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在《惜周作人》文章的開篇寫道：“在抗戰的十四個年頭裡，中國文藝界最大的損失是周作人附逆”。周作人是魯迅的弟弟，是新文化運動中一員大將，他的散文成就很高。林語堂評價說：“人生的瑣事在周先生的筆下便成為有趣可愛的談話了，這是一種世上稀有的本領。他能於不重要的題材之中寫出重要的事物來。”可是他空有如此高的本領，卻沒有守住一箇中國人的操守，從而身敗名裂。
七七事變後，許多朋友非常關心周作人，勸他南下，勿做亡國奴。他說，去南方魯迅的“黨徒”會對他不利，所以不能去。想去的理由只要一個就夠了，不想去的理由縱然有成百上成了也遮蓋不了虛假的內心，並且如此不堪的理由太經不住人們的質疑。作為哥哥的魯迅就是在兄弟不睦之後也沒有發表過對周作人不利的言行，而此時拿如此理由來搪塞，也太不合情理了吧。
為了讓周作人南渡，好友胡適也出面做工作。胡適特意為他寄了一首白話詩，道：“臧暉（胡適化名）先生昨夜作了一個夢，夢見苦雨庵（周作人的書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鍾出門去，飄然一杖天南行。天南萬里豈不太辛苦？只為智者識得重與輕。夢醒我自披衣開窗坐，誰知我此時一點相思情。”他希望用詩的形式，勸周作人南行，可是收詩的人沒有識得重與輕，辜負了胡適的一片苦心。
郭沫若在《國難聲中懷知堂》中甚至寫道：“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周作人的文章，尤其是散文在文壇是有地位的，被稱為民國第一散文家，後來也被稱為民國文化人中第一大漢奸。郭沫若為此說：“日本人信仰知堂的比較多，假使得到他飛回南邊來，我想，再用不著要他發表什麼言論，那行為對於橫暴的日本軍部，對於失掉人性的自由而舉國為軍備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無上的鎮靜劑吧。”可惜的是，周作人把漢奸做到了底，直至最後也沒能和廣大的抗日好友們站在一起，也沒有和祖國站在一起。文章的水平再高，如果人品不高，人性不高也枉然。
鄭振鐸 《惜周作人》
郭沫若《國難聲中懷知堂》
林語堂《周作人這個人》
張中行《胡博士》
閱讀更多 侃史談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