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谷帖》，紙本，縱24.9釐米，橫49.8釐米。上海博物館藏。
《南谷帖》為趙孟頫致友人南穀子的信函。南穀子是宋末元初著名的道士，其原名杜道堅（1237-1318），字處逸，太平州當塗人。40歲出家，南宋度宗賜號輔教大師。後受元太祖召見，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詔提點道教，住持杭州宗陽宮。仁宗皇慶元年，受隆道衝真崇正真人，與趙孟頫交善。此信講述了自己因腹疾不能赴杭州拜見的遺憾，併為共同的友人辭世致哀。
信札是最能反映書家功力的書寫形式，此札用筆流暢瀟灑，起收使轉一任自然。卷首有清代書家郭尚先題簽。
趙孟頫書論的核心：“用筆千古不易”
無論是在元代還是在中國書法史乃至中國文學藝術史上，趙孟頫都是一座巍然聳立的高峰。在藝術評判與封建倫理的雙重標準下，趙孟顆成為書法史上爭議最多的人物，而他的著名論斷“用筆千古不易”，又使得後世見仁見智，聚訟紛紜，莫衷一是。這一切都凸現了他在書法史中的重要地位。趙孟顆是在一種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具有特殊地位的歷史人物，對他藝術生命的評判，應該注重從時代與個人的互動中去做全面客觀的分析與把握，以避免過去一些只注意對個人因素的透視而忽略歷史背景因素的謬解與偏見。
趙孟頫本為宋太祖之子秦王趙德芳的後代，因先祖賜第於湖州，故後世一般稱趙孟頫為湖州人。自幼聰明慧穎，讀書過目成頌，為文操筆立就。元初，世祖忽必烈網羅漢族知識分子，行臺御史程鉅夫舉薦趙孟頫入朝，世祖見其才氣英邁，神采煥發，舉止超俗，容儀非凡，十分欣賞，甚為親重，賜官集賢直學士。元仁宗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故時稱“趙承旨”。趙孟顆為官清正廉潔，敢於直言，常思及“餘惟上為國家，不為吏民，慎謹興息。”(《答子誠割”趙孟顆本為趙宋貴胄，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銳複雜的情況下，“被薦登朝”，“為元所獲”。(清·陸心源《宋史翼》)出仕為官實則非出本意，不過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雖官居一品，但心情抑鬱，常常流露出彷徨的矛盾心情：誰令墮塵罔，宛轉受纏繞。
由於歷史的侷限性與批評視角的不同，以往對趙孟頫書法的批評多有理論上的偏頗與失誤，尤其是將政治批評與藝術批評混淆在一起，將人品評判與書法評判纏繞在一起。比如明代項穆就曾以一種衛道的立場指斥“趙孟頫之書，溫潤閒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祿也。”(《書法雅言》)以藝術批評的立場審視這些評判，顯然缺乏科學性與學術深度，是一種非藝術本位的書法批評。
趙孟頫在元初執畫壇牛耳，為元代山水畫變革的先驅，他託古改制，追逐古意，啟迪著元代畫風的改變。詩文為一代雄才，“瀏亮雅適”。(錢鍾書《談藝錄》)在篆刻實踐與篆刻理論上多有建樹，尤其是印學著作《印史序》可謂開篆刻理論之濫觴。在書學理論上，趙孟頫主張取法晉韻，避俗趨雅，勿使書品與人品相混淆：
近世又隨俗皆好學顏書，顏書是書家大變，童子習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種臃腫多肉之疾，無藥呵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實。向使書學二王，忠節似顏，亦復何傷?吾每懷此意，未嘗以語不知者，流俗不察，便謂毀短顏魯公，殊可發大方一笑。
趙孟頫書論中最為著名的命題則是“用筆千古不易”，驚世駭俗，振聾發聵，影響之大，以至今日仍聚訟紛紜，爭論不休。
至大三年(1310年)九月，趙孟頫應召赴京，途中將獨孤僧(天台人淳明)所贈《定武本蘭亭》反覆賞玩，先後寫了十三條跋文，即流傳後世著名的“蘭亭十三跋”。其中寫道：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宇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有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趙孟頫從悠久的中國書法藝術發展的本體規律中，剝開繁複龐雜的層層解說，抽繹出了“用筆千古不易”的核心命題，是基於對書法技法的人文思考，是基於對書法藝術形式特徵的審美思考。書法的用筆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逐漸積澱為具有民族審美心理與豐富文化內涵的獨特的藝術技巧式樣，其間由技巧到審美因時因人不同，但其技巧的基本原則要求與審美的內在規定性並未有根本性變易，在一定原則與標準下的毛筆書寫，是漢字書法區別於其他藝術最為重要的界定，歷代書家已多有闡發。如宋代大書法家黃庭堅所說：“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是一筆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論書》)在趙孟頫的書論中，用筆被提升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
學書有二：一日筆法，二日字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形弗妙，雖熟猶生。學書能解此，始可以語書也己。
僅指用筆的基本原理與其規定性要求，或僅指用筆的審美準則與標準，還不足以將用筆提升到“千古不易”的高度，那麼是在一種什麼樣的理論支點上，趙孟顆提出這一令後人難以詮釋的著名論點呢?我們不能不從更為隱蔽的思想深處去尋覓其根基所在：
右將軍王羲之，在晉以骨鯁稱，激切愷直，不屑屑細行。議論人物，中其病常十之八九，與當道諷竦無所畏避，發粟賑饑，上疏爭議，悉不阿黨。凡所處分，輕重時宜，當為晉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其名為能書所掩耶!書，心畫也，萬世之下，觀其筆法正鋒，腕力遒勁，即同其人品。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
難怪趙孟頫那樣重視“用筆”，強調“書法以用筆為上”，原來用筆不僅僅是關乎技巧，它還干係到人品名節，干係到道德修養，干係到知人論世!將用筆提升到“千古不易”的高度是因為其中有著儒家千古不變的倫理道德標準和人格品性作為理論支點的。趙孟頫“用筆千古不易”的提出，是沿著用筆——書品——人品的理性思維對書法藝術作出的理論思考與價值判斷。而後人的一些分析，大多膠著於用筆的技巧如執筆用鋒方面，或管中窺豹，或盲人摸象，終難揭舉本意。清代周星蓮說：“有駁趙文敏筆法不易之說者……餘竊笑其翻案之謬。蓋趙文敏為有元一代大家，豈有道外之語?所謂千古不易者，指筆之肌理言之，非指筆之面目言之也。……集賢所說，只是渾而舉之。古人於此等處不落言詮。餘曾得斯者，不憚反覆言之，亦僅能形容及此。會心人定當首肯，若以形述求之，何異痴人說夢。”周氏之所辯，可謂用心良苦，肌理之說，差強人意，雖未中的，亦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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