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们求学的过程中，家长们经常会抱怨自己的孩子不愿意进行较多的沟通。

对于孩子们来说，家长们的问询不仅仅不是支持，甚至有很深的质疑感。

对于家长们来说，孩子们的回答不仅仅敷衍，甚至不耐烦地拒绝交谈关于学习的任何事情。

因此，对于双方而言，都可能带来沟通的挫折感。家长们因此会陷入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如果此刻选择放手，根据孩子们的意见进行选择和花费支出，不仅担心孩子们缺乏必备的社会经验而吃亏，更担心孩子们的人生道路因为关键时刻的不慎选择从而平添风波。正所谓“爱，很容易，但理解，好难。”

那么，导致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代沟”吗？

1.将“信息不对称”理解为“情感不对称”

社会心理学家Heidi Grant Halvorson曾研究了，为什么极其亲密的关系中，双方也难以达成完美的和愉悦的有效沟通。主要源自一种透明度错觉（The transparency illusion），即大多数人都存在着一种提前预设好的判断，即自己给予对方的信息与情感，对方可以完全的理解和感知。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原因就在于，任何人给出信息时，都立足于自己既有的知识与信息体系，以及成长的经验。当孩子们年龄比较小时，家长们的知识、信息和经验完全能覆盖孩子的所需，但如果进入艺术领域，马上会遇到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即大多数孩子们的家长不从事艺术领域内的工作。而在孩子们决定学习艺术之日起，他们从美术教师、画室同学和移动端媒体所获取的知识、信息和经验，其实大大超过了家长的认知程度。因此，当家长们沿着惯性试图对孩子们的情况给予沟通、指导和建议时，其实手中掌握的信息相对贫乏，却又习惯了自己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独掌话语权。所以，孩子们不愿意进行沟通就是必然的。

从张小龙公布的微信大数据，我们可以发现：

父母与孩子间存在巨大行为与认知差异

根据统计，艺术生家长最难理解的问题就是“绘画和设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艺术生考大学时，如何选择专业就成了天大的难题。

即使是设计专业本身就包含视觉传达设计、平面设计、交互设计、产品设计、工业设计、服装设计、动画设计、插画设计等等接近40个门类，这些专业虽然与绘画有一定的关系，却完全是不同的思维方式。报考专业的未来就业情况如何，包含哪些课程，求学过程中要注意哪些时间节点？这些关键性的信息与知识，家长们无法简单根据生活经验，甚至是影视剧或杂志中得来的只言片语进行理解和判断。这种知识、信息和经验的极度贫乏，自然与孩子们的真实感受和丰富信息量相去甚远。

统计显示，家长们的信息来源54.7%来自于各大门户网站，而孩子们的信息来源形式多样，大部分来自于社交化媒体

再举个例子。很多艺术生家长会觉得，国内考研很难，而出国艺术留学相对简单，还有镀金效果，从而支持孩子出国深造。殊不知，国外顶级艺术院校的“精英教育”，从来不信奉什么“快乐与宽松的教育”，仅就作业量而言，就是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的4-5倍，每个学期至少有30%的时间，每天只能休息3-4个小时是很正常的状态，老师们也绝对不呵护学生们的自尊心，出言讽刺、羞辱和打击是很大一部分名师的教学风格。而那些国外容易就读的大学，往往则和国内的二三本院校相差无几。

很难想象，这是国外大学的作业量

所以说，全球的顶级艺术院校都和中国的清华北大等名校一样，排名越高，越需要刻苦，甚至需要心理成长的坚强和优秀的独立生活能力。成功从来不便宜，更不容易。那些将艺术留学作为人生捷径的家长，因此很可能判断失误，当然更常见的境况是，由于对海外院校的不了解，将自己家本来优秀的孩子送入海外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学就读，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培养效果。

连世界工业设计大师菲利普·斯塔克都说↓

以上的例子可谓顺手拈来，比比皆是，但家长们往往不自觉的将这种信息不对称理解成情感的不对称，感慨：“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或者：“我家的孩子内向敏感，本身不愿意多沟通”。这都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很多情况下，家长们发现，谈到其他事情，孩子们愿意表达，但一旦谈及自己专业内的事情就很不耐烦，又或者孩子们和家长沉默不语，却和自己的老师、同学笑声朗朗的主要原因。因为信息、知识和经验的相对对称，才是任何人进行沟通的基础，而大多数情况下，家长们和孩子们这个沟通基础过于薄弱，或根本不存在。

从培养孩子们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对称很可能造成两类后果：

其一，在强势的或者负责任的家长们在替艺术生做出选择时，因为基础信息、知识和经验的匮乏，往往这个决定不够完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其二，在习惯于宽容培养的家长们那里，经常出现后悔的情况，感叹自己在孩子们人生路上的“关键几步”是缺失的，甚至没有尽到作为父母的基本义务。

