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生們求學的過程中，家長們經常會抱怨自己的孩子不願意進行較多的溝通。

對於孩子們來說，家長們的問詢不僅僅不是支持，甚至有很深的質疑感。

對於家長們來說，孩子們的回答不僅僅敷衍，甚至不耐煩地拒絕交談關於學習的任何事情。

因此，對於雙方而言，都可能帶來溝通的挫折感。家長們因此會陷入一種患得患失的心理狀態，如果此刻選擇放手，根據孩子們的意見進行選擇和花費支出，不僅擔心孩子們缺乏必備的社會經驗而吃虧，更擔心孩子們的人生道路因為關鍵時刻的不慎選擇從而平添風波。正所謂“愛，很容易，但理解，好難。”

那麼，導致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代溝”嗎？

1.將“信息不對稱”理解為“情感不對稱”

社會心理學家Heidi Grant Halvorson曾研究了，為什麼極其親密的關係中，雙方也難以達成完美的和愉悅的有效溝通。主要源自一種透明度錯覺（The transparency illusion），即大多數人都存在著一種提前預設好的判斷，即自己給予對方的信息與情感，對方可以完全的理解和感知。

但實際上，這是一種錯覺。原因就在於，任何人給出信息時，都立足於自己既有的知識與信息體系，以及成長的經驗。當孩子們年齡比較小時，家長們的知識、信息和經驗完全能覆蓋孩子的所需，但如果進入藝術領域，馬上會遇到一種非常普遍的情況，即大多數孩子們的家長不從事藝術領域內的工作。而在孩子們決定學習藝術之日起，他們從美術教師、畫室同學和移動端媒體所獲取的知識、信息和經驗，其實大大超過了家長的認知程度。因此，當家長們沿著慣性試圖對孩子們的情況給予溝通、指導和建議時，其實手中掌握的信息相對貧乏，卻又習慣了自己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獨掌話語權。所以，孩子們不願意進行溝通就是必然的。

從張小龍公佈的微信大數據，我們可以發現：

父母與孩子間存在巨大行為與認知差異

根據統計，藝術生家長最難理解的問題就是“繪畫和設計有什麼區別”。所以在藝術生考大學時，如何選擇專業就成了天大的難題。

即使是設計專業本身就包含視覺傳達設計、平面設計、交互設計、產品設計、工業設計、服裝設計、動畫設計、插畫設計等等接近40個門類，這些專業雖然與繪畫有一定的關係，卻完全是不同的思維方式。報考專業的未來就業情況如何，包含哪些課程，求學過程中要注意哪些時間節點？這些關鍵性的信息與知識，家長們無法簡單根據生活經驗，甚至是影視劇或雜誌中得來的隻言片語進行理解和判斷。這種知識、信息和經驗的極度貧乏，自然與孩子們的真實感受和豐富信息量相去甚遠。

統計顯示，家長們的信息來源54.7%來自於各大門戶網站，而孩子們的信息來源形式多樣，大部分來自於社交化媒體

再舉個例子。很多藝術生家長會覺得，國內考研很難，而出國藝術留學相對簡單，還有鍍金效果，從而支持孩子出國深造。殊不知，國外頂級藝術院校的“精英教育”，從來不信奉什麼“快樂與寬鬆的教育”，僅就作業量而言，就是中國高等藝術院校的4-5倍，每個學期至少有30%的時間，每天只能休息3-4個小時是很正常的狀態，老師們也絕對不呵護學生們的自尊心，出言諷刺、羞辱和打擊是很大一部分名師的教學風格。而那些國外容易就讀的大學，往往則和國內的二三本院校相差無幾。

很難想象，這是國外大學的作業量

所以說，全球的頂級藝術院校都和中國的清華北大等名校一樣，排名越高，越需要刻苦，甚至需要心理成長的堅強和優秀的獨立生活能力。成功從來不便宜，更不容易。那些將藝術留學作為人生捷徑的家長，因此很可能判斷失誤，當然更常見的境況是，由於對海外院校的不瞭解，將自己家本來優秀的孩子送入海外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學就讀，結果沒有達到預期的培養效果。

