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一篇關於中國革命道路理論的光輝著作，標誌著其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道路理論的基本確立和形成。因重大歷史意義，這篇文章被收入《毛澤東選集》（1952年版）第一卷。篇首下有這樣一段註釋：“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篇通信，是為批判當時黨內的一種悲觀思想而寫的。”註釋簡略籠統，引發了不少人的猜測。隨著時間的推移，隱藏在其背後的歷史往事逐漸清晰。
林彪發給毛澤東一封特殊的“新年賀信”
1930年元旦，剛剛在古田會議上再次當選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接到了一封特殊的賀年信。寫信的是時任紅四軍第一縱隊縱隊長的林彪。這封信，一方面是新年到了，給毛澤東祝賀新年，另一方面是向毛陳述他對中國革命前途的看法。他不但表現出對開展土地革命，在農村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缺乏信心，甚至反對毛澤東提出的用一年時間爭取江西的戰略計劃，建議大敵當前之際，紅軍應該分散去打游擊，各自尋找出路。字裡行間，流露出一股消極悲觀的思想情緒。
林彪對中國革命產生悲觀情緒並不是偶然的。1928年5月，跟隨朱德上井岡山後，林彪眼見敵強我弱，環境艱苦，前途渺茫，心存許多疑慮。他經常說些“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嗎？”“一個井岡山，十個井岡山也是空的”之類的牢騷話。當了第一縱隊隊長後，他的這種悲觀情緒也沒有改善，甚至在公開場合也表現出來。革命的低潮，必然會使一部分意志不堅定的人心存迷茫、有所動搖，而身為高級指戰員，林彪的這種言行更加重了他們“井岡山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
是堅持鞏固的根據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還是分散出擊，打到山外，形同流寇，這是原則問題。毛澤東堅持前者，林彪則力主分散出擊。1929年5月18日，在瑞金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討論時局和紅軍的行動計劃時，林彪曾憂心忡忡地說：“我根本不同意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還說，“我的主張還是要隊伍分散了去打游擊，看一個時候，看一個很長的時候，看看有沒有希望。”林彪的發言受到毛澤東和陳毅的批評，可他卻沒有接受批評。紅軍攻佔福建上杭縣城後，林彪幾次給前委寫信，提出要去上海工作或者去蘇聯學習。1929年12底古田會議召開，林彪的想法也沒有很大改觀，於是他借給毛澤東的元旦賀信繼續陳述自己的看法。對於林彪的言行，毛澤東最初未予以足夠重視，認為他這“是小孩子之見”，沒有放在心上。1929年6月白砂會議之後，紅四軍高層圍繞“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爭執更加激烈，毛澤東對林的思想變化更無暇顧及。直到古田會議結束，毛澤東重新回到前委書記崗位上，紅四軍內部問題得到順利解決，他才有時間和精力重視黨內和軍內瀰漫的悲觀情緒。恰好收到林彪的這封元旦來信，毛澤東決定利用這一個極好“機會”，通過黨內通信的書面形式，幫助這些同志轉變悲觀認識，進一步闡明他對中國革命和紅軍的前途看法。
毛澤東借回信之機教育全黨全軍
經過幾天的深思熟慮，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賴坊村協成店，寫下了這封長達7000多字的原題為《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的回信。
毛澤東回信的開頭親切而自然：“新年已經到來幾天了，你的信我還沒有回答，一則有些事情忙著，二則也因為我到底寫點什麼給你呢？有什麼好一點的東西可以貢獻給你呢？搜索我的枯腸，沒有想出一點什麼適當的東西來，因此也就拖延著。現在我想得一點東西了，雖然不知道到底與你的情況切合不切合，但我這點材料實是現在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即使與你的個別情況不切合，仍是一般緊要的問題，所以我就把它提出來。”繼而，毛澤東語重心長地寫道：“我從前頗感覺，至今還有些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會議席上，你這個觀點最明顯。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遊擊；同時在三區域內也沒有建立政權的深刻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並指出林彪這一觀點的來源“主要在於沒有把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後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認識清楚。”
