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读书人，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
在这个关于理想世界乐此不疲的追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
原因很简单，宋朝被称为读书人的天堂，是读书人的幸福时代。
宋朝不仅为读书人创造了良好的读书氛围，拓宽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而且对读书人是相当地宽容。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祖训，刻于碑上，“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这则祖宗家法也历来被人津津乐道，大都对宋朝皇帝的仁慈加以称颂。
毫无疑问，正是赵匡胤留下的祖训，给读书人崇高的地位奠定了基调。
但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指出宋代的一个矛盾之处：
“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
与之相关的一个疑问是，“生于忧患 、长于忧患”的宋朝为什么会采取“文治”，甚至明显地“重文抑武”呢？
我们知道，大宋的江山是太祖发动陈桥驿兵变而得来的，篡权而得来的帝位本来就不是很稳固。
黄袍加身
为防范内部变乱，稳定政权，首先就要收揽军权，控御军将。
宋太祖可不想他的部下再被人披上了黄袍。
从外部环境来看，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相对来说都比较强势，他们的实力都可以和中原王朝相抗衡。
尤其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他们的骑兵可以直逼华北平原。
在这样的内外情况下，宋王朝在内部要寻求一条“稳定至上”的道路。
统一疆土之后，宋太祖亟需一套可靠的制度来遴选人才，扩充文官政府。
宋太祖所倚赖的制度当然是科举，以笼络士大夫来换取宋王朝的江山永固。
但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这样一群肯为朝廷无私卖命的士大夫呢？
大概只有底层寒俊翻身为官才能对朝廷感恩戴德吧。
也许宋初的政治家认清了这一现实，科举才成了宋朝取士选官的主要途径。
譬如宋孝宗就曾说过：“朝廷用人，别无他路，止有科举”。
科举始于隋唐，盛唐时已经成为政府取士的重要途径，但是直到中晚唐，门第势力在政治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后来经过唐末五代大乱，官宦士族受到很大摧残，从此脱离了政治核心，把持权力的局面已经结束。
所以，到了宋代，需要扩大科举制度，输送更大规模、出身更加多样化的“新血”来取代贵族留下的真空。
宋代的科举考试
宋代对科举的重视前所未有。
相较于唐代，宋代科举考试录取人数大幅增加。
进士科最受重视，历年所取进士成了官僚队伍的主要来源，由此形成文官政府。
据《宋代科举社会》统计，唐代科举每年举行，每次进士科录取不过一二十人。而宋代考试平均三年一开科场，录取人数从宋太宗开始逐渐增多。
淳化三年（992）进士榜录取达300多人，此后每次进士录取都达到数百人。
宋真宗在位第三年（1000），进京赶考取得功名的各级别考生达到了1538人——这是中国科举取士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宋代对科举制度的重视还表现在，对远道赴京赶考的贡士提供旅费补助。
以往士人入京应考，费用均需自备，家贫道远者无法赴考。
宋太祖特意下诏：“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道举人，往来给券。”
西川、山南、荆湖的读书人进京考试，可以凭“公券”免费使用官驿的交通工具，并在官驿借宿，“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给于公家”。
973年，宋太祖亲自主持了殿试，以对未来高级别官员有一个直接印象。
殿试
宋太宗时，进士及第可以享受皇帝设宴的荣耀，宴席设在琼林苑，皇帝赐诗作贺，后来成为定制。
宋真宗更是亲自作《劝学诗》，用“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来劝勉学子读书上进，考取功名。
两宋的科举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更加严密和开放，这使得社会的上升渠道向更多阶层开放。
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相对来说越来越淡化，出身寒门的人可以“投牒自进”，也即自己报名就可以参加考试，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
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
从宋太祖开始，科举考试推行“锁院制”。
在考选期间，所有考官一经任命，就马上进入贡院，不得与外界联系，即使是家人也不能见面。这与现在高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锁院制度的实施，对于避免科举考试中的请托舞弊之风，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科举考场
宋太宗时又创设了“封弥制”，又称“糊名考校”。
将考生的个人信息密封起来，考官在评卷时完全不知道卷子出自何人之手（现在的高考评卷仍沿用了宋朝的封弥制）。
为防止考官通过辨认笔迹或暗记来识别“自己人”，后来又推出了“誊录制”，考生的每一份试卷全由专门的书吏抄录成副本，考官只能评阅副本。
这使得平民子弟有了更多的机会。
所以，北宋时有人说：“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到了南宋，更有人感叹“取士不问家世”。
宋代的社会流动，使得一批寒门学子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构成新兴的士人群体。
比如，范仲淹，据说年轻的时候在山寺里读书，带去的米不够煮米饭，只够煮粥，等粥凝结以后要切成4块，早晚各吃2块，这样整整吃了3年。
