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央嘉措青海十年”的文化特徵簡述
一、與河湟土司文化疊加
今天形成的倉央嘉措（1683∼1746）的文化遺產，已經是漢蒙藏民族關係大融合的典型，彌足珍貴，影響巨大而深遠。而其中的“青海十年”，因為與碾伯縣阿土司府第十四代土司“擁承龍洽”善結檀越並隱身在阿土司家廟馬營寺十年，因而具備與河湟土司文化疊加的特徵，也是倉學研究的一個青海特色。
二、沒有了達賴身份
倉央嘉措1702年在扎什倫布寺退戒，只保留達賴的世俗權利，放棄了最高的佛僧地位；1706年被拉藏汗等三股勢力排擠出西藏並藉助清廷之手，被徹底褫奪達賴喇嘛身份。1712年在馬營寺隱身期間赴五臺山重新授戒，在華銳藏區是兗卓活佛；在安多藏區是達波活佛；在阿拉善和碩特蒙古地區則是德頂格根或溫都爾葛根。這一切，都是倉央嘉措後40年的真實身份。在傳世的《倉央嘉措秘傳》中，尊者本人從來沒有自稱達賴，也嚴厲禁止別人這樣的稱呼。道理很簡單，倉央嘉措24歲遁形的次年（1707），六世達賴的轉世靈童格桑嘉措在四川理塘降世；倉央嘉措26歲時（1708）清廷重新冊封益西加措為第二個六世達賴；倉央嘉措39歲時（1721）清廷冊封第三個六世達賴格桑嘉措並被滿蒙聯軍護送到布達拉宮坐床。
儘管1771年清廷在冊封八世達賴喇嘛堅白嘉措時重新追認了倉央嘉措的排序，但那是對1683∼1706期間的六世達賴喇嘛的佛理的承認，並不包括1706∼1746的倉央嘉措。這個矛盾，是倉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
三、“青海十年”是倉央嘉措的轉型期
所以，現代人研究倉央嘉措，24歲之前是研究六世達賴倉央嘉措；24∼64歲，只是研究倉央嘉措，或者說研究兗卓活佛倉央嘉措、達波活佛倉央嘉措、德頂格根倉央嘉措。把六世達賴的身份延續到24∼64歲的倉央嘉措，正是造成倉學研究混沌局面的根源所在。把十三世達賴土登嘉措揭示的“青海十年”做為倉央嘉措轉型期去研究，是倉學研究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是澄清混沌局面的切入點。這個概念有必要加以區分，是“倉央嘉措的青海十年”，並非“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的青海十年”。
那麼，倉央嘉措一生又是六世達賴喇嘛，又是德頂格根等等，是否有悖格魯派教義呢？前有車後有轍。四世班禪羅桑確吉堅贊（1570∼1662）自幼安貢寺出家，少年時是安貢活佛；中青年時期多次出任扎什倫布寺、甘丹寺法臺；後來主張並極力促成固始汗入藏建立和碩汗廷，被固始汗封號班禪，並將扎什倫布寺和大片土地贈送，於是羅桑確吉堅贊不再是安貢活佛，變身班禪大活佛，並向前追認三世，自己成為四世班禪，今天已傳至第十一世。所以，倉央嘉措在青海、阿拉善另外創立兩個轉世世系，有先例可循，並且都是清廷冊封的呼圖克圖，至今都傳至第六世。
四、“青海十年”的史學價值及現實意義
長期以來，史學界主流拒絕承認64歲倉央嘉措，拒絕承認《倉央嘉措秘傳》，就是因為，如果承認，則1707∼1746年，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和第二個六世達賴格桑嘉措平行存在了39年，嚴重悖離活佛轉世的倫理！所以，西藏方面在倉央嘉措六世達賴身份被清廷1771年平反以來的二百多年間始終無法在布達拉宮給倉央嘉措修建靈塔，的確是一種歷史的尷尬。而“青海十年”（更尕海-阿土司府-馬營寺-五臺山觀音洞）一系列史實的發現，特別是兗卓活佛的浮現，恰好可以剝離這一種尷尬，還原歷史真相。開發和利用這方面的價值，使之與河湟土司文化疊加起來，海東市的文旅產業可能是受益者。
題外話：現如今在國內文旅產業大發展高潮中，歷史名人成為開發創意的焦點，或者說是炒作目標。倉央嘉措也不例外，不沾邊的也要被扯進來，最典型的是四川理塘縣，明明是七世達賴格桑嘉措的故鄉，與六世達賴根本不搭界，偏偏要炮製每年一次“遇到倉央嘉措”的大型紀念活動周，影響力還挺大，無疑是地方特色旅遊項目的成功策劃！
五、倉央嘉措的政治遺產與文化遺產
同時應該澄清，1697∼1706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名義上在位9年，卻是虛位9年，政治遺產不可能多；創作63首情歌是文化遺產，也僅僅是19∼21歲的三年時間的青春期的作為，根本沒有貫穿64歲一生的生涯。所以，倉央嘉措一生的政治遺產和文化遺產，大多數集中在後40年，即中壯年時期，體現在17世紀末到18世紀中葉的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後一次民族關係大整合中的貢獻。情歌不是倉央嘉措的唯一的文化遺產，無論是青海十年，或者是阿拉善三十年，倉央嘉措都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遺產和文化遺產，待進一步的發現和挖掘。
李少魁，男，73歲。從事倉央嘉措歷史研究、田野調查考證三十年。倉學研究首倡者。《倉央嘉措去哪兒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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