而所有不能有效沟通的结局，都很可能是艺术生家长与子女所有关于专业和成长的沟通，最后简化成一个模式：“你给我拿钱就行，别再问那么多了”。

2.没有知识的共同成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Parl Lengrand曾经提出了而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终身学习（Life Learning）。这种“终身学习”的提出源自21世纪开始社会的加速变化与发展，不仅体现于技术革新和社会变革，同样家庭日常生活的方式和伦理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因此其包含的内容就不仅仅是指和职业或事业相关的专业技能的持续学习，还包含非正规的（non-formal）及不正规的（informal）信息与知识获取。因此，“终身学习”不仅包含“学会求知”和“学会做事”，还包含“学会相处”和“学会做人”。

一般意义上，家长们对于前两个部分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专业技能”，而对后两个部分则经常处于忽视状态。对于父母而言，“学会相处”，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和子女们的相处，“学会做人”，不再是如何处理由自己职业和交际圈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处理，最重要的同样是如何成为子女们做人的示范。这种榜样不是传统道德意义层面上的简单说教和以身作则，具体到教育和学习领域，有效地掌握知识、信息和经验，家长们至少应该和孩子们表现出同样的求知欲望，并同步成长，这才构成与新时期青少年沟通的必备前提。

当然，这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新期待与新要求。

哈佛大学金匠奖得主Bill Kovach曾提出一个观点，即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信息超载时代”（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每一个人一方面面对生活与职业生涯的提升需求，需要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和信息，但很难进行有效的辨析；另一方面大脑又是单位时间内信息存储有限的空间，因此不得不对有些知识和信息进行忽略。

家长们即使是认同了“终身学习”理念，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同样面临着难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认知的吝啬者”（Cognitive misers），当我们需要吸纳新的信息、知识和经验时，在信息超载时代，我们的大脑会发出两种处理问题的方式：

第一种是快速、简单、情绪化的吸纳知识，这种根据既有的简单生活与社会经验就可以“不费力”的完成。比如，我们需要了解孩子们报考什么院校更好时，我们常见的是听老师的意见、询问朋友的成功经验和各种公众号、微博、知乎上面的碎片化知识，将复杂的信息和知识系统，简单地归纳一下，就做出判断。

第二种是理性、慎重、有意识地处理信息，这是一种“需要付出努力和时间”的认知方式。同样以孩子们报考什么学校是人生最佳选择时，我们需要了解关于这所院校的课程、教学和就业情况，同时要听取在读学生的感受与意见，并寻找考取成功率（是指报考人数与考取人数的比率最高，而非考取人数最多）最佳的培训机构，同时还需要掌握关于想要报考专业的社会应用等等，这些知识很难通过简单的问询即可获得，需要付出长时间的信息与知识学习，也可以说，几乎和孩子们的求学历程时长近乎一致，并需要提前半年到一年开始，以便于需要做出判断时，能够准确的应用。

如果家长们在子女们的成长过程中，仅仅使用第一种方式，在认知心理学层面，孩子们感受到的往往是“家长并不是特别爱自己”。

而采用第二种方式则不仅会形成共同的语言和常识，同时也会让“共同成长”所带来的激励作用呈现极高的效率。

通常大家都会认为：如果家长的职业是教师或知识分子这类群体，更认同和“子女一起成长”的观念，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家长的社会地位越高往往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表现出更愿意采用快速、简单、情绪化的第一种处理方式。这不仅源自自身成功经验的束缚，同时也来源于社会地位越高的家长往往忙于工作的时间越长，能提供给子女们一起学习的时间越少。综合来看，一个家庭中，无论父亲或母亲，能够为孩子们一起进行“共同成长”所付出的时间越多，通常子女们在教育阶段的成功几率就越大。

当然，这里的共同成长与学习，不是让家长们成为专业的、职业的艺术人才，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这种共同成长，实际上是不包含专业技能的训练的，仅仅要求家长在常识和信息层面，和子女们获得同等程度的认知水准。

3.期待视界不相同

家长们与艺术生们难以沟通的因素，还包含“期待视界”的不同。这是由德国理论家Hans Robert Jauss提出的重要概念。即每个人接收到的信息都受制于自身的经验和信息视野，即使是同样的信息，在不同人群那里也包含着不同的意义。而至少在三个方面，艺术生与家长们的沟通基础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首先是潜在的物质基础不同。目前艺术生的家长们普遍是60后和70后，成长于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时期，经历过物质相对不丰裕的社会发展阶段，身处时代的价值观也并非特别多元化，一方面“进取心”体现于社会世俗的竞争成功，另一方面由竞争带来的危机意识也远高于当代的年轻人。

和艺术生的家长们进行沟通，家长们对孩子们最重要的一个“槽点”就是“不着急”和“爱拖延”。实际上，这是一种心理上比较有安全感的普遍反映。作为当代的年轻人，相对于艺术生的家长们，他们的生存危机意识近乎没有，没有经历过对有限社会资源的竞争，对机会和花费敏感程度远远低于家长们，这也就导致了“同样的道理在不同的时代实际上是不同强度和类型的标准。”