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更颇具草根逆袭的色彩。欧阳修四岁丧父，幼年时家里穷得连纸笔都买不起，靠母亲郑氏用芦苇在沙地上写字、画画，教他识字。
欧阳修
有一副千古名联，是形容家中缺衣少食的。上联“二三四五”，下联“六七八九”，横批“南北”。
这幅对联的意思就是缺一（衣）少十（食），没有东西。
从对联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家境积贫到了何种境地。而这副对联的作者正是北宋宰相吕蒙正。
而根据《宝佑四年登科录》（1265年，宝佑为宋理宗年号）记载，当年一共录取了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的是184人，平民出身的有417人，差不多三分之二来自于民间。
这年的第一甲第一名是文天祥，他也是从三代无官的家庭里出来的。
公平的制度加上经费的支持，宋朝的寒门学子们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大大提升。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朝，真正实现了寒门学子也能出将入相。
读书不仅能改变寒门学子的命运，甚至让寒门学子成为宋朝各大豪门争抢的金龟婿。
有个词语叫“榜下择婿”，准确地反映了宋代读书人的一种婚姻文化。
朝廷开榜那天，无数的少男少女，无数的择婿车，无数心情焦急的父母，全部涌往一个地方——东华门外。
他们有的是来看榜单的，有的是来看帅哥的，而更多的，却是来“择”女婿的。
榜下择婿
一般来说，进士开榜那天，10个榜上有名的，有9个都会“名花有主”，因为他们已经被前来择婿的老丈人们包围了，而剩下那1个，要么已经娶妻了，要么早就被别人预定了。
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被恩师胥偃定为自己的女婿。金榜题名的同时，也迎来了洞房花烛。
寇准、王安石等名臣都曾在榜下择得良婿。
王安石的名句：“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描述。红裙就是指的这些少女，绿衣郎则是金榜题名的进士们。
东京权贵巴不得这些天子门生给自己当女婿，投资一个新科进士，比投资任何商品都能获得更高的回报率。
因此，他们放任女儿去金明池争看当红偶像，如有中意的即差人说媒甚至请至宅邸亲自为女儿做媒。
宋朝由于打破了之前的门阀制度，登科及第成为广大学子们的新型晋升之路，朝廷的要员里面，九成以上都来自科考。
所以那些官僚们、地主富豪们，为了家族地位能够巩固、兴旺发达，全部把宝押在了这些新贵们身上。
为了追到这些金龟婿，宋朝的岳父们也是费尽了心思。
不但不要什么聘礼，反而倒贴，嫁妆、资助......那是相当丰厚，就怕新姑爷不进门。
其中还有一个笑话：
有一位书生，胡子都白了才考中进士，还是有人来提亲，媒人问他年龄，他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说：“四十年前三十三。”
这媒人也是不好做啊！
而最富戏剧性的莫过于“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故事。
寒门才子冯京自幼天资聪颖，二十多岁时就在乡试和会试中都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对于这样的人才，朝中大臣都争相抢夺。
在殿试之前，朝廷重臣张尧佐就先下手为强，强行将冯京拥到家中，亲绶金带，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而冯京不屑于张尧佐的人品，委婉地拒绝了。
在殿试时，冯京凭借出众的文采，被宋仁宗钦点为当科状元，成为了史上罕见的连中三元之人（整个古代科举的历史中仅有十三人）。
宋朝科举分为乡试（解试）、省试（会试）和殿试，分别由地方、中央部门和皇帝主持。第一名对应的分别是解元、会元和状元。
如果每次都考第一，就叫“三元及第”
宋代科举制度
最终宰相富弼如愿将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状元郎，可惜好景不长，富家千金薄命去世，富弼又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冯京，时称“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
在宋代,人们的家世身份背景趋于淡化,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科举考试在宋朝确实为寒门学子提供了改变命运甚至迎娶白富美的登天之路。
宋代的寒门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形成了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作为群体的自觉意识日渐成熟，并从整体上形成了“承当天下事”的价值取向。
代表言论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些并不只是个人情操的反映，实际上是一代士人的历史责任感，也是他们的共识与追求。
《宋代科举社会》，梁庚尧，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宝佑四年登科录》
《哈佛中国史4：宋的转型》，迪特·库恩著，中信出版集团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熹的历史世界》，余英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祖宗之法》，邓小南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心画》，卜寿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举制与日本贡举制之比较，向德富、杨涛，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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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时间的灰烬，喜爱阅读，愿把专业的历史用通俗的化的方式呈现给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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