連世界工業設計大師菲利普·斯塔克都說↓

以上的例子可謂順手拈來，比比皆是，但家長們往往不自覺的將這種信息不對稱理解成情感的不對稱，感慨：“孩子長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或者：“我家的孩子內向敏感，本身不願意多溝通”。這都是一種錯誤的理解。因為很多情況下，家長們發現，談到其他事情，孩子們願意表達，但一旦談及自己專業內的事情就很不耐煩，又或者孩子們和家長沉默不語，卻和自己的老師、同學笑聲朗朗的主要原因。因為信息、知識和經驗的相對對稱，才是任何人進行溝通的基礎，而大多數情況下，家長們和孩子們這個溝通基礎過於薄弱，或根本不存在。

從培養孩子們的角度來看，這種不對稱很可能造成兩類後果：

其一，在強勢的或者負責任的家長們在替藝術生做出選擇時，因為基礎信息、知識和經驗的匱乏，往往這個決定不夠完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

其二，在習慣於寬容培養的家長們那裡，經常出現後悔的情況，感嘆自己在孩子們人生路上的“關鍵幾步”是缺失的，甚至沒有盡到作為父母的基本義務。

而所有不能有效溝通的結局，都很可能是藝術生家長與子女所有關於專業和成長的溝通，最後簡化成一個模式：“你給我拿錢就行，別再問那麼多了”。

2.沒有知識的共同成長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人教育局局長Parl Lengrand曾經提出了而今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一個概念：終身學習（Life Learning）。這種“終身學習”的提出源自21世紀開始社會的加速變化與發展，不僅體現於技術革新和社會變革，同樣家庭日常生活的方式和倫理也在發生深刻的變革，因此其包含的內容就不僅僅是指和職業或事業相關的專業技能的持續學習，還包含非正規的（non-formal）及不正規的（informal）信息與知識獲取。因此，“終身學習”不僅包含“學會求知”和“學會做事”，還包含“學會相處”和“學會做人”。

一般意義上，家長們對於前兩個部分的理解往往侷限於“專業技能”，而對後兩個部分則經常處於忽視狀態。對於父母而言，“學會相處”，最重要的關係就是和子女們的相處，“學會做人”，不再是如何處理由自己職業和交際圈所帶來的社會關係處理，最重要的同樣是如何成為子女們做人的示範。這種榜樣不是傳統道德意義層面上的簡單說教和以身作則，具體到教育和學習領域，有效地掌握知識、信息和經驗，家長們至少應該和孩子們表現出同樣的求知慾望，並同步成長，這才構成與新時期青少年溝通的必備前提。

當然，這其實是有一些難度的新期待與新要求。

哈佛大學金匠獎得主Bill Kovach曾提出一個觀點，即我們的時代已經進入了“信息超載時代”（the Ag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每一個人一方面面對生活與職業生涯的提升需求，需要不斷汲取新的知識和信息，但很難進行有效的辨析；另一方面大腦又是單位時間內信息存儲有限的空間，因此不得不對有些知識和信息進行忽略。

家長們即使是認同了“終身學習”理念，那麼在具體的實踐中同樣面臨著難題。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認知的吝嗇者”（Cognitive misers），當我們需要吸納新的信息、知識和經驗時，在信息超載時代，我們的大腦會發出兩種處理問題的方式：

第一種是快速、簡單、情緒化的吸納知識，這種根據既有的簡單生活與社會經驗就可以“不費力”的完成。比如，我們需要了解孩子們報考什麼院校更好時，我們常見的是聽老師的意見、詢問朋友的成功經驗和各種公眾號、微博、知乎上面的碎片化知識，將複雜的信息和知識系統，簡單地歸納一下，就做出判斷。

