负责人”对明朝的灭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今天就崇祯皇帝的性格缺陷导致的决策失误与大家学习交流。
猜疑心重，急功近利
俗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而崇祯帝却偏偏犯了这个大忌。崇祯帝的猜疑心主要体现在对武将的极度不信任。崇祯帝在罢内监不久之后，又重新启用了内监，毕竟只有这群人才能让生性多疑的崇祯帝放心。自崇祯二年四月任用曹化淳提督南京织坊开始，此后又派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的军队，派太监冯元升去核实各路军队的人数，据此统计的人数让户部发放军饷，又派太监吕直去代替崇祯慰问犒劳众将士，最让人想不到的是认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到了崇祯四年干脆恢复了太监监军制度，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且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位在督抚之上。崇祯还暗中派厂卫人员去监视军队。试想一下，一群什么都不懂的太监去负责军队，统军的将领们能心悦诚服地听命于他们瞎指挥吗？在这种情况下，统军的将领感受到的是皇帝对他们的极度不信任，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安全感，哪里还有心情为崇祯卖命打仗？于是军队与皇权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
袁崇焕的悲剧更是将崇祯帝的猜忌心表现的淋漓尽致。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的罪名将其打入大牢，而后凌迟处死。虽说这些罪名都成立，但崇祯帝真正害怕的不是这些罪名，而是害怕袁崇焕通敌。在己巳之变后，皇太极故意放风“袁巡抚有密约”，兵困京城是为了迫使朝廷同意袁与后金的和谈。同时，有意让“获明太监二人”偷听到袁崇焕与皇太极私下交易，放他们逃回去“详奏明帝”。这对于一向猜忌心重的崇祯帝来说足以要了袁崇焕的命。“自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加之辽东守将祖大寿等人害怕走上袁崇焕的老路，担心哪天崇祯帝心情不好就把他们给办了，于是纷纷投降皇太极。至此，后金兵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了”。《剑桥中国明代史》称：
“他( 崇祯 )相信了谣言于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很多人认为崇祯帝杀袁崇焕是自毁长城，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崇祯帝的猜疑心与急功近利合而为一，主要体现在内阁成员的频繁更换。崇祯在位十七年，共用过五十多位内阁成员，要知道终明一朝，内阁成员一共才一百六十多位。自秦朝以来，国家核心圈子这样长期、频繁的更换实属罕见，在尚属人治的封建社会，人去必然言空，
因此内阁政策的连续性在崇祯时期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上求治颇急 ，召对群臣，多不称旨，每加谓洁，群臣愈惶谏能对”正是由于崇祯帝急于求治，使文武百官手足无措，不能发挥出他们最真实的才能，当他们达不到崇祯帝的要求时，急于“中兴”的崇祯帝必将他们撤职。于是事与愿违，崇祯帝的目的没达到，朝政反而每况愈下。龚炜在 《巢林笔谈》中说道: “ 崇祯朝未尝无仁贤，而信之不专 ，用之不久，则债事之小人日进，而国亡矣”张岱也曾说：“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行于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潮更。耳目之前，尚有一翻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励哉！”
由此可见，崇祯时期并不是没有优秀的文武百官，而是崇祯的猜疑心重、急功近利在作祟，将这些国之栋梁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盲目自信，刚愎自用
崇祯帝十八岁登基时，正是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的年龄，他雄心壮志，一心想要振兴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
在铲除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后，崇祯帝自以为大势已定，以至于他对于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并逐渐变为自负、刚愎自用。一次大臣赞扬崇祯帝，将他比作唐太宗，按理说崇祯帝应该十分高兴，但崇祯帝却说：“唐太宗扫荡群雄，朕愧无其才。若闺门无序，家法荡然，朕羞称之矣。”崇祯帝这段话其实是瞧不起唐太宗这位千古一帝的。
当清军越过长城大举南下的时候，明军正在全力以赴的对付国内的起义军。
