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28日，被毛澤東戲稱為“靠喬木，有飯吃”、被鄧小平讚譽為“中共中央第一支筆”的理論家胡喬木在解放軍三零一醫院與世長辭。而就在此前的7月份，他因癌症擴散引起骨折住院時，還在病床上對陪伴了他50餘年的老伴谷羽說：“我要活到九十歲，我希望做兩件事：一是完成對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動的回憶錄的寫作；二是重寫一部完整的中共黨史著作。”可病魔並沒有給他這個機會，讓他帶著對未竟事業深深的遺憾離開了。
一、完成對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動的回憶錄的寫作
在中共黨史上，胡喬木的名字是與毛澤東緊密聯繫在一起的。1941年2月胡喬木奉命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從此開始了他長達25年的秘書生涯，這是他一生的轉折點。在此後近四分之一的世紀裡，胡喬木在毛澤東的教導下迅速成長起來，從一名普通的秘書成長為中共領導人之一。有的老同志說:“沒有同毛澤東的這段緣分，就沒有今天的胡喬木。”胡喬木對這份感情更是珍惜，他在他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深情地說：“毫無疑問，就我個人來說，沒有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教誨，我就很難寫出這些文章，我的寫作能力也很難像在這本書裡所表現的逐漸有進步。”
毛澤東是一代偉人，無論是他在世時還是在他逝世以後，都有很多人著文記敘和研究他的方方面面。由於胡喬木特殊的工作崗位、深厚的理論素養以及他對毛澤東的特殊感情，黨內外很多同志早就建議胡喬木寫一些紀念文章，但他一直沒有答應。直到後來確定要寫點東西的時候，他對知名的中共黨史學家鄭惠說了自己為何沒有應允的原因：“我雖然做過毛主席的秘書，但許多重要的事情並不是經過秘書執行的，說不出多少有分量的東西來。”繁重的領導工作也使他沒有過多的精力擔負這項工作，在1989年的一次談話中胡喬木說：“十三大以後，我已經有可能集中精力面對黨史工作了。我是願意承擔這方面的責任的。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所以有一種戰戰兢兢的感覺，希望在有生之年，在這方面能多做一些工作。如果病倒了，這件事自然就做不了了，但只要活著，就會盡力乾的。”
同年，胡喬木開始整理他的文集，他看了些材料，勾起對四十年代的許多回憶。10月，曾任毛澤東同志資料秘書、我黨著名的黨史專家、理論家逢先知將《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送他審閱，他做了許多修改，並親自寫了《校讀後記》。這本書豐滿的回憶和翔實的材料又使他陷入了對往事深深地追思之中，萌動了寫“回憶”的念頭。
胡喬木一貫對工作抓得很緊，現在下定決心要完成許久以來的一樁心願，更成了坐不住的人。1990年2月，他找鄭惠談話，表示想寫一本反映四十年代毛澤東思想發展、毛主席怎樣在四十年代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的書，用毛澤東的著作、活動作主線，用當時具體的歷史作背景，把毛主席在四十年代所作的貢獻作一個比較條理化的分析，目的是為宣傳毛澤東思想增加一點內容，對這方面的教育有所貢獻。這次談話中，他還談到了初步設想的六個題目。後來由於到美國作學術訪問，寫作暫時擱置。
1990年11月，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送給胡喬木提意見。他饒有興趣地閱讀了兩遍，認真提出了讀後意見，並親自寫文章推薦，稱讚這本書是“黨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稍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書稿寫出，這是胡喬木多年提倡的一本書。他抱病讀完了其中較難寫好的幾個章節，甚為興奮。他還特意為該書寫了題記，給予很高的評價。原以為在較短時間內難以寫好的著作，現在不僅出版了，而且達到了較高水平。這給胡喬木以很大啟發，這促使他下定決心儘快成立編寫組來協助他展開工作。
1991年6月26日，在經過仔細考慮後，胡喬木給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和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寫報告請求支持和幫助，表示準備“寫本關於毛主席的回憶錄”，重點寫他所接觸和了解的毛主席在四五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動，準備在紀念毛主席誕辰一百週年時出版。報告隨即得到批准。
兩個月後，胡喬木找來著名黨史學者龔育之，邀請他參與四十年代的寫作並多抓抓五十年代的寫作。兩天後，他又找來鄭惠、石仲泉，希望早一點把編寫組的班子搭起來。胡喬木在談寫作要求時，提到了出版不久的薄一波的書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他說：“雖然不同薄老的書攀比，大致上要相稱。寫作不在書的厚薄、文章的長短，我們的書肯定不能那麼厚，因為薄老和我的身份、作用不一樣。……不能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相重複，也要同薄老的上、下冊儘量少重複。”談完要求後，他又給這兩位負責人詳細談了此時所想到的17個選題。