第二種是理性、慎重、有意識地處理信息，這是一種“需要付出努力和時間”的認知方式。同樣以孩子們報考什麼學校是人生最佳選擇時，我們需要了解關於這所院校的課程、教學和就業情況，同時要聽取在讀學生的感受與意見，並尋找考取成功率（是指報考人數與考取人數的比率最高，而非考取人數最多）最佳的培訓機構，同時還需要掌握關於想要報考專業的社會應用等等，這些知識很難通過簡單的問詢即可獲得，需要付出長時間的信息與知識學習，也可以說，幾乎和孩子們的求學歷程時長近乎一致，並需要提前半年到一年開始，以便於需要做出判斷時，能夠準確的應用。

如果家長們在子女們的成長過程中，僅僅使用第一種方式，在認知心理學層面，孩子們感受到的往往是“家長並不是特別愛自己”。

而採用第二種方式則不僅會形成共同的語言和常識，同時也會讓“共同成長”所帶來的激勵作用呈現極高的效率。

通常大家都會認為：如果家長的職業是教師或知識分子這類群體，更認同和“子女一起成長”的觀念，但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並非如此。家長的社會地位越高往往在子女的教育過程中，表現出更願意採用快速、簡單、情緒化的第一種處理方式。這不僅源自自身成功經驗的束縛，同時也來源於社會地位越高的家長往往忙於工作的時間越長，能提供給子女們一起學習的時間越少。綜合來看，一個家庭中，無論父親或母親，能夠為孩子們一起進行“共同成長”所付出的時間越多，通常子女們在教育階段的成功幾率就越大。

當然，這裡的共同成長與學習，不是讓家長們成為專業的、職業的藝術人才，實際上，這也是不可能的。這種共同成長，實際上是不包含專業技能的訓練的，僅僅要求家長在常識和信息層面，和子女們獲得同等程度的認知水準。

3.期待視界不相同

家長們與藝術生們難以溝通的因素，還包含“期待視界”的不同。這是由德國理論家Hans Robert Jauss提出的重要概念。即每個人接收到的信息都受制於自身的經驗和信息視野，即使是同樣的信息，在不同人群那裡也包含著不同的意義。而至少在三個方面，藝術生與家長們的溝通基礎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異：

首先是潛在的物質基礎不同。目前藝術生的家長們普遍是60後和70後，成長於改革開放的快速發展時期，經歷過物質相對不豐裕的社會發展階段，身處時代的價值觀也並非特別多元化，一方面“進取心”體現於社會世俗的競爭成功，另一方面由競爭帶來的危機意識也遠高於當代的年輕人。

和藝術生的家長們進行溝通，家長們對孩子們最重要的一個“槽點”就是“不著急”和“愛拖延”。實際上，這是一種心理上比較有安全感的普遍反映。作為當代的年輕人，相對於藝術生的家長們，他們的生存危機意識近乎沒有，沒有經歷過對有限社會資源的競爭，對機會和花費敏感程度遠遠低於家長們，這也就導致了“同樣的道理在不同的時代實際上是不同強度和類型的標準。”

比如家長們要求準備考研的孩子們“認真學習”，可能在家長們的時代，研究生還沒有進行擴招，每天學習12小時以上才叫刻苦，而在碩士學歷已經普及化的當下，藝術生每天學習10小時就已經難以承受這樣的強度了。家長們的“期待視界”與孩子們的“期待視界”僅就學習的時間量來說，就是難以匹配的。同樣的道理，藝術生準備留學攻讀碩士學位，至少需要每天學習12個小時，才能考入TOP10級別的全球藝術名校，而由於中國大學的擴招，即使是在高考階段，也無需付出這樣的辛苦，結果很多家長們會得出“出國讀研怎麼比高考還要辛苦”的驚詫感。因為家長們很多沒有這種留學準備經歷，所以就形成了一種反向的“期待視界”不匹配。

其次，衡量得失的標準不同，與剛才談到的原因類似。家長們這一代人衡量教育所帶來成果的標準相對來說比較統一，即“教育帶來的工作機會的優劣和未來可預期收入的多少。”部分家長還會考慮子女們未來工作的勞動強度。