崇祯帝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决策中，不顾无数将士用生命换来的有利战局，不顾孙传庭等人的极力劝阻，一意孤行的把孙传庭从“安内”战场调到“攘外”战场。让李自成逃到商洛山，得到了缓气的机会，多年的剿匪成果到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毁于一旦，由于崇祯帝的刚愎自用，他犯的这个战略错误足以让明朝灭亡。之后由于军队粮饷吃紧，崇祯帝决定加派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名义上是“暂累吾民一年”，实际上是常税，加之地方官的横征暴敛，导致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大臣向崇祯帝建议停止加派三饷，崇祯帝视为耳边风，执迷不悟，致使百姓饿殍遍野，纷纷逃亡成为流民，最后加入到了农民起义军之中。崇祯帝的这一举动与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如多尔衮所说“前朝弊政，莫如加派，辽饷外又有剿饷、练饷，数倍正供”。
而将崇祯帝刚愎自用的性格体现的淋漓尽致的是周皇后临死前说的一番话:“臣妾跟从今上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耳。陛下命妾死，妾怎能不死？”言毕解带自缢而亡，周皇后与崇祯帝感情和睦、即便如此崇祯帝都不曾听过她的劝谏。连朱元璋那样的猛人都还听马皇后的劝谏，足见崇祯帝的刚愎自用到了怎样的地步了。
明朝这艘早已千疮百孔的战舰，由崇祯帝这样的舰长负责，驶向覆灭也是预料之中的。
冷酷无情，沽名钓誉
崇祯帝的冷酷无情主要表现在对官员的杀戮与关押。纵观崇祯时期，可谓人才济济。武官有袁崇焕、洪承畴、孙传庭等，文官有文震孟、钱谦益、刘宗周等，可谓文能安邦，武可定国。但十分可惜，这些人的下场都很悲惨。据统计，在崇祯统治的十七年间，共诛杀辅臣二人、尚书四人、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被他用严酷手段进行关押、殴打、判刑、流放或间接逼死的巡抚和尚书、侍郎都有几十人，其他侍郎以下的各级官员更是不计其数。据《明史》记载：
“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也。”
崇祯后期，被关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达145人。虽然有些人是犯了错被关进去的，但有一部分是由于崇祯身边的特务打小报告，从而被崇祯帝轻率的逮捕下狱。崇祯帝滥行诛杀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君臣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一向渴望拜相入阁的士大夫，一度将这一职业看作高危职业，因为哪天要是得罪了这个喜怒无常的皇帝，脑袋都得搬家，和做官相比，命还是最重要的。想让这些官员辅佐崇祯帝完成“中兴的伟业”，无异于痴人说梦。
崇祯帝注重所谓的虚名，本应由他承担的责任，他却一味的诿过于臣下。面对两线作战，崇祯帝清醒的认识到应该先与清军议和，集中全力对付农民起义军。于是他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全权主持议和的事情。但因行事不密，被言官所知，于是满朝哗然。之后书生意气的士大夫们纷纷上书，痛斥议和，以宋朝类比，将议和者比作秦桧。虽然崇祯帝也知道这些人基本上是空谈误国，但是为了维护其圣明的形象，他不可能会承担责任，最后只得让陈新甲来替他承担责任。“人臣无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新甲私款辱国，当失陷城寨律， 斩”。其实很多人都明白陈新甲是冤死的，没有崇祯帝的首肯，他敢私自议和吗？但是面对崇祯帝这样刚愎自用的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其次，关于南迁之事崇祯帝他希望南迁的动议由大臣首先提出来，然后他自己再做个顺水推舟。大臣也知道，一旦他日局势稳定了，崇祯帝绝对会追究他们弃城南迁的责任。于是大臣们也装聋作哑，
就在双方僵持之际，李自成已经将崇祯帝南迁的路线掐断，使明王朝得以苟延残喘的最后一线生机破灭。
可见，正是崇祯的性格缺陷让明朝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结语
谈迁在《国榷》中对崇祯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先帝 (崇祯 )之患 ，在于好名而不根于实，名爱民而适痛之，名听言而适拒之，名亟才而适市之；聪于始 ，愎于终，视举朝无一人足任者。”几百年后的今天再来审视这段历史，崇祯帝虽不是荒淫懒惰的暴君，但是他的性格缺陷最终导致了他不是一位合格的帝王。崇祯帝必须要为大明的灭亡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一句“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来为自己开脱，正如龚炜在《巢林笔谈》所言 : “ 明怀宗言，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甚矣，其自怒也！”。【1】《明史》
【2】《国榷》
【3】《巢林笔谈》
【4】《清史列传》
【5】《石匮书后集》
【7】《剑桥中国明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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