這時，胡喬木的身體已經由於癌細胞擴散變得很衰弱了，家人和醫生還沒有把真實情況告訴他。9月6日，他同編寫組的全體同志見面，興致勃勃地詢問了過去不熟悉的同志的情況，對有不同年齡層次的同志組成的班子表示滿意，對有幾位年輕人參加更是格外喜悅。寒暄過後，他開始佈置寫作題目和要求。
胡喬木對工作一向嚴謹，這次寫毛主席更是一絲不苟。在談到內容和主人公時，他說：“內容以回憶毛主席為主，全書以毛主席為主體，是對他的回憶，不把中央整個活動放到裡面。中央一些活動同毛主席沒有關係的，就不說了。因為是個人回憶，擬定的題目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大事不完全吻合，有些很大的事我不瞭解，沒有接觸過，就不好寫進去。有些事也許沒有那麼大，但從個人回憶方面說，比較清楚，就列到題目裡了。說是個人回憶，但有相當多的事也不能僅限於個人回憶。有些事我接觸過，但詳細情況不很瞭解，這種事還是要寫，因為它很重要，需要通過查材料講清楚。這在四十年代中的情況更多一些。四十年代大部分時間我不能成為事件的參與者。寫的時候不要勉強加入個人成分。勉強加入不適當，使讀者感覺是故意把個人加進去，失掉書的主旨，成為不是回憶毛主席，而是回憶自己。回憶成分多少要看事實。凡是可以回憶的，個人接觸多的就寫進去，也還是以毛主席的活動為主。”在談到每篇專題的篇幅時，他說：“最早是想一篇只寫一萬字，現在看一萬字不行，可能要到兩萬、三萬。看題目涉及的內容，需要講多少就寫多少。”在材料來源上，他談了三個：“一是黨中央保存的檔案；二是各種公開的出版物，回憶錄，文章，當時的記載；三是個人的回憶。” 在談到出書的時間與寫作質量時，他明確地說：“出書的時間，1993年紀念毛主席百年誕辰，最好在那個時候出。這樣，時間比較緊。當然還是以書的質量為第一標準。如全書不能都寫完，也可以分冊出。”談完總的要求後，胡喬木宣讀了他想到的37個題目，其中四十年代有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和陝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建設等15個，五十年代有共同綱領等22個。
敲定大綱後，胡喬木安排了一個相當緊張的日程表，要求每個星期聽取一次彙報，談一個寫作題目。有時甚至不到一個星期就要談一次，僅 11月份就談了五次。即便是在住院治療期間，他還找有關同志去談了兩次。從 1991年 9 月編寫組成立至1992 年 4 月的七個月內，他一共談話十多次，加上編寫組成立之前的十多次談話，共達二十多次。胡喬木逝世以後，編寫組商定將書的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談話錄”，是胡喬木二十多次談話的記錄整理稿；第二部分為“初擬稿”，是按照胡喬木生前擬定的題目，並根據他多次談話的精神撰寫的十九篇文稿。這個方案得到中央有關方面的批准，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中央有關方面審閱這部書稿後都作了肯定的評價。有的領導對文稿一一批閱，或曰“此篇已看，以為很好”；或曰“這篇有些人所不知的材料，好”；或曰“這是一篇很有意義的記錄”。還對全書批示道：“整個看來，這本書是有價值的。有若干篇讀起來比較枯燥，但是篇篇都那麼引人入勝怕也不可能。有很多篇是能引人入勝的。”這本書也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修訂再版時還印刷了75000冊，這是黨史著作中不多見的。
中央有關方面領導的肯定和讀者的喜愛也許能夠部分實現逝者胡喬木的遺願吧！
二：重寫一部完整的中共黨史著作
如果說胡喬木一生的轉折點是來到毛澤東身邊，那麼他第一次為全國人民所知則是由於十年以後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從那時起他就以理論家和黨史專家聞名於世了。
1951 年7 月 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週年紀念日，中央決定6 月 30 日在北京集會慶祝，屆時由劉少奇代表中央作報告。5、6 月間，劉少奇找來因胃穿孔動了大手術尚在休養之中的胡喬木，請他代為起草慶祝報告。胡喬木在四十年代曾協助毛澤東編校過《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重要文獻，又曾參與起草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三十年的歷史瞭然於胸。有了在黨史方面這樣的知識準備，他用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寫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長達四五萬字的初稿。毛澤東看後非常滿意，在送審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喬木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這可把胡喬木難住了：“這麼一來，我怎麼向少奇同志交待呢？”後來毛澤東傳話過來，少奇那裡由他去打招呼，報告另找人起草。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胡喬木署名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新華社全文轉發，全國各地報紙全文刊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廣播，人民出版社還印了單行本。一時間成為各地紀念建黨30週年的主要學習文件。
