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慎生是二十世紀詩書畫藝造詣不俗的一位大家，民國時期他與陳半丁、王雪濤等齊名。是民國畫壇有口皆碑的『老好子』(齊白石語)。
他早年助力張大千遊學、協助黃賓虹授課，在惜才、助才、襯才上有自己獨到的貢獻。日後名震畫壇的張其翼、孫其峰、曹國鑑、潘素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
然而目前學界對汪慎生的文字介紹多是後人、門人回憶層面的，學術研究較為缺失。未能得到相應的歷史定位和很好的關注，原因在哪？
汪慎生：（1896-1972）名溶，字慎生。安徽歙縣滿川村（現汪滿田）人。幼在浙江蘭溪當學徒，後在上海畫炭畫謀生。約30年代初到京，先後任私立京華美術專科學校和輔仁大學美術系教授。解放後任民族美術研究所副研究員、北京畫院畫師、院務委員等職。汪慎生擅花鳥、山水，尤以花鳥著名，能工筆亦能寫意，而以小寫意花鳥畫最富影響。
出版有《汪慎生畫集》。《毛澤東故居藏書畫家贈品集》收有他的《四季長春圖》、《花鳥圖》和他與齊白石等人合作的《百花齊放圖》、《普天同慶圖》、《群芳介壽圖》等。
幼喜丹青，十七歲至上海學畫肖像，十九歲任浙江小學美術教師，二十歲至北京，以賣畫為生。1934年起於京華美術專科學校、北京輔仁大學美術系、北平師範學院任教。
繪畫上師法華新羅，以小寫意花鳥畫於北京畫壇享有盛譽。民國時期與陳半丁、王雪濤等齊名。民國時期的汪慎生資歷更老些，據說，“當年張大千來汪慎生家做客時，後面跟著一大批學生，正房內汪慎生與張大千談事，王雪濤、李苦禪等在旁屋和張大千學生一起聽著，足見當時畫界輩分之分明。”
汪慎生沒有著書立說，甚至沒有散論存世，這也是個遺憾。而汪慎生的舊學功底深，多年積累的詩稿已毀於“文革”；新中國時期又無從表現這一才能，且創作心得、畫理畫論等也未見於文字，因此理論建樹尚顯不足，目前只見其一篇《國畫感言》短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這方面存有較大的缺失。
沒有“伯樂”的發現和引領，內心留有一方“淨土”。王夢白與汪慎生同來自衢州，出身貧寒，從小學徒，都沒有系統的教育背景和家學承傳，但都痴迷繪畫。汪慎生小王夢白八歲，除早年有三年的私塾外，完全是自學成才的畫家。
汪慎生心中的追求可從他的一幅扇面兼自書詩中得以領略：“彭澤辭歸日，龍山落帽秋。一番清高處，千載思悠悠。”一九四二年八月，汪慎生為友人作菊花扇面，題上此句。八月正是滿地菊花時節，菊花又是陶淵明最愛，因此汪慎生題詩與畫作契合，更顯示出他文化底蘊與詩詞修養之深，從中也不難發現他內心留有一片超脫的“世外桃源”和“陶潛情結”。
汪慎生被稱為畫壇“老好子”，說明他為人處世的厚道、謙讓與隨和。汪慎生的隨和非同一般，就連畫壇特立獨行、眼高手高的王夢白也能與汪慎生融洽相處。
他與張大千交厚，曾與張大千朝夕相處，大千數度至北平皆住在汪宅，對張氏的幫助可算是畫壇佳話。兩位在當時是旗鼓相當的畫家，如今卻形成了不可同日的天壤之別，除格局、機遇、壽命等重要因素外，與汪慎生低調內斂、不爭不搶的“老好子”性格不無關係。
1936年，張大千、徐悲鴻在一次交談中，徐悲鴻稱張大千是“畫壇五百年來第一人”。大千先生聞聽此言，趕忙擺手，惶恐地說：“山水，我畫不過溥心畲、吳湖帆；花卉翎毛，我畫不過於非闇 、汪慎生；人物仕女，我畫不過徐燕蓀；”大千先生的這番談吐絕非自謙之語，倒是徐先生的話太顯溢美了。
大千先生的話足可佐證汪慎老在畫壇的藝術地位。
汪慎生作品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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