比如家长们要求准备考研的孩子们“认真学习”，可能在家长们的时代，研究生还没有进行扩招，每天学习12小时以上才叫刻苦，而在硕士学历已经普及化的当下，艺术生每天学习10小时就已经难以承受这样的强度了。家长们的“期待视界”与孩子们的“期待视界”仅就学习的时间量来说，就是难以匹配的。同样的道理，艺术生准备留学攻读硕士学位，至少需要每天学习12个小时，才能考入TOP10级别的全球艺术名校，而由于中国大学的扩招，即使是在高考阶段，也无需付出这样的辛苦，结果很多家长们会得出“出国读研怎么比高考还要辛苦”的惊诧感。因为家长们很多没有这种留学准备经历，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期待视界”不匹配。

其次，衡量得失的标准不同，与刚才谈到的原因类似。家长们这一代人衡量教育所带来成果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统一，即“教育带来的工作机会的优劣和未来可预期收入的多少。”部分家长还会考虑子女们未来工作的劳动强度。

当这种对教育成果的“得失标准”和家长们的期待完全不同时，为了避免被贴上“不靠谱”和“异想天开”的标签，沉默不语就变成了孩子们的常见习惯和选择。比如，目前服务设计即是国家重点扶植的专业方向，就业后的薪酬也明显高于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文理专业。但这个专业是2012年才从英美等最顶级的艺术设计院校起源的，基本上在中国家长们的知识视野之外，于是我们看到太多的情况下，家长们逼着自己的孩子学习金融或本专业，却拒绝甚至批评艺术生们选择这个全球都高度重视的新兴专业。艺术生们为自己站在时代的前沿而澎湃不已时，家长们很可能因为不能确定这个选择所带来的物质收益而惶恐不安。一方的期待视界是“时代的弄潮儿”，一方的期待视界是“岁月静好”，沟通由此变得艰难。

节目《少年说》中暴露的家庭问题

最后，应对的成长方式不同：家长们的教育和学习经历中，最大的知识与信息收获往往源自学校，二十年前并没有太多的各种类型的补习和培训机构。而在当下，即使高中和大学很多坦诚的老师们自己都承认，其授课热情和效率无法比肩于培训机构。这里不是为培训机构叫好，而是要厘清两种教育组织的运行所带来的学习与成长心理，对人的塑造是完全不同的。

在学校学习过程中，由于公办教育的教师无法做到精力的普遍分配，因此只能重点提升尖子生的学习成绩，而为了获得教育资源和教育精力的倾斜，学生们必须具备很强的主动学习能力和自律精神，才可能获得青睐；而私立教育与培训机构，由于必须提供优质的服务才能保证机构生存下去，因此学习的每一处细节和节奏，都已经按照效率最优化进行了设计，这就养成了学生们强大的依赖惯性。

换句话说，家长们做学生时，如果学习出色，那是自己争取来的；而当代学生们，如果学习要出色，则很可能是通过学费扶植出来的。这种教育与成长模式的区别就造成了：家长们一边期待自己的孩子具备很强的学习主动性和能力，具备很好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为了培养其竞争能力，将他们送入各种类型的培训机构，从而不可避免的削弱了学生们的主动能力。但如果不送孩子们去培训机构，那么则连入场资格都没有就被教育竞争给淘汰出局了。所以，这种教育模式带来的时代落差，本身就不可避免，也构成了太多沟通难题的思维分歧的起点。

同时，家长们接受教育的时代还是PC时代和熟人时代，而艺术生们从孩童时期接受教育开始，就几乎拥有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切便利资源，这种知识与信息资源的获取途径，比如B站、A站、微博甚至通过VPN翻墙浏览国外信息，都已经是艺术生最常见的生活状态。而家长们大概唯一和学生们能够有交集的移动互联网使用工具，就剩下微信和知乎了，有些朋友圈内容还要被孩子们屏蔽。家长们应对成长中的心理问题，除了听长辈、听朋友，很少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沟通和获取，能够从“得到”APP中听一听知识付费课程，都算是比较时髦的举动了，这与艺术生们使用各种小程序听课、购物、娱乐和交流，区别之大，完全像生活在两个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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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家长们期待自己的孩子，在书本查阅知识时，学生们可能正在Facebook和ins上面做基础的设计调研，这种“期待视界”的差异，无疑也是双方交流日趋沉默的重要因素。

如果艺术生的家长们期待自己能正确的、有效的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帮助，如果期待自己能提供有价值的建议而非颟顸的决定，如果期待自己能够通过恰当的沟通，同孩子的相处更加融洽和愉悦，那么，请开始学习吧，毕竟哺育儿女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人不投入精力和时间，能够获得丰硕的成果。当我们用这些道理指点子女时，也请说给自己，并付诸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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