在信中，毛澤東除對悲觀思想進行了分析批評外，更多地是深刻闡明瞭他的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他還巧妙而又恰到好處地用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形容當時的革命形勢：“中國是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革命的力量雖然小，但它的發展是很快的。”
為了勉勵林彪及其他一些紅軍指戰員振奮精神，激發革命熱情，在信的最後，毛澤東以詩一般的語言描繪了一幅令人鼓舞振奮的前景：“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這封回信，言辭懇切，說理明晰，期盼之情溢於言表。由於不僅是批評教育林彪一人，而是為了糾正在紅四軍黨內較長時期內存在的悲觀主義思想。所以毛澤東在致信林彪的同時，還要求紅四軍政治部用鋼板刻寫油印，發至紅四軍各大隊黨支部，以便讓更多的紅軍指戰員瞭解他的思想和意圖。
林彪態度的轉變讓真相蒙上面紗
因其光輝和偉大，這篇通信並沒有就此淹沒在歷史風塵中。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為了教育全黨同志，讓大家瞭解中國共產黨的奮鬥史，經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決定，毛澤東親自主持編印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作為整風的重要文獻，供參加整風的高級幹部學習。書中收入了毛澤東寫給林彪的這封信。此後，中央軍委、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北方局、山東分局等編印的有關文件選集，均收錄了這封信。
林彪是這封通信的當事人，那時的他尚未對該信的公開使用產生異議。然而，隨著職務的不斷提升，他對這封信的態度有了轉變。
解放戰爭時期，為了適應革命形勢迅速發展要求，一些解放區醞釀籌劃公開出版一部《毛澤東選集》以供廣大黨員幹部學習。由於毛澤東給林彪這封信的特殊歷史地位，中共中央宣傳部還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編選毛澤東文集時，一定要收入這封信。獲知這一情況後，時任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林彪表現出了從未有過的顧慮。他於1948年2月12日致電中共中央宣傳部，一方面表示這封信的內容有很大的宣傳教育意義，他本人同意向黨內外公佈；另一方面又說：“為不致在群眾中引起誤會起見，我認為只公佈信的全文，而不必公佈我的姓名，以免對中央內情不瞭解的人發生種種無謂的猜測。”這份電報由中宣部呈送毛澤東審閱，出於對林彪的愛護與關懷，毛澤東隨即做出兩條指示：一、這封信不要出版；二、請陸定一、胡喬木負責將這部選集的書稿全部審閱一次，將其中不適宜公開發表的及不妥當的地方標出，並提出意見，待修改後再出版。遵照指示，1948年出版的東北書店版和晉察冀版《毛澤東選集》中，均沒有收入這封信。
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由中央統一編輯《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親自主持。由於這封信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央決定將其收入。為了不引起黨內同志對林彪的誤解，毛澤東將信的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並將明顯可以看出是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公開發表時通篇文章沒有出現林彪的名字。
權力野心日益膨脹的林彪，並沒有感受到這份寬容和愛護。他視這篇通信為政治汙點，耿耿於懷，想方設法地掩蓋歷史真相。1969年9月，在重返井岡山，故地重遊時，林彪詩興大發，填下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岡山》，把自己的形象塑造得光輝高大完美正確，根本看不出在當時絲毫的悲觀情緒。顯然，林彪企圖藉此一筆勾銷歷史舊賬。然而，事實就是事實。當毛澤東看到送呈來的這首詞後，微微一笑，用紅鉛筆在“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一句下面重重地畫上了兩條粗槓，並打了一個問號，說道：“這是歷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1991年7月1日，《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在中國共產黨建黨70週年紀念日正式出版發行，毛澤東寫給林彪的信被收入其中，標題仍然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篇目下有了一份恢復歷史原貌的註釋：“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覆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徵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這封信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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