胡喬木長期在幕後工作，即使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發言人公開亮相，那也只是“新聞首腦”的形象。這一次，他作為理論家、黨史專家的身份，開始為人們所知道。他的一生，雖寫過很多的社論、評論、決議、文件，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其少有的署名著作，而且國內外影響極大。這是總結中國共產黨30年曆程的第一本開創性簡明黨史，也是第一本以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觀點來敘述中共歷史的書。它在以後長時期中對於黨史教育和黨史研究工作都起了很大的積極的影響，甚至成為後來黨史著述的範式和藍本。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成為胡喬木的代表作。然而胡喬木對這本為人所稱道的小冊子並不滿意，認為無論從邏輯、史實等方面都有一些錯誤。後來黨史界曾多次建議他修改，寫中國共產黨的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可他覺得那要下很大的功夫，讀很多書，把自己一輩子精力都用上也寫不好。
改革開放後，隨著對歷史反思的日漸深入，胡喬木感覺到必須重新寫一部完整的黨史著作來教育人民，總結幾十年的發展歷程。1985年至1987年，胡喬木對修改《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作了多次談話，不僅回答和論述了從黨的創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歷次革命時期黨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而且對黨史研究從指導思想到方法論都提出了重要的原則和意見。其中黨史研究要有堅定的黨性、要注意四面八方、要有科學性、以及寫作要兼顧學術價值和閱讀價值等原則後來都成為黨史著述中普遍遵守的規範。
1990年3月全國黨史工作座談會後，胡喬木對秘書說今後惟一的工作是搞黨史。他根據楊尚昆、薄一波提出要儘快寫出一部完整的黨史的要求，向胡繩等建議由中央黨史研究室先集中力量寫一部四十萬字左右的比一般教科書站得高、有新意的能夠反映黨的七十年曆史的著作，作為獻給黨七十歲生日的禮物。起初，他打算自己主持這部書的定稿工作，可是由於健康狀況，他沒有承擔起這項工作。在健康不允許的情況下，他吩咐秘書通過各種途徑查找近幾年來出版的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著作，讓秘書幫他購買海外出版的有價值的書籍。他說“不讀這方面的書，不掌握這方面的研究動態，就無法提修改意見”。1991年7月28日，胡繩送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的清樣，請他審閱。看著胡喬木日漸加重的病情，胡繩勸他不要著急，慢慢來，著重看第七章(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第九章(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及結束語(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這些寫作難度較大、分寸難以把握的部分就行了，但他一拿起清樣又不顧一切了。由於病情加重和藥物反應，他經常頭暈、噁心，但他還是用了不到五天的時間就把這幾章看完了。他在清樣上作了許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補寫，寫得十分精彩。他還寫了許多小紙條，就某一事件的史實或論斷提出具體修改意見。8月3日，胡喬木又找胡繩來談了很久，他對寫作班子的工作成果表示高度的評價，要胡繩轉告北京的同志。隨後他立即報告楊尚昆，請他召集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會議，批准出版這本書。8月8日，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舉行批准出版這本書的會議，胡喬木在會上主動提出他要為這本書寫一個題記，“我現在雖然寫封信都很困難，但我願意為這本書寫個題記，表示對這本書負責。”這篇題記8月15日寫成，這是喬木一生寫的最後一篇評論文章。錢鍾書讀了甚為欣賞，譽之為“思維縝密，詞章考究”。
1991年8月底，《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出版了。出版後得到的反應果然像胡喬木在題記中所說的，這部書並不是十全十美。許多讀者指出書中還有某些應該修訂的地方。大量的讀者，包括身經各個歷史時期的鬥爭的老同志，對這部書表示首肯。10月8日，胡喬木抱病出席了這本書的出版座談會，他在發言中對這本書的出版表示讚賞和高興。
雖然胡喬木一生竭忠盡智，對中共黨史著作的編著和黨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他還是為自己不能親手編寫一部完整的黨史而遺憾。今天黨史學界已經有了大、中、小三部完整黨史著作，還有難以計數的其它形式的黨史著作，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局面。胡喬木若看到今天黨史工作的繁榮局面，一定可以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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