當這種對教育成果的“得失標準”和家長們的期待完全不同時，為了避免被貼上“不靠譜”和“異想天開”的標籤，沉默不語就變成了孩子們的常見習慣和選擇。比如，目前服務設計即是國家重點扶植的專業方向，就業後的薪酬也明顯高於一般意義上的普通文理專業。但這個專業是2012年才從英美等最頂級的藝術設計院校起源的，基本上在中國家長們的知識視野之外，於是我們看到太多的情況下，家長們逼著自己的孩子學習金融或本專業，卻拒絕甚至批評藝術生們選擇這個全球都高度重視的新興專業。藝術生們為自己站在時代的前沿而澎湃不已時，家長們很可能因為不能確定這個選擇所帶來的物質收益而惶恐不安。一方的期待視界是“時代的弄潮兒”，一方的期待視界是“歲月靜好”，溝通由此變得艱難。

節目《少年說》中暴露的家庭問題

最後，應對的成長方式不同：家長們的教育和學習經歷中，最大的知識與信息收穫往往源自學校，二十年前並沒有太多的各種類型的補習和培訓機構。而在當下，即使高中和大學很多坦誠的老師們自己都承認，其授課熱情和效率無法比肩於培訓機構。這裡不是為培訓機構叫好，而是要釐清兩種教育組織的運行所帶來的學習與成長心理，對人的塑造是完全不同的。

在學校學習過程中，由於公辦教育的教師無法做到精力的普遍分配，因此只能重點提升尖子生的學習成績，而為了獲得教育資源和教育精力的傾斜，學生們必須具備很強的主動學習能力和自律精神，才可能獲得青睞；而私立教育與培訓機構，由於必須提供優質的服務才能保證機構生存下去，因此學習的每一處細節和節奏，都已經按照效率最優化進行了設計，這就養成了學生們強大的依賴慣性。

換句話說，家長們做學生時，如果學習出色，那是自己爭取來的；而當代學生們，如果學習要出色，則很可能是通過學費扶植出來的。這種教育與成長模式的區別就造成了：家長們一邊期待自己的孩子具備很強的學習主動性和能力，具備很好的競爭能力，另一方面為了培養其競爭能力，將他們送入各種類型的培訓機構，從而不可避免的削弱了學生們的主動能力。但如果不送孩子們去培訓機構，那麼則連入場資格都沒有就被教育競爭給淘汰出局了。所以，這種教育模式帶來的時代落差，本身就不可避免，也構成了太多溝通難題的思維分歧的起點。

同時，家長們接受教育的時代還是PC時代和熟人時代，而藝術生們從孩童時期接受教育開始，就幾乎擁有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一切便利資源，這種知識與信息資源的獲取途徑，比如B站、A站、微博甚至通過VPN翻牆瀏覽國外信息，都已經是藝術生最常見的生活狀態。而家長們大概唯一和學生們能夠有交集的移動互聯網使用工具，就剩下微信和知乎了，有些朋友圈內容還要被孩子們屏蔽。家長們應對成長中的心理問題，除了聽長輩、聽朋友，很少通過移動互聯網進行溝通和獲取，能夠從“得到”APP中聽一聽知識付費課程，都算是比較時髦的舉動了，這與藝術生們使用各種小程序聽課、購物、娛樂和交流，區別之大，完全像生活在兩個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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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家長們期待自己的孩子，在書本查閱知識時，學生們可能正在Facebook和ins上面做基礎的設計調研，這種“期待視界”的差異，無疑也是雙方交流日趨沉默的重要因素。

如果藝術生的家長們期待自己能正確的、有效的為孩子的成長提供幫助，如果期待自己能提供有價值的建議而非顢頇的決定，如果期待自己能夠通過恰當的溝通，同孩子的相處更加融洽和愉悅，那麼，請開始學習吧，畢竟哺育兒女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沒有任何人不投入精力和時間，能夠獲得豐碩的成果。當我們用這些道理指點子女時，也請說給自己，並付諸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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