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確定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
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抗美援朝結束後，黨的工作重點不再是武裝革命和戰爭，而是經濟建設。對這一點，我認為直到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之前，儘管中間發生過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和“大躍進”那樣的錯誤，在中央領導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頭腦中，始終沒有出現過動搖。即使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講到會議精神傳達時，也接受了劉少奇同志的意見，特別指出，各部門、各地方傳達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階級鬥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不要讓階級鬥爭干擾了我們的工作”。後來，黨的工作重點逐漸轉移到階級鬥爭上面，直至發生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對這一點，黨內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只是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可能直截了當地表達就是了。例如，1972年周總理主持工作，大抓批判極左思潮，提出要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掛在業務上；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大抓全面整頓，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三項指示即毛主席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以安定團結為好，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實質上都是要重新把經濟建設作為黨的工作重點的努力。
那時，國務院政研室正根據鄧小平幾次講話的精神，在起草題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的文章。文章引用列寧和毛澤東的話，說明束縛還是解放生產力，是區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最終標準。文章寫道：
列寧說過：“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經濟狀況的改善來衡量。”毛主席也說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結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區別真馬克思主義和假馬克思主義，區別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區別真幹革命和假幹革命，區別真幹社會主義和假幹社會主義，區別幹部所做工作的成績是好是壞，是大是小，歸根結底，只能，也只應按照列寧和毛澤東所提出的這個標準來衡量。
這篇文章還沒來得及發表，“四人幫”就掀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來，政研室裡揭發批判胡喬木，這篇文章被揭發出來，當成鄧小平同志搞“復辟”的罪證。這時我才知道，這篇文章是胡喬木佈置鄧力群同志負責起草的，目的是根據小平同志的意見，全面宣傳這三項指示，以糾正報紙上只宣傳第一項指示，而很少宣傳後兩項指示的偏向。
這件事揭出來後，“四人幫”如獲至寶，說這是用“以三項指示為綱”代替“以階級鬥爭為綱”，是要“回到唯生產力論”，並把它連同《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和國家計委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一起，打成“三株大毒草”，印成批判材料，下發全國。“四人幫”在《紅旗》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剖析《論總綱》的大批判文章，題為《一個復辟資本主義的總綱》，其中寫道：“以三項指示為綱”完全是為了對抗“以階級鬥爭為綱”，《論總綱》“從所謂實現‘四個現代化’開頭，又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為結束，這決不是偶然的”。據說，姚文元看到《論總綱》後，還在上面批批畫畫，說這是“歪曲馬列，回到唯生產力論”。其實，把鄧小平提出的“以三項指示為綱”和《論總綱》說成是唯生產力，這才真是歪曲馬列。但說“以三項指示為綱”的核心是“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實質是要以經濟建設代替“以階級鬥爭為綱”，那倒是確實的。鄧小平同志是這個思想，其他許多老一代革命家也是這個思想。
我聽李先念同志的秘書告訴我，粉碎“四人幫”後的第十天，即1976年10月16日，先念同志打電話給陳雲同志，徵求他對今後工作的意見。陳雲經過同王震、姚依林商議，提出了幾條建議。其中一條是：“要大力抓生產，使國民經濟能夠較快恢復和發展”；另一條是：“要儘快使一些老幹部站出來，領導本部門的工作”。可見，在奪取政權以後，黨的工作重點應當是經濟建設，這個思想在鄧小平、陳雲等老一代革命家的頭腦裡是一貫的，沒有疑問的。
在粉碎“四人幫”後的一段時間裡，華國鋒同志也是重視抓生產的。但由於“左”的思想的禁錮和歷史的慣性，他當時在指導思想上一方面急於求成，造成經濟工作中的冒進和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失調；另一方面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提出“抓綱治國”，在安排工作時還是把重點放在政治運動上。例如，他在十一大報告中提出了八項任務，第一項是“要把揭批‘四人幫’進行到底”，第四項才是“要抓革命，促生產，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在實際工作上，當然會產生種種矛盾，使人們難以放開手腳，理直氣壯地抓生產、抓工作、抓業務。於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同志不失時機地從正面提出了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實現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
1978年9月，鄧小平同志在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朝鮮後，路過東北，先後視察了黑龍江、吉林、遼寧和瀋陽軍區，一路走一路講要重視發展經濟的問題。他在吉林說：“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在瀋陽軍區，他把這個觀點講得更具體了，直接與當時正在進行的揭批“四人幫”運動聯繫在了一起。他說：“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幫’也好，怎樣才叫搞好了，要有幾條標準。”“對搞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麼叫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運動不能搞得時間過長，過長就厭倦了。……究竟搞多久，你們研究。有的單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結束”。自從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來，我們黨似乎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只能把政治運動放在首位，用政治運動來帶動和促進經濟建設與各項工作。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同志提出這個想法，很大程度上帶有試探性、啟發性，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點火”。他說：“我是到處點火，在這裡點了一把火，在廣州點了一把火，在成都點了一把火。”
本文選自《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修訂本）》
書名：《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修訂本）》
書號：978-7-5154-0887-3
出版時間：2018年12月
定價：39.00元
在本書中，作者從獨特的視角，對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之前的背景、會議期間的進展，以及會議文件的形成等三個方面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重點敘述了會上關於若干重大歷史遺留問題、個別領導同志的錯誤問題、真理標準的問題、中央人事安排問題的討論，特別是鄧小平“主題報告”的形成情況。既具有宏觀的歷史高度，又不乏微觀的歷史細節，有助於讀者全面、準確地瞭解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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